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陈毅一句“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为何引来金庸激烈嘲讽

1963年的秋天，面对日本记者团的尖锐提问，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拍案而起，那句

“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

的豪言点燃了在场所有人的胸膛。

而在香港跑马地摩利臣山道一间狭小的报馆里，41岁的金庸放下手中的报纸眉头紧锁。

他刚刚读完陈毅的讲话，心里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

他提起笔在稿纸上写下了一个后来震动香港舆论界的标题：《要裤子不要核子》。

就在这一刻，两个素未谋面的中国人，一个在北，一个在南，因为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

这个国家该往何处去？站到了对立的两端。

他们谁也没想到这场隔空论战，会在未来的一年多里演变成香港报业史上最激烈的一场笔战。

更不会想到最终为这场论战画上句号的不是更多的文章，而是一声来自罗布泊的巨响和一位元帅令人意外的宽容。

时间回到1950年11月，朝鲜战场的战火正炽。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不到2个月，就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中取得了辉煌胜利。

把美军打得节节败退。麦克阿瑟急了，这位骄横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份震惊世界的清单：

他打算用26颗原子弹沿鸭绿江炸出一条放射性污染带，彻底切断志愿军的补给线。

消息传出，世界哗然，这只是一个开始。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暗中将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运到了冲绳岛。

显而易见目标直指中国。1955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公然授权总统在对华战争中“酌情使用核武器”。

那是一段被核阴云笼罩的岁月。每一次台海危机，每一次边境冲突，美国人的核大棒就会挥舞起来。

新生的共和国就像一个手无寸铁的巨人，空有一身力气却时刻面临着被一击致命的威胁。

最开始中国人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北方的“老大哥”苏联。

1956年，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关系进入了一段“蜜月期”。苏联答应帮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派来了专家，同时也运来了设备。

1958年，两国甚至签订了技术协定，苏联承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

那时候我们还信以为真。在青海金银滩，在新疆罗布泊，成千上万的建设者开进了荒无人烟的戈壁，开始为原子弹试验基地选址、施工。

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地学习俄文资料，盼望着有朝一日能从老大哥手里接过那枚“争气弹”的图纸。然而希望很快变成了失望。

1959年6月20日，苏联方面突然通知中方：暂停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

不久后赫鲁晓夫在一次谈话中说出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

：“有些人说中国三个人穿一条裤子，也要搞原子弹。我看他们20年也搞不出来。”

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定，召回全部在华专家。

那些曾经笑容可掬的苏联专家临走前当着中国人的面，烧毁了所有来不及带走的图纸资料。一位苏联专家甚至冷冷地甩下一句话：

“没有我们，你们连裤子都穿不起，还想造原子弹？做梦！”

那一幕刺痛了所有在场中国人的心。二机部部长刘杰悲愤交加做出了一个决定：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就叫“五九六”，以此铭记苏联毁约的耻辱之日。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国内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1960年到1962年，正是3年困难时期。

全国多地粮食歉收，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有的地方连树皮、野菜都吃光了。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继续搞原子弹，成了一个需要反复掂量的问题。

一些同志建议：“缓一缓吧，等老百姓吃饱了肚子再说。”

负责原子弹研制的二机部和国防科委却坚决主张：不能停！停了，就再也追不上了！

两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主张缓的人看到的是眼前的民生疾苦，主张干的人看到的是长远的国家安全。

1962年11月，中央最终拍板：原子弹研制工作不但不能停还要加速进行。毛泽东亲自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陈毅说出了那句后来引发轩然大波的豪言。

1963年10月，在北京。日本记者代表团来访，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个日本记者问出了一个颇为刁钻的问题：

“陈毅部长，听说中国要搞原子弹，可你们连饭都吃不饱，搞得起来吗？”

话里话外都透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陈毅没有回避。他放下手里的文件目光如炬地看着那位记者，一字一句地说：

“帝修反有原子弹、核子弹，了不起吗？他们如此欺侮我们，他们笑我们穷造不起。

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中国人不怕穷，就怕没骨气！”

说完后，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在场的中国记者热泪盈眶：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这是一个民族在屈辱中发出的怒吼。

“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这句话迅速传遍大江南北。老百姓听了觉得提气，干部们听了觉得有劲。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种“穷且益坚”的精神成了支撑人们走过困难时期的重要力量。

