去后山撞见女同学方便，她提裤怒骂：看了就得娶我

注：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对号

我叫陈守诚，今年四十三岁，在一家不大不小的装修公司做项目经理，说白了就是个包工头。

二十年前，我还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山里娃，每天天不亮就要上山砍柴，背到镇上去卖。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陈家沟的姑娘，只要被人看了身子，就得嫁。

这个规矩，害了我一辈子，也成全了我一辈子。

1987年，陈家沟后山

那年我刚满十八，高考落榜，在家帮爹娘干农活。说来也怪，那个年代落榜是常事，村里能念到高中的都算有出息，可我心里憋着股劲儿，总觉得不能就这么窝在山沟里一辈子。

八月十七，我记得清清楚楚，天热得像蒸笼。我扛着柴刀往后山走，特意绕了远路——因为那条道上的松柴更耐烧，能多卖两分钱一斤。

汗珠子顺着脊梁骨往下淌，我光着膀子把破汗衫搭在肩膀上，脚底下踩着干裂的黄土，满脑子想的都是镇上砖瓦厂招工的事。听我表哥说，一个月能挣六十块钱，还管一顿午饭。六十块钱，够我妹交一学期的学费了。

正琢磨着呢，前头灌木丛里突然一阵窸窣响动。

我以为是谁家的牛羊窜上山了，下意识握着柴刀就往前走了两步，拨开那丛野山枣枝——

我看见白花花的一片。

那种白，在满山的绿里头，扎眼得很。我愣了一瞬才反应过来那是什么，脑子“嗡”地一声炸开了锅。

蹲在那儿的人也看见了我。

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的心脏都停了。

是她。林秀梅。

我们陈家沟小学林老师的女儿，比我小一岁，在镇上念过初中，是整个大队出了名的俊姑娘。我念高中的时候每回路过她们村口，总能看见她在井边洗衣裳。她扎着两条麻花辫，辫梢上系着红头绳，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可她这会儿没笑。

她的脸先是一白，紧接着涨得通红，眼睛里头的情绪翻涌得比山下的龙潭河还急。

“陈守诚！”

她尖叫一声，手忙脚乱地提起裤子，那条军绿色的确良裤子发出一阵急促的摩擦声。我看见她的手在抖，整个身子都在抖。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她骂人的声音又尖又细，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带着哭腔。

我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干了什么，慌忙转过身去，耳朵根子烫得能煎鸡蛋。“我、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来砍柴——”

“你偷看！”她的声音里头带着咬牙切齿的恨意，“你故意的！你跟着我上山的！”

“我没有！”我急了，“我哪知道你在——”

后面的话我说不出口。那个年代，别说那个词了，光是想想都觉得是耍流氓。

林秀梅已经系好了裤腰带，从灌木丛后头冲了出来。她的眼睛红红的，脸上还挂着泪珠子，可那股子凶狠劲儿像护崽的母狼。

她一把揪住我的衣裳领子，那只手看着白白净净的，力气却不小。我被她拽得一个踉跄，柴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陈守诚，你看了我的身子，你就得娶我。”

她说这话的时候，嘴唇哆嗦着，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可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一眨都不眨。

我张了张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年头，陈家沟确实有这么个规矩——姑娘家的清白身子要是被哪个男人看了，要么嫁，要么那男人就得被整个家族打上门去。三年前，隔壁村的王老三就因为偷看张寡妇洗澡，被张家五个兄弟打折了一条腿，到现在走路还一瘸一拐的。

可我冤枉啊！我是真不知道她在后山解手，这条路是砍柴的常道，谁能想到有人会在这儿……

“秀梅，你听我说——”

“我不听！”她狠狠地推了我一把，往后踉跄了两步，差点也摔倒，“你要是不认，我现在就下山告诉我爹，告诉你们陈家老族长！你看看他们会不会扒了你的皮！”

我的冷汗一下子就下来了。

她爹林老师，那可是在公社里说得上话的人物。我爹陈德厚，一辈子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要是知道儿子干了这种“伤风败俗”的事，非得气死不可。

