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城里姑娘嫌我裤子打补丁，一女人叫住我：李家老二，你来一下

01

我坐在县城那户人家的小板凳上，脚边放着一只红漆热水瓶，瓶底磨得露了铁。

桌上摆着两只搪瓷缸，缸沿有一道磕口，茶叶浮在上头，转着圈。

媒人婶子把话说得满满当当，说我手脚勤，地里活不躲，家里家外都能顶一摊。她说话的时候，我把裤腿往凳子底下收了收，还是慢了一步。

那姑娘端着瓜子盘出来，眼睛先落在我脸上，第二下就落在我膝盖那块补丁上。

那补丁是块旧军绿布，边角缝得不齐，娘用白线锁了两圈，远看像贴了块膏药。

姑娘嘴角往下一撇，把盘子往桌上一放，说了句：“娘，我屋里那件衣裳还没收。”

她说完就进了里屋，门帘一晃，半天没再出来。

屋里静了片刻。

媒人婶子拿起瓜子，又放下，说城里姑娘讲究些，没别的意思。那户人家的老太太把茶缸往我这边推了推，手背碰到缸沿，又缩回去。

我端起茶缸喝了一口。

茶水烫，舌头边上发麻，我还是咽了下去。

又坐了一阵，里屋传出两个人压低的说话声，门帘始终垂着。媒人婶子站起来，说那就先回，改天再说。

我跟着她出了门。

县城的巷子窄，两边都是低矮平房，墙根堆着煤球，天井里晾着花布褥单。媒人婶子走在前头，一边走一边替我找补，说这年头城里户口吃香，姑娘的们眼界高，不是冲着人，是冲着日子。

我“嗯”了一声。

走到巷口，她还要去供销门市换针线，让我先回车站。我抬脚刚要走，远处有人喊了一声：“李家老二，你来一下。”

我回头。

街对面站着个抱孩子的女人，胳膊上挎着菜篮子，篮子里露出一把韭菜。她头发挽得低，鬓角有几缕碎发沾在脸边，孩子趴在她肩头，手里攥着半块馍。

我认出她了。

周杏枝。

从前她还没出门子的时候，去娘家住过一阵，我给她家修过一盏煤油灯。后来听说她嫁进县城，再后来就没听谁提了。

她把孩子往上托了托，说：“你先别走，给我看样东西。”

我跟着她进了巷子里一间小屋。

屋里不大，临窗摆着台缝纫机，踏板断了皮带，桌角放着个线笸箩，里头有几枚顶针和半截粉笔。墙上贴着去年的年画，边角卷起一块。

周杏枝把孩子放到炕沿上，蹲下去，把缝纫机底下那根断皮带拽出来给我看。

“东街那个修机器的开口就要一块二，还说得等三天。”她说，“我看你在这儿，想着试试。”

我接过皮带，翻来覆去看了看，又摸了摸踏板轴。

“有锥子没有？”

她从抽屉里翻出一把小锥子，还有半截旧皮带。

我把断口削平，对齐了打眼，再用细铁丝拧紧，外头包了一层布条。缝纫机踏起来有点涩，我又往轴里滴了几滴灯油，拿手转了几圈。

轮子顺了。

周杏枝坐下去踩了两下，机针起落，线走得直。

她看着那条直线，抬头说：“还真让你弄好了。”

孩子从炕沿上滑下来，扶着我裤腿站稳，手指正好按在那块补丁上。我低头看了一眼，他又把手缩回去了。

周杏枝从碗柜上拿了两个鸡蛋，塞到我手里，又摸出六毛钱，一并往我兜里放。

我说不用。

她说：“你别推，我做一上午针线，也得挣口盐钱。你这是手艺，不是白搭把子。”

我没再往外掏。

出门的时候，缝纫机还在屋里哒哒响，像谁在后头跟着我走路。

02

回村的班车来得慢，车门一开，先跳下来两只鸡，后头跟着背筐的人。售票员拿着铁皮夹子，一路吆喝往里挤。

我坐在最后一排，裤腿上沾了点机油，鸡蛋放在怀里捂着，怕颠碎。

车子出了县城，土路坑坑洼洼，窗外是一片刚收完麦子的地，地里立着短短的茬，远处有几只乌鸦落下又飞起。车厢里一股汗味、草绳味和鸡毛味，混在一处，闷得人喉咙发干。

我把那六毛钱摸出来，摊在掌心里看了看，又攥上。

到村口时，天已经擦黑。

我一进院，大哥正蹲在磨盘边上修风箱，风箱皮老化了，漏气。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问：“县里那头咋样？”

我把草帽挂到钉子上，说：“人家屋里忙，没坐多会儿。”

大嫂从灶房探出半个身子，手里捏着葱，嘴里“哦”了一声，尾音拖得长。

爹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在鞋底磕了两下，没问第二句。

娘把饭端上桌，是玉米糊糊和一盘腌豆角。她看见我裤腿上那块油印，皱了下眉，说：“相亲也不晓得看着点路，回来又弄脏了。我这两天还想着，把那块补丁再给你压一圈。”

