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弟高考落榜卖炒粉，父亲暗中资助，如今他开了县城最大餐厅！

那时候，堂弟刚高考完，我回老家帮舅舅收水稻。

六月的阳光像刀子一样，把稻田切得明晃晃的。舅舅站在田埂上抽烟，烟灰掉在裤腿上也不拍，任由风吹散。我知道他在担心堂弟的高考成绩。

“阿强考得怎么样？”我随口问道。

舅舅弹了弹烟灰，烟头在他粗糙的手指间短了一截。“差了二十分。”

就差这么一点点，堂弟与大学失之交臂。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全村都知道了。阿强是村里少有的读书好的孩子，大家都以为他能考上大学，给祁家村争口气。结果成了全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听说阿福家的儿子高考没考上，可惜了。”

“是啊，那孩子平时挺用功的啊。”

“现在的孩子压力太大了…”

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老人摇着蒲扇，声音慢慢飘散在闷热的空气里。我路过时，他们还朝我打听：“你堂弟以后打算干啥？复读吗？”

我摇摇头，其实我也不知道。

阿强从小就聪明，小学考试常拿满分，初中保持年级前三，高中虽然压力大，但一直是重点班的。我比他大五岁，从小看着他长大，他学习的样子像极了小时候的我，认真得发光。唯一不同的是，我考上了大学，而他没有。

那段时间，阿强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舅妈说他连饭都不好好吃，敲门也不应。村里倒是挺热闹，前来劝慰的七大姑八大姨络绎不绝，弄得阿强更加烦躁。

“复读吧，明年再考！”

“考个中专，毕业好找工作。”

“跟着你姐夫去工地学技术也不错。”

阿强听得耳朵都起茧了。

我离开老家返回城里那天，拎着舅妈塞给我的土鸡蛋，路过阿强的房间，看见门开了条缝。我探头进去，他正坐在窗边看着远处的群山发呆。

“我决定了，不复读。”他头也不回地说。

“那你打算…”

“先找点事做。”

我没多问，临走前拍拍他的肩膀：“有需要帮忙的随时找我。”

他笑了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半个月后，舅舅打电话告诉我，阿强跑去县城卖炒粉了。

“卖炒粉？”我差点把电话掉地上，“他会炒粉？”

“你阿婆教的。”舅舅说，“就在县城菜市场旁边摆了个摊。”

我有点不敢相信。阿强从小到大，连衣服都是舅妈洗，学习之外的事情几乎不沾手。现在居然跑去卖炒粉？

周末，我专门赶回老家，拉上舅舅去县城看看。老远就看到阿强的”摊位”——一辆改装过的三轮车，上面搭着个小灶台，旁边摆了块写着”香炒粉，份8元”的木牌。

阿强穿着件白背心，下面配条短裤，头发被油烟熏得贴在额头上，眼睛红红的，大概是被呛的。看见我和舅舅，他愣了一下，然后勉强笑了笑：“要不要来碗炒粉？”

舅舅一声不吭，转身就走。我只好尴尬地要了碗炒粉。

阿强的炒粉实在说不上好吃。粉条软烂，青菜过火，肉丝少得可怜，唯一的优点是辣椒放得足。我硬着头皮吃完，递过碗：“做多久了？”

“两周。”他擦了把汗，“每天能卖三四十份，还行。”

我看着他烫伤的手指和被油溅到的胳膊，心里不是滋味。前不久他还在为微积分发愁，现在却在为炒粉的火候苦恼。

“要钱吗？”我问。

“不缺。”阿强摇头，眼神倔强，“我自己能行。”

回家路上，舅舅一言不发地抽烟。到家后，他把自己关进了小屋。过了好久才出来，眼睛红红的，嗓子也哑了。

“那孩子从小就倔，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舅舅叹气，“但卖炒粉… 他明明可以…”

舅妈在旁边抹眼泪：“读了十几年书，到头来还是没出息，不如直接去打工。”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安慰他们：“阿强还年轻，这只是暂时的。”

夏去秋来，阿强的炒粉摊渐渐有了些回头客。

有次我去县城办事，远远看见几个穿着校服的学生围在他摊前。“阿强哥，加辣！”一个女生喊道。阿强麻利地翻炒着锅里的粉，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细问之下才知道，阿强的炒粉摊成了附近中学生的课后小食堂。价格便宜，分量足，重点是阿强人好，偶尔学生忘带钱也让吃，下次再补。

“生意不错嘛。”我拍拍他的肩。

阿强笑了笑：“马马虎虎。”他的脸晒黑了，也瘦了，但精神好多了。

“想复读吗？”我试探地问。

他摇摇头：“不想了。”顿了顿，“但我在自学英语，晚上没客人的时候就看书。”

我点点头，没再多说。临走时瞥见他摊位旁的纸箱里放着几本教材和笔记本。有个本子上写着”每日营收”，另一本则是密密麻麻的英语单词。

当晚回村，舅舅神神秘秘地把我叫到后院。

“阿杰，我想请你帮个忙。”舅舅递给我一叠钱，“每个月给阿强送两千块，就说是你的，让他改善下条件。”

我愣住了：“他不是生意还行吗？”

舅舅叹了口气：“一个毛头小子，懂什么做生意？原材料供应不稳定，地方租金又贵，能保本就不错了。”他搓了搓手，“我想帮他，但他那倔脾气，直接给不要。”

看着舅舅布满老茧的手，我明白了。阿强倔，舅舅何尝不是？

“行，我帮你。”