“秀梅，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

“你还说！”她的眼泪流得更凶了，“你是不是男人？你看了就是看了，敢做不敢当？”

我被这句话噎住了。

是啊，我确实看见了。不管是不是故意的，我确实看见了她蹲在那儿的模样。这在我们陈家沟的规矩里，就是板上钉钉的“看了身子”。

我弯下腰捡起柴刀，手指头捏得刀把咯吱作响。山风从松林间穿过，带着一股子燥热的松香味，吹在我光着的脊背上，凉飕飕的。

“行。”我咬着后槽牙吐出一个字。

林秀梅的哭声忽然停了。

“我娶。”我抬起头看她，看见她脸上又是泪又是汗，碎头发粘在额头上，狼狈得很，可那双眼睛亮得吓人。

她没说话，就那么盯着我看了足足有一袋烟的工夫，然后抬起袖子擦了把脸，转身就往山下跑。那条军绿色的裤子沾了草屑和泥土，在后头看着格外扎眼。

我站在半山腰上，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山道的拐弯处，手里的柴刀“咣当”一声又掉在了地上。

娶林秀梅？

我拿什么娶？

家里就三间土坯房，我爹常年咳嗽不断，我娘腰都弯了还在给人洗衣裳挣钱，我妹念初二，正是用钱的时候。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怎么养婆娘？

我在山上坐了很久，直到日头偏西了才胡乱砍了一捆柴背下山。一路上脑子里头乱糟糟的，一会儿想着林秀梅那白花花的身子，一会儿想着她哭红的眼睛，一会儿又想着我爹要是知道这事会是什么反应。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还没进门，我就听见屋里头有说话声。一个是爹，声音低沉沉的，另一个——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推开门，果然看见林老师坐在那张三条腿的破桌子旁边，面前摆着一碗没动过的白开水。我爹坐在对面的小板凳上，佝偻着腰，脸色难看得像死了亲娘。

“畜生！你给我跪下！”

我爹看见我进门，抓起手边的扫帚疙瘩就砸了过来。我没躲，硬生生挨了一下，膝盖一软，跪在了地上。

林老师没看我，端起那碗水喝了口，慢悠悠地说：“德厚哥，咱们两个村子挨着，祖上还是亲戚，这事我也不想闹大。你也知道，这种事传出去，我家秀梅的名声就毁了。”

“是是是，都是我这不争气的儿子……”我爹的声音在发抖，我从没听过他用这种语气说话，卑微得像条狗。

“那就按老规矩办吧。”林老师站起身，掸了掸的确良衬衫上并不存在的灰，“月底之前把亲事定了，年前把婚结了。彩礼嘛，我也不多要，六百块钱，三转一响不能少。”

六百块钱！

我猛地抬起头，正要说话，我爹已经抢先开口了：“六百块钱……林老师，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这……”

“怎么？嫌多？”林老师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德厚哥，你儿子看了我家姑娘的身子，这要是搁在旧社会，那是要浸猪笼的！我现在跟你好说好商量，你还跟我讨价还价？”

“不是不是……”我爹连连摆手，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团，“我是说……能不能宽限些日子，我、我去借……”

“不行，最晚到年跟前。”林老师说完，看都没看我一眼，背着手走出了我家那扇吱呀作响的破木门。

屋子里头一下子安静下来。我娘从灶房出来，靠在门框上抹眼泪。我妹缩在墙角，大气都不敢出。

我爹坐回板凳上，摸出旱烟袋，哆哆嗦嗦地点上火，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爹……”我哑着嗓子喊了一声。

“别喊我爹。”他背对着我，声音里头透着从未有过的疲惫和苍老，“你小子有能耐，一出手就给我惹这么大的事。”

我跪在地上，膝盖硌在夯土地面上生疼，可我动都没动。

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坐到天亮。满天星斗密密麻麻的，像是一双双眼睛在盯着我看。后山上吹下来的风带着松脂的香气，让我想起白天那场荒唐的相遇。