我坐下吃饭，没接这话。

院里东屋是大哥一家住，去年新起了半截砖墙，窗框换成了玻璃。西边小偏房原来放柴，前年收拾出来给我住，屋顶一到下雨天就滴水，我在床头摆了只瓦盆，一夜能接半盆。

我念书念到初二，后来家里说地里缺人，没再往学校送。那年村小学的广播喇叭坏了，我拆开接好，校长说让我去公社学电工。爹听了，只说了一句：“地里的草会自己拔么。”

我就回来了。

后来谁家手电不亮了，闹钟不走了，煤油灯芯座松了，都往我这儿送。我坐在门槛上拆来装去，手边常年摆着小螺丝刀、锥子和钳子。村里人说这手有用，真到分工分钱的时候，又都算到“顺手帮忙”里头去。

吃到一半，大哥把碗往桌上一放，说东屋后墙还差几块砖，等秋后他想把西边那间也垒起来，粮食好有地方放。

爹点了点头，说：“老二那屋先将就着，年轻人皮实。”

我舀糊糊的手顿了一下。

娘往我碗里夹了根豆角，说：“你也得抓紧成家。成了家，屋子才好说。”

外头天黑透了，草丛里起了虫声。

我吃完饭，回偏房点上煤油灯。灯苗不稳，灯罩里有层黑烟。我把裤子脱下来，放在膝头看那块补丁，线脚有一处松了，像翘起的一小片叶子。

我从针线笸箩里找出白线，穿了半天才把针鼻穿过去。

灯光照在那块旧军绿布上，颜色比四周深一截。我一针一针往回压，耳朵里却总响着县城那台缝纫机的声音。

03

隔了三天，逢集。

我背着工具包，跟家里说去南边村给人修风扇。其实风扇早修好了，我是顺道进县城。

东街比上回热闹，卖菜的、卖针头线脑的、卖糖人的，都挤在一条路上。有人在路边支起大锅炸油饼，热油翻起泡，一阵阵往外冒香气。

周杏枝那间屋门敞着，门口多摆了一张矮桌。

她看见我来了，把手里的孩子往旁边小竹车里一放，说：“我还怕你不来了。”

我把工具包搁到桌上，问：“还有啥坏了？”

她指指墙角，说：“先修这台收音机，再看那辆车。邻居见你上回把缝纫机弄好了，都问我认不认得你。”

墙角放着台半导体收音机，旋钮掉了一个，开关接触不良。我拆开后盖，里头积了一层灰，电池仓弹簧也锈了。我用砂纸磨了磨，又把断开的线头重焊上，拨到中波档，喇叭里先是一阵沙沙声，接着跳出戏曲。

隔壁老太太就站在门边，看见有声了，忙把围裙上的手擦了两下，问我多少钱。

我说六角。

她当场掏了钱。

接下来是二八车的链条、闹钟游丝、煤油炉喷嘴，到了晌午，门口已经围了四五个人。周杏枝从屋里端出一碗凉开水，搁在我手边，又拿了个旧木盒，替我收零碎钱。

“先放这儿，省得你口袋里磨掉漆。”她说。

我把最后一枚螺母拧紧，抬头时，正好看见她袖口打着两块细细的补丁，比我那条裤子的补丁缝得整齐得多。她抱起孩子喂水，孩子的鞋尖破了个洞，露出一点脚趾头。

门边有个挑担子的汉子问：“你常来不？”

周杏枝替我答了：“逢集来。”

那汉子说他家里还有台缝纫机，脚踏不走了，下回也搬来。

我没吭声，手里继续拧螺丝。

到了下午，人散得差不多了，周杏枝把木盒推给我。我数了数，一共三块七毛。她自己只留了修补衣裳的两毛钱，剩下都在我这边。

我把钱往回推，说：“门口是你腾出来的，水也是你烧的，算一半。”

她把盒盖扣上，说：“你先拿着。等你哪天在这儿支摊，桌子钱另算。”

我抬眼看她。

她把孩子放到地上，让他扶着墙走，嘴里接着说：“我这屋原先有只工具箱，男人留下的，放着也是长锈。你下回来，我给你找出来。”

她说“男人”的时候，眼睛没往我这边落，只把孩子前襟往里掖了掖。

屋里靠墙立着一双旧胶鞋，鞋口朝上，里头落了灰。

我收拾好工具包，背起来往外走。

她把我送到门口，说：“下个集，早些来。白老师那台钟也坏了，说要拿来让你看。”

白老师是县中学退下来的老先生，住在东街后头，戴副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我小时候去县里卖鸡蛋，路过他家门口，见过他在院里晒书。