然而这句话传到香港时，却激起了完全不同的反应。1959年，金庸与人合办了《明报》。

最初的几年这份报纸举步维艰，销量最低时只有五六千份，连员工的薪水都发不出。

金庸常常熬夜写稿，写累了就和妻子合喝一杯廉价的咖啡，为的是省下几个铜板。

图｜金庸

但金庸骨子里有一股倔劲。他把《明报》当成了自己的“江湖”，希望通过这份报纸传递自己的声音。

当读到陈毅“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的讲话时，金庸感到了一种深深的不安。

因为在他看来，一个连老百姓裤子都穿不上的国家，却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核武器这种“不能吃不能穿”的东西上，简直是本末倒置。

他想起自己读过的儒家经典：“民为贵，社稷次之”，老百姓的温饱难道不应该比什么都重要吗？

于是，1963年10月30日，《明报》的版面上出现了一篇署名为金庸的社评。标题直白而锋利：《要裤子不要核子》。

金庸的文章，写得毫不留情。他开篇就引用了陈毅的话，但做了一点微妙的改动：“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

这一改把陈毅原本“极而言之”的比喻，变成了一个似乎要牺牲全体人民利益的决策。

然后，金庸写道：“中央一位负责首长居然说到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实在是不胜愤慨。

一个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绝不是好决策。”

图｜金庸

接下来他用了更激烈的言辞：“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机构是一定不会稳固的。

中共制造原子弹不知是什么用处？能去轰炸美国吗？能去轰炸苏联吗？

当这些光屁股的人民造起反的时候，能用原子弹将他们一一炸死吗？”

最后金庸拿英法苏伊士运河事件举例，试图论证自己的观点：英国早就有原子弹，可苏联一威胁要轰炸伦敦，英国不也乖乖退兵了？

“中国再努力10年也决计赶不上英国在攻打苏伊士运河时的核子成就。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这篇文章，字字如刀，刀刀见血。

《要裤子不要核子》一刊出，香港舆论界瞬间炸了锅。第二天，《文汇报》就率先发难。

在一篇题为《怕中国有？是什么人！》的评论中，虽然没有直接点名金庸，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谁，

“利用中国人的身份，装成一副悲天悯人的伪善面孔，说的却是毒蛇嘴里的玫瑰。”

《新晚报》紧接着发表《裤子固要，核子也要》，正面驳斥金庸的观点：造原子弹不是“二选一”，而是在为“两个都要”做准备。

《香港商报》的措辞更加激烈，直斥金庸是“别有用心的黄皮人”，“挖空心思大骂中国人的核自卫”。

《大公报》甚至用了“卖国贼”“汉奸”这样的字眼。一时间香港的舆论场上，左派报纸“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把金庸和他的《明报》围得水泄不通。

但金庸也不是吃素的。他拿出了写武侠小说的劲头，以一人之力，开始了长达一年的“舌战群儒”。

从1963年11月起，金庸在《明报》上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甚至不惜用整整一个版面详细阐述自己反对核武器的10点理由。

从核武器的毁灭性，到对经济的拖累，再到国际关系的紧张，金庸一条一条地论证，试图说服读者：造原子弹，是错的。

最激烈的时候，从1964年11月27日到12月22日，《明报》连续20多天，每天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反击文章，质问左派报纸。

这场论战早已超出了“裤子与核子”的范围，延烧到人民公社、民主自由、对苏关系等更宏大的议题上。

在这个过程中，《明报》的销量却节节攀升。香港市民爱看热闹，两派报纸你来我往，越骂越凶，读者就越来越多。

《明报》从原来的五六千份，逐渐涨到了几万份，成为香港不可忽视的声音。

但金庸也付出了代价。左派报纸对他的批评越来越激烈，甚至有人扬言要对他采取行动。广告商撤资，同行侧目，金庸一度陷入孤立。

可他仍然坚持着。他的固执源于一种信念，他认为自己是对的。

当香港的论战进行得如火如荼时，远在北京的陈毅也听说了这件事。工作人员把金庸的文章送到了陈毅的办公桌上。

陈毅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读完了那篇《要裤子不要核子》。读到“不知陈毅是否了解”那段时，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笑了。

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些紧张：“首长，要不要......，陈毅摆了摆手，打断了他们。他没有发火，没有拍桌子，更没有下令去封《明报》。

他只是说了一句话：“这个查良镛，有点意思。”

后来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有人再次提起金庸的批评。陈毅这次认真地做了回应。他说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大感意外：“《明报》那个社评，有一半是对的。”