我恨自己为什么要走那条道，恨自己手贱去拨那丛野山枣枝，更恨陈家沟这该死的规矩。

可恨有什么用？

日子还得往下过。

接下来的三个月，是我们家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我爹卖掉了那头耕了八年地的老黄牛，又跟亲戚借遍了，最后连我娘的嫁妆——那对银镯子都拿去镇上当了。

我看着那对跟了我娘二十多年的镯子被当铺老板扔进抽屉里，心里头像被人拿刀剜了一样疼。

一九八七年腊月十八，我娶了林秀梅。

婚礼寒酸得不像话，借来的自行车队只有四辆，娶亲的鞭炮还是二踢脚拆开了放的。新娘子穿着一件红底碎花的棉袄，是借隔壁村王裁缝的，袖子长了一截，挽了好几道。

那天晚上，闹洞房的人都散了以后，我坐在床沿上，看着红盖头底下的林秀梅，心里头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三个月前，她还是我只能在井边远远看一眼的姑娘。现在，她是我婆娘了。

我掀开盖头，看见她脸上擦了粉，描了眉，嘴唇上抹了红，好看是好看，可那双眼睛里头没有笑意，只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睡吧。”我说。

她没吭声，吹了灯，窸窸窣窣地脱了衣裳钻进被窝。

那一夜，我们谁都没说话。黑暗里头只有彼此的呼吸声，陌生得像是隔着一条河。

我躺在那儿，盯着漆黑的房梁，想着那六百块钱的债，想着卖掉的老黄牛，想着我娘那对银镯子，想着从今往后的日子。

后山的风在窗外呼啸了一整夜。

我忽然想起来，那天在山上，我看见林秀梅蹲在灌木丛后头的时候，她的脸上不光是惊恐和愤怒，还有一样东西。

那是恐惧。

她怕我不认账。

因为她也知道，在陈家沟，一个被人看了身子的姑娘，要是男人不娶，这辈子就毁了。

我们俩，谁都不是赢家。

1990年，深圳罗湖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绿皮车厢里头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到处都是南下打工的人。我靠在一个编织袋上，随着火车的晃动半睡半醒，脑子里头翻来覆去的都是秀梅的脸。

结婚三年了，闺女生下来刚满百天，我就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没办法，六百块钱的债还没还完，闺女又是个花钱的祖宗。家里那几亩薄田，种出来的粮食也就够嚼用，想要还债，只能出来打工。

临走那天晚上，秀梅抱着闺女坐在床沿上，一句话都没说。我收拾着那个破旧的帆布包，往里头塞了两件换洗衣裳和一瓶咸菜，手抖得厉害。

“到了写信。”她忽然开口，声音哑哑的。

“嗯。”

“别在外头乱搞。”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看我，盯着怀里睡着的闺女。

“不会。”

“你要是敢在外头有人，我就抱着孩子跳龙潭河。”

我手一抖，那瓶咸菜差点掉在地上。

我转过头看她，她的表情平静得很，不像是在说吓唬人的话。那双眼睛还是好看，可是里头多了些东西——是跟了我三年穷日子磨出来的戾气，还是生了孩子以后才有的狠劲儿，我说不上来。

“秀梅，我出去挣钱，是为了咱们这个家。”

“我知道。”她终于抬起眼看我，“所以我才让你去。”

那天晚上我们破天荒地说了很多话。她说她其实不怪我那天在山上撞见她，她知道我不是故意的。她说她恨的是陈家沟的规矩，可她也感激这规矩——要不是这样，她爹不会让她嫁给我这个穷小子。

“我爹看不起你们家，我知道。”她侧过身子，背对着我，“可他不知道你有多大的心气。我见过你在镇上粮站扛麻袋，两百斤的包，别人扛一袋就歇，你一口气扛十袋。”

我没说话，心里头热乎乎的。

“守诚，你走吧。混出个人样来，让那些看不起咱们的人都看看。”