我点了点头。

回去的路上，我把三块七毛钱分成两摞，一摞塞进鞋底，一摞贴着腰带藏好。风从地里吹过来，吹得路边高粱叶子一片一片翻身。

到家后，我把钱装进一个旧烟盒，压在褥子底下。

夜里躺下，烟盒硌着床板，硌得很实。

04

从那以后，我逢集就往县城去。

有时是赶头班车，有时天还没亮就蹬着借来的车子走，车筐里放着工具包和一团旧棉纱。东街的人渐渐认了我，见我来了，就把坏东西从屋里搬出来。

白老师的座钟是德国摆式老钟，木壳开裂，发条也涩了。我修了大半天，拆开齿轮一颗颗洗净，再上钟油。钟摆重新晃起来的时候，他把眼镜摘下来，用手绢擦了擦镜片，说：“你这双手，窝在村里可惜。”

我把钟门扣好，没接话。

他又说：“县里现在让个体修理了，工商所那边能办照。你要是想干，我给你写个证明，证明你有这门手艺。”

我手上的抹布停了一下。

“办照得啥？”我问。

“照片，住处证明，再交点管理费。”他说，“不算少，也不算多。关键是得下决心。”

那天我回家晚了些。

院里堆着刚运回来的砖，大哥拿根木尺比来比去，说东屋北边还得接一间，等冬天好把粮食和猪料分开。爹坐在一旁抽烟，听得很细。

我把车子靠到墙边，刚进门，大嫂就说：“老二，明天别往外跑了，帮着把砖卸完。”

我说好。

吃饭时，大哥提起新屋，说起完工后怎么分。爹把筷子在碗边点了点，说：“东屋是老大的，西边粮仓也给老大先用。老二成家的事，等相看定了再算。”

我低头喝粥，粥太稀，玉米糁沉在碗底，搅半天才舀上一勺。

娘说：“你也别老往县里跑，传出去，人家当你在外头瞎混。上回那家没成，我托人又问着一户，是供销门市做临时工的姑娘，家里两个箱子，能认字。”

我说：“先等等。”

爹抬眼看我：“等啥？”

我把筷子搁下，说：“我想在县里摆个修理摊。”

屋里静了一下。

大哥先出声：“摆摊？地里活谁干？”

爹把烟锅放在桌上：“你以为县城的地是平的，谁都能去蹚？”

我说：“逢集去几天，平日地里该干的我不躲。”

爹说：“今天逢集，明天办照，后天住城里。你脚底下那点泥还没抖净，就先惦记往外钻。”

娘赶紧打圆场，说先吃饭，饭凉了。

我没再说。

夜里，我在偏房翻出一本旧练习本，把这阵子修过的东西和收的钱，一笔一笔记了下来。哪天修了钟，哪天修了车，哪家给了几角，写得齐齐整整。

写到最后一页，我又把白老师说的话记了上去：照片，住处证明，管理费。

煤油灯芯烧短了，我拿针挑了挑，火苗猛地蹿高一截，灯罩上又落下一圈黑。

屋外有人走过，脚步踩在砖堆上，咯吱响。

我把本子合上，压在枕头底下，手还放在那上头，没有立刻挪开。

05

县里那边的活渐渐多起来。

周杏枝把门口那张矮桌换成了长条板凳，凳面擦得发亮。她还找来一块木板，让我写几个字挂在门边。我字写得一般，只写了“修钟表电器自行车”几个字，拿红漆描了边。

木板一挂出去，停下脚的人又多了些。

上午修收音机，下午补车胎，缝纫机最费工夫，一拆就得半天。周杏枝在屋里踩机子补衣裳，脚下哒哒响，我在门口拧螺丝，手边散着零件。孩子在脚边玩，把垫圈一个个套在手指上，再抖下来。

有一回我修到晌午，肚子里空得发紧，她从锅里盛出一碗面条，端到我旁边。

“先垫一口，汤里我多下了把青菜。”

我端起碗，碗底有道裂纹，用铁丝箍着。

她坐在门槛上，拿针挑孩子鞋底里嵌进去的小石子。日头照在她后脖颈上，晒出一层细细的汗。屋角那只工具箱已经搬出来了，箱盖有些翘，我打开看过，里头有焊锡、试电笔、旧烙铁，还有两本翻得卷边的维修手册。

“这些你用得上就拿。”她说。

我翻着那两本手册，纸页边上有旧油印，字倒还清楚。

“你男人也会修？”我问。

她手上的针停了停，说：“窑场里干活，闲时跟人学过一点。前年冬天窑壁塌了，工具剩下，人没剩下。”

她说完，把鞋底的小石子抠出来，弹到院外。

我把手册合上，放回箱里。

从县城回来，我把挣来的钱还是装在旧烟盒里。烟盒慢慢装满了，里头除了零钱，还有两张整的。我算了算，差不多够照相和交第一回费用。

可家里那头也越来越紧。

大哥起房子，砖钱、瓦钱、木料钱，样样都要现钱。大嫂天天掰着指头算，算到最后，总能绕到我身上来。

“老二这阵子老往外跑，总不能空着手回来吧。”