就这样，我每月都以”投资”为名给阿强送钱。起初他不肯收，后来我说这是入股，将来赚钱要分我一杯羹，他才勉强接受。

有了这笔钱，阿强的小摊渐渐有了变化。先是换了个大点的炉子，能同时炒两锅；接着添了几张折叠桌椅，让客人能坐下吃；又增加了几样小菜，辣黄瓜、卤蛋、凉拌豆芽，都是些简单却受欢迎的小食。

摊位也从路边挪到了一个废弃的小店面里。虽然只有十几平米，但总算有了固定场所。阿强在门上挂了块红底白字的牌子：强哥炒粉。

生意越来越好，每到中午和晚上，店门前总排着长队。我有时候路过，看到阿强忙得连水都顾不上喝，额头上的汗水直往下滴。

舅舅每次听我汇报，眼睛里都闪着光。他从不直接去看阿强的店，怕儿子多想，但他通过各种渠道打听着阿强的情况。“听说阿强请了个帮工？”“听说他进了台新冰箱？”问得比谁都勤。

阿强不知道舅舅的暗中资助，一直以为是我在帮他。有次他送了我一条烟：“阿杰哥，谢谢你信任我。”

我嘴上说不用谢，心里却愧疚。真正该谢的人是他爹，那个表面严厉内心柔软如水的男人。

第二年春天，阿强租下了菜市场对面一间五十平米的门面，正式开了家小餐馆，取名”强哥粉店”。除了原本的炒粉，又增加了十几种米粉品类。

开业那天，我特意约了几个朋友去捧场。餐馆里挤满了人，阿强忙得连招呼都来不及打。我注意到墙上挂着几本装裱好的证书——烹饪培训、食品安全、餐饮管理，都是些职业培训证书。

阿强真的在努力学习。

舅舅本想借口有人请客，偷偷去看看店子，但走到门口又怕被认出来，只在对面的小卖部坐了整整一下午，远远地看着儿子忙碌的身影。

“他长大了。”舅舅红着眼眶对我说，“比我强多了。”

再后来的事，村里人都知道了。

阿强的粉店名气越来越大，从最初的一间门面扩展到了整栋小楼。他研发出了几十种米粉做法，还注册了商标。粉店升级为餐厅，又开了分店，短短几年间，成了县城最大的连锁餐饮。

舅舅不再偷偷摸摸地资助儿子，因为阿强已经不需要了。但他们父子之间的那堵无形的墙似乎更高了。阿强忙着打理生意，很少回家；舅舅则因为当初的态度，不好意思去儿子的店里。

直到那天。

那是个普通的周日，我回老家看望舅舅舅妈。刚到家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交谈声。

“爸，是我不对，那时候不该一声不吭就跑出去。”是阿强的声音。

“不，是我不好。”舅舅的声音有些哽咽，“你高考没考上，是我…”

“我知道这几年是您一直在资助我。”阿强打断道，“阿杰哥什么都告诉我了。”

我悄悄转身，没有进去打扰他们。站在院子里，看见院墙上爬满了紫藤，淡紫色的花朵在风中摇曳。记得小时候阿强常爬到墙上摘花，舅舅总是呵斥他小心摔着。

今年清明，我又回了老家。村口的小卖部已经换了老板，但墙上的日历还是挂着去年的，风吹得哗哗响。

路过舅舅家时，看见院子里停着辆黑色轿车，车后备箱敞开着，放着几箱水果和补品。厨房里，舅妈正忙着切菜，嘴里哼着走调的小曲。

“阿强回来了？”我问。

舅妈笑着点头：“回来陪他爸钓鱼去了。”

顺着河边的小路走去，远远就看见两个人影坐在河堤上。年轻的那个正在给烟，年长的那个故作嫌弃地摆手，但最终还是接过点上了。烟雾袅袅升起，融入白茫茫的天空。

阿强的餐厅又新开了一家分店，听说要进军省城了。舅舅的腰不如从前了，但精神头倒是越来越好。他现在经常去县城，名义上是帮儿子看店，其实就是坐在角落里，一边喝茶一边看着儿子忙碌的背影，脸上洋溢着掩不住的骄傲。

村里人说起阿强的故事，总会添油加醋：“人家高考没考上不照样成大老板了！”但只有我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汗水，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还有一个父亲深沉的爱。

前段时间，阿强在县城给父母买了套房子，但舅舅舅妈舍不得离开住了一辈子的老屋，只在周末去住两天。舅舅说：“城里太吵，睡不着。”

其实我知道，他是舍不得屋后那棵桂花树。那是阿强出生那年舅舅种下的，如今已亭亭如盖。每到秋天，满院子都是桂花香。这香味勾起太多回忆，舅舅怎么舍得离开？

昨天，舅舅给我打电话，声音兴奋：“阿强说要带我去省城看看他新店选址。”

“好啊。”我笑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舅舅低声说：“其实… 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如果当初多支持他一点，他也不用走那么多弯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我说，“重要的是，无论多远，回头总能看见家的方向。”

挂了电话，我想起了那个六月的午后，阳光刺眼，舅舅站在田埂上，低声说着：“差了二十分。”

如今看来，那二十分，或许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回城的火车上，我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我知道，在某个熟悉的村子里，有棵桂花树正在微风中摇曳;在县城最繁华的街道上，有家门庭若市的餐厅;在一个普通的家庭中，有对父子正在弥合多年的隔阂。

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以为的失败，只是另一种可能性的开始。

至于阿强的故事，还在继续。但无论他走多远，那碗由父亲暗中资助的炒粉，永远是他人生中最特别的味道。

我闭上眼，似乎闻到了那碗粉的香气，辣中带着淡淡的甜，就像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