火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了下来，我睁开眼，窗外的天已经蒙蒙亮了。

深圳。这座我听都没听过的城市，据说遍地是黄金，就看你能不能弯腰捡。

现实很快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刚到罗湖那阵子，我跟十几个老乡挤在一间铁皮棚子里，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直哆嗦。每天天不亮就去建筑工地门口等活儿，运气好的时候能被工头挑中，干一天挣十五块钱；运气不好，就白等一天，回去啃干馒头就凉水。

第三个月，我给秀梅寄回去了第一笔钱——三百块。

她在信里说，还了一百块的债，给闺女买了奶粉，还剩下五十块存了起来。信的末尾，她歪歪扭扭地写了四个字：“我想你了。”

我蹲在工地的水泥管子上，把那封信来来回回看了十几遍，眼眶子发酸。

我知道，她不是个会说软话的女人。能写出这四个字，已经是她的极限了。

那一年，我在工地上从搬砖做到了砌墙，从小工做到了大工。手上的茧子磨了一层又一层，肩膀上的皮晒脱了长、长了又脱。每个月发了工钱，除了留下吃饭的钱，全部寄回家。

一九九一年秋天，我还完了最后一笔债，还攒下了三千块钱。

那天晚上，我请工地上几个关系好的兄弟在街边摊上喝了顿酒，醉得一塌糊涂。老周，一个河南来的钢筋工，拍着我的肩膀说：“守诚，你小子不赖，三年还清六百块的债，还攒了三千块，在咱们这群人里头，算这个。”

他冲我竖了个大拇指。

我端着酒碗，看着深圳这座城市的霓虹灯，心里头想的却是陈家沟后山上的那片松林，还有那个扎着红头绳的姑娘。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才是真正考验我们的时候。命运这东西，从来不会因为你穷就放过你，反而会变本加厉地折腾你。

一九九三年春节，我回家过年。秀梅抱着闺女在村口等我，小丫头已经三岁了，扎着两个羊角辫，怯生生地看着我这个陌生的爹。

那天晚上，等闺女睡了，秀梅躺在我身边，忽然说：“守诚，我也想跟你去深圳。”

我愣住了。

“闺女怎么办？”

“带着。”

“那边苦得很，你没吃过那种苦。”

“你能吃的苦，我也能吃。”

她就是这么个人，决定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正月十五一过，我们一家三口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深圳已经不是三年前那个到处是工地的小渔村了，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街上跑着的小汽车越来越多。可这些繁华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在城中村租了一间十平米的单间，厕所和厨房都是公用的，半夜上趟厕所要摸黑走五十米。

秀梅没有抱怨过一句。

她去了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一天站十二个小时，回到家里脚肿得穿不上拖鞋。我在工地上带着十几个人的小班组，也开始学着看图纸、算工程量。

日子还是苦，可是不一样了。因为一家人在一起，再苦的日子也有个奔头。

每天晚上吃完饭，秀梅会拿出一个小本子记账——今天挣了多少，花了多少，还剩下多少。她的字还是歪歪扭扭的，可是每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

“等攒够五万块钱，咱们就回家盖房子。”她说。

“嗯。”

“盖两层楼的那种，带个院子。”

“好。”

“院子里种棵枣树，结的枣子又大又甜。”

“行。”

她忽然就不说话了，低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慌了，赶紧把她搂过来，发现她在哭。

“怎么了这是？”

“没啥。”她抹了把眼泪，“我就是觉得，这日子总算有盼头了。”

那天晚上，我们挤在那张一米二的木板床上，听着隔壁夫妻吵架的声音，听着楼下收废品的吆喝声，听着这座城市喧嚣的夜晚，心里头却觉得前所未有的踏实。

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让秀梅和闺女过上好日子。一定要让她们住上有院子的楼房，院子里种一棵枣树，结满满一树的枣子。

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这个愿望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能实现，也不知道在这条路上，我们还会经历什么。

深圳这座城市，教会了我怎么挣钱，也教会了世人怎么变。

一九九六年底，我已经是一家装修公司的项目经理了，手底下管着四五十号工人。我们接了一个大活儿——装修一栋新落成的写字楼，工期三个月，利润可观。

甲方派来对接的是个年轻女人，姓孟，叫孟晚晴，比我小几岁，据说是什么商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那天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职业套装，踩着高跟鞋走进工地的时候，所有工人的眼睛都直了。