她这话不是冲我说，是冲娘说，声音不高，屋里每个人都听得见。

有天我从地里回来，褥子底下的烟盒被挪过位置，盖子也反了。我拿出来一数，少了十五块。

我去问大哥。

他正站在砖堆边上和泥，听完只说：“我先拿去垫了车脚钱，过阵子还你。”

我说：“那是我攒着办照用的。”

大哥抹了把胳膊上的泥：“一家子屋檐下，你还分这个？”

爹在一旁听见了，接过话：“钱进了这个院，就是一个锅里搅。你哥起屋，是给全家起的。”

我没再往下问，转身回了偏房。

那天夜里，我把烟盒里剩下的钱重新数了一遍，又把旧练习本拿出来，在那一页后头补上了“十五块，砖车脚钱，哥拿”。

笔尖有点秃，写出来的字发毛。

第二个集，我去县里照了相。

照相馆后头挂着一块灰布，照相师傅让我坐直，别眨眼。我两只手放在膝头，正好压住那块补丁。闪光一亮，眼前白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才看清墙上的裂缝。

照片要三天后取。

周杏枝见我从照相馆回来，问我：“真要办了？”

我把取像单折起来，塞进手册里，说：“先试试。”

她没多说，回屋翻了半天，找出一个蓝布钱袋，递到我面前。

“你在我这门口修东西，有几回给我的那份，我没花，都在里头。你先拿去用。”

我没接。

她把钱袋放到工具箱上，说：“不是借，也不是施。摊子摆起来，桌钱你照算，水钱也照算。”

我站着没动。

孩子扶着我裤腿，手里拿着一颗铜螺帽，咬了咬，又吐出来。

屋外有人喊修车铃，我弯腰去接那颗螺帽的时候，眼角扫见那只蓝布钱袋，口子扎得紧紧的，像个小拳头。

06

照片取回来那天，天阴得低，午后还落了场急雨。

我把相片、白老师写的证明和管理费装进工具包，原想着第二天一早就去工商所。谁知傍晚从地里回屋，偏房门半掩着，里头像让人翻了一遍。

褥子卷在床脚，木箱盖子敞着。

我先去摸枕头底下的练习本，还在。再摸床板下藏着的工具袋，空了一半。

烙铁没了，尖嘴钳没了，连那把用了好几年的小螺丝刀也没了。

地上散着几页维修手册，湿了边角，像被谁拿去垫过东西。桌上那张取像单压在油碟底下，已经印出一圈黄。

我转身去院里找人。

大哥正蹲在廊下剁猪草，刀起刀落，案板一颤一颤。爹坐在旁边补箩筐，竹篾堆了一地。

我问：“我工具呢？”

大哥头也没抬：“卖给收破烂的了。猪崽拉稀，得抓药，家里没现钱。”

我又问：“钱呢？”

爹把竹篾往膝上一压，说：“用掉了。”

雨刚停，屋檐还在滴水。

我站在院子中央，鞋帮上全是泥点。过了好一会儿，我把背上的草帽摘下来，问爹：“我的钱呢？”

爹说：“一家人，不分这个。”

我又问了一遍：“我的钱呢？”

大哥把刀往案板上一拍：“你没完了？那点破家什卖了就卖了，改天再给你置。”

我看着那把菜刀，刀背上沾着碎草汁，顺着往下流。

我说：“那从今天起，分一分。”

这句话一出来，廊下静了。

娘从灶房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看看爹，又看看我，说先别吵，天都黑了，有话明天说。

爹慢慢站起身，腰直得有些费力：“你翅膀还没长全，就先学会跟家里算账了。你要是出了这个门，往后别张嘴提这个院。”

我没回嘴。

我回偏房，把剩下的工具、两本手册、练习本和一床旧被子收进包袱里。屋顶漏下来的水滴在瓦盆里，叮一声，又叮一声。

娘跟到门口，嘴里念叨着外头雨路滑，明天再说。她伸手来扯我包袱，被我轻轻让开了。

我背着包袱往外走，大嫂在东屋门里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大哥剁猪草的声音又响起来，比刚才快。

到村口时，天彻底黑了。

路上泥深，鞋拔出来带着响。我走到半道，才想起相片和证明还在工具包里，回头摸了一下，没丢。

县城早过了末班车，我是一路走过去的。

走到东街，周杏枝屋里还亮着灯。她听见敲门声，抱着孩子来开门，看见我背上的包袱和一身泥，只往旁边让了让。

“进来。”

我把包袱放下，先把工具掏出来摆在桌上。她一件件看过去，没问多余的话，只去灶边添了把柴，把壶里水烧热。

我把事情说完，她把那只蓝布钱袋拿过来，放到我面前，又从工具箱底下掏出一把旧烙铁和一把小钳子。

“这个你先使。”她说，“我早看出来，你每回带回家的少，留在身上的更少。那几回你给我的，我没动。加上前头攒的，有二十出头。”

我看着那只钱袋，手指上全是泥，没立刻伸过去。

她把热水盆推过来：“先洗手。”