我们这些年在工地上摸爬滚打，见过的女人不是厂妹就是清洁工，哪里见过这样的？

她倒是不嫌弃工地脏，踩着高跟鞋在水泥灰里头走来走去，用一根白皙的手指指着图纸上的位置，条理清晰地跟我交底。声音软软的，可是说话的内容一点都不软，每一条要求都精确到了毫米。

“陈经理，这面墙的平整度达不到图纸要求，必须返工。”她转头看我，那双眼睛又黑又亮，里头透着不容商量的光。

“孟小姐，这个误差在允许范围之内——”

“图纸要求的精度是两毫米，你们做到了三毫米。”她微微一笑，语气却更坚决了，“这是我的项目，我不接受‘差不多’。”

工人们都看着我。返工意味着增加成本，这单活儿本来利润就薄，一返工就得亏。

我咬了咬牙：“行，返工。”

晚上下班后，孟晚晴忽然出现在我们工棚外头。她还是那身白套装，站在铁皮棚子和废料堆中间，显得格格不入。

“陈经理，一起吃个饭吧，聊聊接下来的方案。”

我想推辞，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是甲方，得罪不起。

我们在工地附近的一家小馆子里坐下。她点了几个菜，要了两瓶啤酒，给我倒了一杯。

“陈经理，我看过你的资料，陈家沟出来的，高中毕业，自学考了建筑类的资格证。”她晃着酒杯，看着我笑，“说实话，像你这样在工地上还能坚持学习的，不多。”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只是笑笑，喝了口酒。

那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她说话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项目的事，可她的神态、语气、笑容，都在告诉我——这个女的对我不一样。

临走的时候，她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这是我的私人电话，项目上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我接过名片，手指碰到她的指尖，凉凉的。

那天晚上回到出租屋，秀梅正在洗衣服。她蹲在公用水池旁边，两条胳膊泡在肥皂水里头，搓着我那件沾满油漆的工作服。

“回来了？吃饭没？”她头也没抬。

“吃了，跟甲方的人吃的。”

“哦。”

她没有追问。这些年的工地上摸爬滚打，秀梅也变了不少。她不再是那个在山上骂我“不要脸”的姑娘了，生活的担子把她磨得粗糙了很多，可也让她更沉得住气了。

我把孟晚晴的名片塞进裤兜里，没有告诉秀梅饭桌上那个女人的眼神。

那个眼神让我心慌，可我告诉自己，那只是工作需要。

后来的半个多月里，孟晚晴几乎天天出现在工地上。她总是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跟我单独相处——看材料、确认方案、讨论图纸。她甚至开始关心我的生活，问我老家是哪儿的，来深圳几年了，孩子多大了。

她的问题越来越私人，她的笑容越来越意味深长。连手底下的工人都看出苗头了，老周偷偷拉着我说：“守诚，那个孟小姐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儿，你可悠着点。”

“瞎说什么呢。”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头却越来越没底。

终于有一天晚上，孟晚晴又约我吃饭。这一次不是在工地附近的小馆子，而是市中心一家我从没去过的餐厅。水晶吊灯，白色桌布，服务生穿着西装打着领结。

“陈经理，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件事。”她放下筷子，那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我握着酒杯的手微微发紧。

“我喜欢你。”她说得很坦然，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从第一次在工地上见到你，我就注意到你了。你跟那些工人不一样，你有野心，有脑子，有担当。”

“孟小姐——”我打断她。

“叫我晚晴。”

“孟小姐，”我还是坚持这么叫，“我有老婆孩子。”

“我知道。林秀梅，你们结婚快十年了，有一个女儿。”她不紧不慢地说，显然已经打听得很清楚，“可是陈经理，你有没有想过，你和她从一开始就不是自愿的。你是因为看了她的身子，被逼着娶的她。”