我把手伸进盆里，水一碰到裂开的口子，像针扎了一下。

孩子坐在炕沿上看我，手里攥着半截木头车，困得眼皮直往下压。

周杏枝把那几件工具擦干，摆在我面前，说了一句：“手还在，活就丢不了。你要是再回去，往后连这双手都归他们使。”

屋里火苗噼啪响了两下。

我把手从盆里抬出来，水顺着手腕往下淌，滴在地上。

第二天天没亮，我又回了村一趟。

我没进堂屋，只把自己剩下的几件衣裳和那口小木箱搬出来。爹站在院里，没拦。娘在门后抹围裙角，脚下没挪出门槛。

我把包袱系紧，背上，冲院里说了一句：“地里该出的工，我折成粮钱送回来。别的，照账本慢慢算。”

说完我就走了。

身后没人叫我。

07

我在东街住下了。

周杏枝那屋原本就窄，前头做活，后头睡觉。她把靠墙那张旧桌往旁边挪了挪，在窗下给我腾出一块地方，摆我的工具箱和木凳。夜里我睡门后那张窄板床，床脚垫着砖头，一翻身就吱呀响。

第二天，我揣着相片、证明和钱袋去了工商所。

门口排了四五个人，有卖糖瓜的，有修鞋的，还有个推车卖豆腐脑的。柜台后头的人挨个看材料，看一会儿，盖一个章。我排到中午，才轮到我。

那人拿起我的照片，看了看，又问：“住哪儿？”

我把周杏枝房东写的证明递过去。房东是个耳背老太太，住后院，姓乔，按了个红指印。白老师又给补了一张字条，说我常年修理钟表电器，手艺可靠。

柜台后头的人把两张纸对了对，收了费，让我过三天来取执照。

我出来的时候，太阳正毒，街边槐树叶子晒得打卷。

周杏枝在门口缝裤脚，见我回来，只问了一句：“办上了？”

我点头。

她没停针，只把脚边那只小板凳往我这边踢了踢：“那你明儿起，坐这儿就不算帮忙了，算开工。”

三天后，执照拿到手，是张硬纸片，边角压着红印。我把它夹在木板后头，挂在门边。那天我还专门去买了块蓝布，做了件套袖，省得油污沾满袖口。

门口那块木板也换了，字写得更清楚：修收音机、修钟表、修自行车、修缝纫机。

从那天起，东街的人不再说“那个会修的村里后生”，改口叫“李师傅”。

修理摊一忙起来，日子就有了样子。

我把螺丝按大小分在几个玻璃瓶里，瓶身上糊纸条。弹簧、垫圈、灯泡头、电线头，各有各的位置。破铜烂铁收回来，也不急着扔，总能拆出能用的零件。

周杏枝在里头补衣裳，手边放着个算盘。谁送来裤子补膝盖，谁送来褥子滚边，她记得清清楚楚。我的活钱，她也帮着记，有时我忙不过来，只听见她在屋里报：“补车胎两角，修闹钟三角五。”

孩子坐在门槛边上，拿粉笔在砖地上画圈。我教他认螺母大小，他就把大的放一堆，小的放一堆，错了我再拨过去。

到了晚上，街上人散了，我就点着灯看那两本维修手册。旧烙铁烧得慢，我自己做了个烙铁架子，用铁丝拧成圈，底下垫块砖，省得烫坏桌面。

白老师来过几次，每回都带些旧杂志或废零件。一次他带来一个坏得只剩壳子的收音机，说让我拆着练手。

“会修的人，不怕拆。”他说。

我点头，把后盖取下来，一样样摆开。

每月初，我都让赶集的熟人给家里捎五块钱，再捎一袋米面。爹没托人带话，娘倒叫人捎过一回，说院里那棵老枣树今年结得多，等天凉了给我送一点。

我只回了句“知道了”。

到了八月底，我给自己买了条新蓝布裤子。

旧的那条没舍得扔，洗干净叠好，压在箱子底下。补丁还在，线脚也还在。

08

秋收一到，地里和城里都忙。

东街修理摊的活没少，反倒更多了。自行车驮粮袋子，车圈常压歪；缝纫机白天黑夜赶活，皮带、梭芯隔三差五就要出毛病。我的手从早到晚泡在机油和肥皂水里，手背裂了口，洗脸时一碰就刺。

那天上午，我正给一辆二八车校正前叉，门口忽然停下两个人。

是爹和大哥。

爹穿着那件旧黑夹袄，脚上还沾着地里的泥。大哥扛着锄头，一进门就把锄头往墙边一靠，说：“跟我回去，地里脱粒机等着人，家里也等着人。”

门口正有两个顾客，一个抱着座钟，一个推着车，都停下看。

我把扳手放下，先用抹布擦了擦手，从抽屉里拿出练习本，翻到中间几页，摊在桌上。

“先把这个看完。”

大哥没接：“看啥？家里还跟外头一样，啥都记账？”

我说：“不记，谁都说不清。”

爹往本子上扫了一眼。

上头写着哪年哪月我修了什么，挣了多少；哪一回烟盒少了十五块，哪一回工具卖了，哪一回我往家里捎了五块钱和米面。我字不算好，胜在一笔一笔都在。

大哥伸手要合上本子，我先按住了。

门口那抱钟的老头咳了一声，往后退了半步。周杏枝从里屋出来，把孩子抱到一边，没插嘴。

我对爹说：“地里的工，我按先前说的，秋收回去帮三天。往后每月五块钱，我照送。别的，不再从我这摊子上拿。”

爹脸上的褶子动了动，眼睛盯着那本账。

“你还真把家里当外人。”

我说：“不是外人，才更得算清。”

这话一出来，门口更静了。

大哥把锄头拿起来，往地上一顿：“你住到城里几天，倒学会了这套。”

我把执照从木板后头抽出来，搁在账本旁边：“摊子是我的活路。你们要我回去，我回三天。要我把这儿撂下，不行。”

外头过来个管集市的老吴，他平日常来补手电，一看这架势，就站在门口说：“李师傅有照，摊子不能说撤就撤。家里有家里的事，活也得有人守。”

爹没再说什么。

他把目光从执照上收回来，转身往外走。大哥站了两息，抓起锄头，跟着走了。

两人走到街口时，爹回了下头，看的是我这边挂着的木板，不是我。

中午周杏枝把面端出来时，面已经有点坨了。

她把筷子搁到碗上，说：“先吃，再修。”

我坐下吃了两口，才发现手还在发抖，筷子碰到碗沿，轻轻响了两声。

她把一碟酱黄瓜往我这边推了推，自己转身去抱孩子。孩子刚睡醒，头发压得乱糟糟，脸上印着席纹。

午后我照旧开摊，像上午那场事没发生过一样。

可到了傍晚，白老师来取钟，没先问修好没修好，倒先看了我一眼，说：“人活一辈子，账本得先攥在自己手里。攥住了，日子才有数。”

我把座钟递给他，钟摆在玻璃门后轻轻摆动，左右，左右。

他接过去时，门外正吹进一阵风，把木板上的红漆吹得像更亮了一层。

09

账本摊出去以后，村里那头的话很快就传到了县城。

有人路过摊子，眼睛往屋里一扫，再往我身上一扫，话不在明面上说，脚步却会顿一顿。周杏枝照旧补衣裳，孩子照旧在门口玩，谁来修东西，她照旧报钱。

只是连着三天，门口的人少了些。

第四天上午，来了个瘦高个男人，进门先看孩子，再看周杏枝，最后盯住那只工具箱。

“这箱子原先是我弟的。”

周杏枝把针线往笸箩里一放：“你有事说事。”

那男人说，孩子姓着他们家的姓，东西也该归他们家管。话不高，句句往屋里钉。

我正修一台收音机，手里的烙铁没停，只把火往旁边挪了挪，免得烫着线。

周杏枝站起来，从柜底取出一摞纸，摊到桌上。

“窑场那回的抚恤钱，分的时候你在场，按过手印。孩子跟我，缝纫机归我，工具归我。纸还在。”

那男人把纸翻了两页，嘴角抽了抽，没接。

我把修好的收音机推到顾客面前，收了钱，这才抬头说：“屋子是乔老太租给她的，租钱月月交。你要有别的话，去街道说。”

那男人看了看门口来往的人，最后把纸往桌上一推，转身走了。

他走后，周杏枝把那几张纸重新叠好，夹进一本旧户口册里。她指尖沾了点粉笔灰，叠的时候，边角对得很齐。

我问：“这些你一直留着？”

她说：“不留，别人就替你做主了。”

下午，白老师又来了，这回还带了个穿灰布上衣的中年人，是县里小学管后勤的。学校广播喇叭老断音，钟表也总停，老师们的车铃、车灯、车闸，坏了没人修。

白老师把人往我这边一带，只说：“你看他的手。”

那中年人没多废话，第二天就让人抬来一台旧广播扩音机。外壳沉，里头线头乱，我拆了整整两晚，照着手册一点点对。第三天中午接上电，喇叭里先吐出一阵杂音，接着响起试播的口号声。

校方当场结了钱，还说以后学校里小修小补，都往我这儿送。

门口的人又慢慢多回来。

也是那阵子，先前相亲那户人家来了人。

不是那姑娘，是她爹，手里拎着台收音机，站在门口看了半天，才问：“修不修？”

我点头，让他放下。

他把收音机放到桌上，眼睛却在我新换的蓝布裤子和墙上的执照上来回转。周杏枝在里屋记账，没抬头。

我拆开看了看，是旋钮轴断了，换一根就行。我从零件盒里找出一截合适的，磨平，装上，试了试，有声。

“一块二。”我说。

那人把钱数给我，接过机子时，往屋里瞄了一眼，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句：“手艺倒是行。”