我愣住了。她怎么知道？

“你别误会，我没有调查你。”她笑了笑，“是你们陈家沟出来打工的一个老乡跟我说的。他说你们那里的规矩，看了姑娘的身子就得娶。”

我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像是被人当众扒了衣裳。

“陈经理，我想说的是，那样的婚姻不算数。你跟她是被迫的，不是自愿的。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可以重新选择的。”

她说着，伸出手来，覆在我的手背上。她的手心温热，柔软得像没有骨头。

我猛地抽回手，站了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旁边几桌人都看了过来。

“孟小姐，项目上的事我们可以谈。其他的，免谈。”

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走在深圳灯火辉煌的街头，我忽然觉得手脚冰凉，心却跳得厉害。

我不是没动心。说不动心是假的。孟晚晴漂亮、有文化、有钱，她说的那些话像刀子一样精准地扎进了我心里最软弱的地方。

是啊，我和秀梅，从一开始就不是自愿的。我们是被那该死的规矩绑在一起的。如果不是那天在山上撞见她解手，我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副样子？

我站在天桥上，看着脚下川流不息的车灯，忽然觉得一阵茫然。

可是当我回到出租屋，推开门，看见秀梅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面前还摊着那个记账的小本子，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一笔开支，最新的一行写着：“守诚的鞋破了，下个月给他买一双新的，六十块。”

那双工地上穿的大头鞋，底子已经磨得快透了，我自己都忘了跟她说，她却注意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灯光下她那张不再年轻的脸，忽然觉得自己在天桥上的那点心思有多混蛋。

第二天，我找到孟晚晴，跟她说这个项目我不做了，让她另请高明。

她看着我，眼神里头有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失望，又像是意料之中。

“陈守诚，你是个好男人，可惜了。”她转身离开的时候，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站在工地上，吹着南国湿热的冬季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我知道，我错过了一个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可是我不后悔。

那天晚上我和秀梅挤在木板床上，听着她在我身边均匀的呼吸声，窗外的城中村依旧嘈杂，可我的心里却比往常都平静。

其实孟晚晴说得对，我和秀梅的婚姻是从一场荒唐的误会开始的。可她不知道的是，这十年一起熬过来的苦日子，已经把我们牢牢地绑在了一起。

欠债、打工、流汗、攒钱、吵架、和好——这些日日夜夜堆起来的感情，比那些风花雪月的东西结实得多。

哪怕它一开始，只是一场后山上的闹剧。

1999年，深圳到陈家沟

六年前我们带着一个蛇皮袋南下，现在回去的时候，带着整整一卡车的家当。

秀梅坐在副驾驶上，怀里抱着六岁的儿子——我们的小儿子，三年前在深圳出生的。闺女坐在后排，已经九岁了，扎着马尾辫，戴着红领巾，像个小大人。

我们终于在老家盖了房子。两层的楼房，带院子，院子里种了一棵枣树——就像秀梅当年说的那样。

新房子落成那天，村里好多人都来看。我爹拄着拐杖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还没结枣的小树，浑浊的眼睛里头泛着光。

林老师也来了。他已经退休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他背着手在新房里转了一圈，最后站在我面前，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我叫了一声：“爹。”

他愣了好一会儿，然后“哎”了一声，转过身去抹眼睛。

那天摆了几桌酒，请了村里和亲戚。老周也从深圳回来了，他现在自己包工程了，混得比我还好。他端着酒杯跟我说：“守诚，还记得当年你还那六百块钱债的时候咱们喝酒的事儿吗？”

“怎么不记得。”我跟他碰了个杯。

“那时候你说，等还完债就回老家，种地养鸡，再也不出去了。”

“嗯。”

“结果你小子不但没回去种地，反而把老婆孩子都带到深圳去了。”老周哈哈大笑，“这人啊，命这东西，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是啥。”

我喝了口酒，扭头看了一眼正在招呼客人的秀梅。她穿着一件新买的红毛衣，头发烫了卷，跟当年那个扎麻花辫的姑娘判若两人，可笑起来的样子还是一样——两个浅浅的酒窝。

晚上客人都散了，我和秀梅坐在新房的院子里，头顶上那棵枣树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

“秀梅。”

“嗯？”

“当年在后山上，你是真觉得我故意偷看你吗？”

她愣了下，然后轻笑了一声：“其实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那你……”

“我故意的。”她低下头，声音轻得像风吹过草尖，“那天我看见你往后山走了，跟了你一截。”

我脑子里头“嗡”的一声，像被人敲了一闷棍。

她抬起头看我，月光下那双眼睛亮晶晶的：“你是不是觉得我心机重？”

我张着嘴说不出话。

“我爹当时已经在给我说亲了，是镇上杀猪的刘屠户的儿子，比我大八岁，他上一个老婆就是被他打跑的。”她的声音在发抖，“我不愿意，我爹就骂我，说我不识好歹。那天我看见你上山，忽然就……就想了那么个主意。”

月光底下，我看见她眼角有泪花在闪。

“守诚，我对不起你。我知道你们家为了娶我花光了家底，卖掉了牛，你娘连嫁妆都当了。”她的眼泪终于滚了下来，在月光下亮晶晶的，“可我不后悔。我就是看中你了。我信你是个有出息的人，我信自己没有看走眼。”

院子里安静极了，连枣树叶子都不响了。

我忽然笑了。

一开始是低低的笑，后来变成了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顺着脸颊往下淌。

秀梅被我这反应吓着了，愣愣地看着我。

“你笑什么？”

“我笑咱俩。”我擦了把眼泪，把她揽过来，“你算计我，我也没吃亏。娶了你，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划算的买卖。”

她也笑了，打了我一下，然后靠在我肩膀上，轻声说：“守诚，你说咱俩这算不算孽缘？”

“不算。”我想了想，“顶多算个歪打正着。”

那天晚上我们在院子里坐到很晚。月亮从东边挪到了西边，枣树的影子也跟着转了半圈。

我跟她说起在深圳孟晚晴的事——这件事我藏了三年，终于说了出来。不是表忠心，就是觉得该让她知道。

秀梅安静地听我说完，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你要是真的跟她走了，我就带着俩孩子回陈家沟，然后天天到后山上骂你。”

“就这么简单？”

“不然呢？”她白了我一眼，“我还能真去跳龙潭河？”

我们都笑了。

笑声在夜风里头飘散开，和后山上传来的松涛声混在了一起。

2007年，深圳

闺女考上了大学，是一所还不错的二本。拿到通知书那天，秀梅没哭，只是把那张纸翻过来覆过去地看了一下午，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进了我们家那个装重要文件的铁盒子。

那个铁盒子里头，有我们这些年的存折、户口本、结婚证，还有那个当年秀梅用来记账的破本子。

本子的纸已经泛黄了，边角都卷了起来，可上面的字还看得清楚。最早的那几页，歪歪扭扭地记着：“馒头两毛，咸菜一毛，寄回家三百块……”

我看着那个本子，忽然想起来，从我们还完那六百块钱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二十年。

这二十年里，我们从深圳的出租屋搬到了公租房，从公租房搬到了自己买的小两居。我的装修公司从小打小闹做到了上百人的规模，秀梅也不在电子厂流水线上站着了，她考了会计证，给我管账。

我们的日子，终于从“活下去”变成了“过日子”。

可命运这东西，好像总是不愿意让人安生。

那年秋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老家打来的。我爹病重，肺癌晚期。

我连夜赶回陈家沟。爹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窝深深地陷下去。他看见我进门，眼睛亮了那么一下，然后又黯了下去。

“守诚……”他的声音像是从破风箱里挤出来的。

我跪在床前，握着他那双干枯的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别……别哭。”他喘着粗气，“爹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你。”

“没有的事，爹，您别这么说。”

“那六百块钱……让你受苦了。”他闭了闭眼睛，“我这个当爹的没本事，连给你娶媳妇的钱都拿不出来，还让你背了那么多年的债。”

“爹，那都过去了。”