我把钱放进抽屉里，没接这句。

他走后，周杏枝把账本推过来，让我在“学校扩音机”那行后头补上数字。我写完，墨水在纸上微微洇开。

外头有人来修锁，我起身去接活，门口阳光正斜着照进来，照在那只旧工具箱上，箱角的铜包边磨得发亮。

10

秋收最忙的时候，村里出事了。

傍晚天刚擦黑，东街口就冲进来一辆自行车，车上坐的是我们村会计，后座还捎着个年轻后生。两人满头灰，车一停稳，会计就冲我喊：“老二，赶紧跟我走一趟，脱粒机卡住了，皮带轮抱死，眼看天边有雨。”

我手里还拿着扳手，没立刻动。

会计喘着气说：“请了两个人去看，都说弄不了。再拖一夜，场上那几堆谷子要淋。”

村里的脱粒机是公用的，几家轮着使。今年家家分田到户，收成都指着那几天，机器一停，半村人都卡在场上。

我转身去拿工具包。

周杏枝已经把手电、棉纱和那把大扳手一并塞进去了，还给我装了个军用水壶。孩子站在门边，眼睛睁得圆。

我跟着会计到了村头打谷场，天已经压得发青。

场上围了不少人，机器旁边点着两盏煤油灯，火苗被风吹得直晃。大哥和爹都在，旁边堆着一垛一垛未脱的谷子，谷粒香和机油味混在一块，呛鼻子。

我蹲下去看机器。

皮带轮轴承磨偏了，里面卡进碎铁屑，连带着飞轮也吃劲。机身旁边还有个护板裂了口，运转时一抖就容易咬住。

我看了一圈，站起来，对会计说：“能修。”

场上有人松了口气。

我把工具包搁在机座上，没立刻动手，先看向会计和村里那几个管事的：“先写张纸。”

会计一愣：“写啥？”

我说：“我和家里的分单，还有前头卖我工具的钱，今天一块写清。机子我修，账今天也算。”

大哥往前一步：“先把活干了再说。”

我把扳手放回包里：“纸不落字，我不下手。”

场上没人说话了，只听见风刮过谷堆，沙沙响。

会计左右看看，最后把目光落到爹脸上。爹站着，背比平日更弯些，过了片刻，才说：“拿纸来。”

村会计从挎包里掏出账本纸和复写纸，趴在一只木箱上写分单。写明东屋归大哥，老屋西偏房和院里老枣树一半归我折价；卖掉的工具折三十二块，由大哥分两次还清；爹娘养老钱我按月出五块，农忙回村帮工三天。

写完后，会计念了一遍。

我听完，指着“工具折价”那行说：“加上那十五块车脚钱。”

会计补上。

大哥嘴角绷得紧，半晌，按了手印。爹也按了。最后纸递到我面前，我把右手在裤腿上擦了擦，按下去，手印边上沾了一点黑油。

纸一写完，我立刻蹲回机器旁边。

先拆护板，再取皮带轮。轴承拔不下来，我让人去拿热水，边烫边敲，又从自己包里摸出一只旧车轮上的钢套，磨掉毛边，垫进去补偏。裂开的护板没有新件可换，我就用薄铁皮打了两道补片，铆上去。

天边轰了一声闷雷。

有人把煤油灯往我这边挪近些，我看见自己手上的油和铁屑混成一层黑泥。大哥站在一旁，伸了两次手，最后还是按我说的去扶飞轮。

装回去的时候，我让人慢慢摇，先空转，再上料。

机器先是嗡了一声，接着吱呀两下，我把扳手往轴承座上轻轻一敲。

下一刻，皮带轮转开了。

脱粒机的声音一下子冲起来，谷穗往里送，金黄的谷粒从口子里簌簌落出来，打在木斗里，响得很密。

场上有人喊了一声“成了”。

我没站起来，先俯身又看了看轴，再把护板上的螺母拧紧一圈，这才收手。

雨点这时落了下来，不大，细细的，打在我后脖颈上，凉得一缩。

我把那张分单折好，塞进上衣里。

回到县城时，夜已经深了。

东街口还亮着一盏灯，周杏枝站在门边等，手里拿着那只军用水壶。她没问修得怎么样，只看见我进门，就把门帘往上掀了掀。

我从怀里掏出那张折得发热的纸，放到桌上。

纸角沾着一点谷壳。

11

分单写下后，事情就顺了许多。

大哥先还了我十块，剩下的说腊月前补齐。村会计把那张纸抄了一份留底，我自己那张夹在执照后头，和相片、证明放在一块儿。

我拿着手里的钱，先做了两件事。

一是把隔壁那间空着的小耳房也租了下来，屋子矮些，放杂物正好。二是托人从旧货摊上收来一把台钳和一台脚踏砂轮，修金属件方便得多。

耳房收拾出来后，我把收来的旧零件、废收音机壳、车轴、链条全归置进去。门后还钉了一排木条，挂扳手、钳子和锉刀。看上去乱，真找起来一伸手就能摸到。

周杏枝把她那边也挪了挪，前头摆缝纫机，后头加了个小柜，专门放账本和线轴。

我们重新做了块木牌。

上头写着：缝补修理。

字还是我写的，红漆也是我描的。描到“理”字最后一笔时，孩子蹲在地上看，跟着用手指在灰里比画。

他现在能认一二三四，也能分清大螺母和小垫圈。有时我忙不过来，他就站在旁边给我递抹布，递错了，我再换回来。

有一天下午，先前那位县城姑娘从门口过。

她没进来，只站在街边看了一会儿。那天我正穿着套袖给学校修一只挂钟，耳房里还蹲着个学徒，是白老师替我找来的一个乡下小子，十六七岁，手快，眼睛也快。

那姑娘站了两息，转身走了。她脚上是一双白布鞋，鞋面沾了点灰。

我只看了一眼，手上的起子没停。

晚上收摊后，我把门板一块块卸下来靠墙放。周杏枝在里屋数钱，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孩子趴在桌边打瞌睡，脑门一点一点。

我把最后一块门板放好，回头看见她正拿着针，把我工作服袖口磨薄的地方重新锁边。

灯光偏黄，照得针尖一闪一闪。

我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门闩，过了一会儿，才开口：“后间我都收拾出来了，摆两张床也够转身。”

她针没停。

我接着说：“你要是点头，等街道那张证明开下来，咱把日子并一并过。摊子还是各记各的账，大事一块商量，小事谁顺手谁办。”

屋里静了下来，只剩算盘珠子最后碰了一下。

她把线头咬断，放下袖子，看了看桌上的账本，又看了看门口那块新木牌，说：“明早我去借户口本。”

我把门闩放到桌角，没再多说。

第二天一早，她去街道开证明，我去买了两斤糖和一刀红纸。路过鞋摊时，我还给孩子买了双新布鞋，鞋帮是藏青色，鞋口绱得紧。

回来时，孩子正坐在门槛上，抬脚看新鞋，脚尖一翘一翘。

周杏枝把户口本递给我，里头夹着街道开的条子。她说：“下周一去。”

我把那条子折平，放进胸前口袋，外头又拍了拍。

那天收摊很晚。

可不管多晚，门一关上，屋里那盏灯一亮，地方就像比先前宽了些。

12

领证那天是个晴天。

县里办事的人不少，门口停着几辆自行车，还有人拎着布袋站在台阶下等。周杏枝抱着孩子，我提着一个装证件的小布包，里头放着户口本、证明和两张照片。

轮到我们时，窗口里的人把材料翻了翻，问了几句住址、姓名，又让我们在纸上按手印。

红印章落下去的时候，声音不大，啪的一下。

孩子趴在柜台边上看，差点够到印泥盒，我把他往后抱了抱。

出了门，我买了两根麻花，给孩子一根，另一根掰开，递给周杏枝半根。她接过去，先折了一小段给孩子，剩下的才自己拿着。

没有放炮，也没摆几桌席。

晚上收摊后，白老师拎了瓶散酒来，乔老太端来一碗红糖鸡蛋，老吴提了两斤花生。大家坐在屋里，板凳不够，就拿木箱当凳子。孩子抱着那双新布鞋睡着了，脚上却还穿着，怎么都不肯脱。

爹和娘是第二天来的。

娘挎着个篮子，里头装了十来个枣，还有一双她新纳的鞋垫。爹走在后头，手里提着半袋花生，是从老枣树边那片地里收的。

他进门先看了看门口那块牌子，又看了看耳房里码得整整齐齐的零件，最后把花生往桌上一放，说：“路过，捎点来。”

我接过来，说：“里头坐。”

爹没多坐，只在门边的板凳上停了一会儿。娘倒是把屋里看了个遍，还伸手摸了摸缝纫机边上新做的小柜，说这木头不孬。

临走前，爹把嘴里的话转了半天，才说了句：“月末那五块，照旧就行。秋后忙，你有空回去看看。”

我说：“知道。”

他点了点头，先出了门。

再往后，摊子的活越来越稳。

学校那边的小修不断，街坊邻居也认准了地方。隔三差五还有村里人推着坏车、拎着坏钟找来。我收钱不乱，要多少就是多少，不看谁家门口宽，也不看谁裤腿上有没有补丁。

周杏枝记账越发利索，算盘珠子拨得飞快。孩子长高了一截，站在门边已经能自己够着门闩。有时我在里头焊东西，他就在外头替我喊：“修锁的先排后头，修车的把车推这边。”

冬天第一场雪下来时，我把旧蓝布裤子从箱底翻出来，剪下一小块补丁边角，垫在台钳下面，省得夹坏细零件。剩下的布我没扔，叠好放回去。

有些东西，补过一回，就知道该往哪里使劲。

腊月里一个傍晚，街上人少了，我正在门口收最后一辆车，里屋灯已经点亮。周杏枝把门帘掀开一条缝，说饭好了，让我先洗手。

我答应一声，还没转身，就听见孩子在屋里喊：“爹，灯芯短了。”

我把车子往墙边一靠，拍掉手上的灰，掀帘进了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