“我知道……我知道你有出息。”他忽然攥紧了我的手，力气大得不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守诚，你比爹强。你让你婆娘和孩子都过上了好日子，爹……爹知足了。”

那天晚上，我爹走了。

走的时候嘴角还带着一丝笑。

办好后事的那天晚上，我一个人爬上了后山。

二十年了，后山上的松树还是那些松树，山枣丛还是那些山枣丛。我找到了当年撞见秀梅的那片灌木丛，站在那里，山风吹过来，带着松脂的香气，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

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人，肚子微微发福，鬓角也冒出了白发。可站在这个地方，我忽然觉得那个十八岁的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

那天晚上我下了山，给秀梅打了个电话。

“爹的后事办完了？”

“嗯。”

“守诚，你还好吗？”

“好。”我顿了顿，“秀梅，谢谢你。”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然后传来她带着鼻音的声音：“谢什么谢，赶紧回来，公司那边堆了一堆事等着你。”

“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站在村口的马路边上，看着远处那片黑黢黢的群山，心里头忽然生出一种说不清的感慨。

如果当年我没有上山砍柴，如果我没有走那条道，如果我没有拨开那丛野山枣枝——

我的人生，会是另一副样子吗？

也许会，也许不会。

可我知道，无论走多少遍回头路，在那个闷热的八月下午，在那片长满松树的山坡上，我都会拨开那丛野山枣枝，都会看见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

那一眼，决定了我们的一辈子。

2017年，陈家沟

儿子也考上了大学，比闺女考的还好，是一本。我和秀梅特意从深圳赶回来，在村里摆了升学宴。

村里人都说，老陈家祖坟冒青烟了，出了两个大学生。

酒席散了以后，我和秀梅慢慢地走回老房子。说是老房子，其实早就翻修过了，两层的小楼，院子里那棵枣树长得老高了，结的枣子又大又甜。

秀梅摘了一把枣子，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慢慢地吃。

我看着她，忽然说：“咱俩结婚三十年了。”

“嗯。”

“三十年。”她抬起头，阳光透过枣树的叶子洒在她脸上，“真快。”

她的头发也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深了，可那双眼睛还是亮晶晶的，跟三十年前在后山上骂我“不要脸”的时候一模一样。

“秀梅，我问你个事儿。”

“什么？”

“如果当年我没有往灌木丛那边看，你会怎么办？”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我就换个法子呗。反正我认准了你，总得想办法让你娶我。”

我也笑了：“这么不讲道理？”

“跟道理没关系。”她把一颗枣子塞进我嘴里，“有些事，老天爷安排好了的。你跑不掉。”

枣子很甜，甜得发腻。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又爬上了后山。三十年过去，后山的变化不大，松树更高了，灌木丛更密了，龙潭河的水还是那么清。

我站在山坡上，夕阳把整座山染成了金色。

三十年了。

从那个十八岁的愣头青，到如今快五十岁的中年人。从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山里娃，到在深圳站稳脚跟的小老板。从一个被逼着娶媳妇的倒霉蛋，到儿女双全、夫妻和睦的普通人。

这三十年，我失去过很多，也得到了很多。

山风吹过来，我闭上眼睛，又看见了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

她站在灌木丛后头，眼睛里头有泪花，有恐惧，还有一种我当时看不懂的坚定。

现在我看懂了。

那是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命运，豁出一切的决心。

也是我们这一辈子纠缠不清的开始。

下山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远远地，我看见自家的院子里亮着灯，窗户上映着秀梅的身影——她正在厨房里忙活，给我们一大家子人做晚饭。

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融进了后山的夜色里。

我站在院门外，看着那盏灯，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值了。

值了。

不管一开始是怎样的荒唐和不堪，我们终究把那副烂牌打出了花。

这大概就是命吧——让你在最狼狈的时候遇见一个人，然后跟她绑在一起，吵吵闹闹、磕磕绊绊地走完这一生。

而那些后山上的风，把我们之间的所有秘密和眼泪，都吹散在了岁月的长河里。

再也找不回来，也永远忘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