陈毅解释道：“我那个‘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当然是个比喻，是极而言之。

意思是说哪怕日子过得苦一点，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但金庸先生说‘要裤子’，那也是有道理的。如果老百姓真的穷得没裤子穿，饭都吃不饱，那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停顿了一下他又说：“我同《明报》那个查先生的社论，两家的话合起来就全面了。

今后我们就要努力做到既有裤子又有核子！就是要做到中国人丰衣足食，手上还有个不大不小的核子弹。”

更令人动容的是，陈毅还特意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只要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他若骂我有道理，我当他是挚友、诤友。《明报》那个社论，要中国人有裤子穿，那还是爱中国人嘛！”

他甚至托人带话给香港新华社，希望他们对金庸“高抬贵手”。这个消息传到香港时金庸沉默了。

或许在那一刻，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对手。

陈毅不是一个只会喊口号的莽夫，而是一个既有钢铁意志、又有柔软心肠的智者。他能理解一个批评者的善意，哪怕这批评多么刺耳。

1964年10月14日，在新疆罗布泊试验基地里，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兴奋的气氛。代号为“老邱”，后来被形象地称为“邱小姐”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在铁塔上装配完毕。

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周恩来总理一夜没有合眼。他守在电话机旁等待着罗布泊的消息。

10月16日凌晨，核试验基地向北京发出密电：“老邱昨天22点30分穿好衣服，住下房。”这是一句暗语，意思是原子弹已经装配完毕，安放到了试验塔下的装配间。

上午，各项检查工作紧张进行。下午，所有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倒计时开始。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罗布泊的天空骤然被一道强烈的白光撕裂。紧接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震撼了茫茫戈壁。

一个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迅速翻滚、升腾，渐渐形成一朵壮观的蘑菇云，高高地悬挂在天地之间。

60公里外的观察所里，上千名工作人员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他们把帽子抛向空中，互相拥抱，拼命呐喊：

成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那一刻，无数人泪流满面。

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拿起电话用激动得有些颤抖的声音对毛泽东说：“主席，成功了！”

毛泽东沉默片刻，然后平静地说：“好。我们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消息传遍全世界。苏联。刚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正在克里姆林宫里收拾自己的私人物品。

当他得知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据说嘴角抽动了几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美国总统约翰逊取消了当天的全部行程，紧急发表声明，安抚美国人民：“美国有能力保卫自己和盟友。”

他还呼吁其他国家“应该把重心放在经济上，不要把太多力气花在原子能上”，言外之意是不希望再有新的有核国家出现。

日本各大报纸纷纷在头版头条刊发消息，有的惊呼，有的沉默。

而在香港，金庸坐在《明报》的编辑部里，看着报纸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号外，心情复杂。

第二天，金庸再次提笔。他写下了一篇社评，标题是《中共爆炸原子弹的评价》。在这篇文章里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核弹是一种罪恶，我们不赞成制造核弹，决不认为那是中国人的光荣。做一件有害人类的事，何光荣之有？”

他继续呼吁：“郑重建议世界各国全面禁止和销毁原子弹。”这篇文章一出，香港左派报纸再次掀起批判的浪潮。

《大公报》连发数文，揭露《明报》“画皮”，《香港商报》痛斥“挖空心思大骂中国人的核自卫”。

#文学创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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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奇怪的是，这一次批判的声势虽然大，却总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

有人私下告诉金庸：是陈毅元帅拦住了，不让左派报纸做得太过分。金庸得知这个消息久久无言。

后来有人问他对原子弹有没有改观。金庸依然固执地说，自己有权批评。

但细心的人发现，从此以后金庸再也没有对中国核政策提出过尖锐批评。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陈毅在一次公开场合，对“裤子与核子”的争论，做了一个精彩的总结。

他说：“不搞核子，省下钱来发展轻工业，大家很快就能有蛋糕吃，有裤子穿。但要是吃得正起劲的时候，一个炸弹砸了下来，还有什么呢？”

他接着说：“所以，应该把我和查先生的说法结合起来。我们要争取做到，既有核子，也有裤子。人民在丰衣足食的时候，还有几颗不大不小的核子，就好了。”

1972年1月，陈毅元帅因病逝世。消息传到香港，金庸再次提笔。这一次他写的不是社评，而是一篇悼念文章。

在文章中，金庸称赞陈毅“性格豪爽，心直口快”。对于当年的“核裤论战”，

他写道那只是一个“比喻”。言语之间透着一丝懊悔和歉意。

他终究没能当面见到陈毅，没能亲口对这位宽容的元帅说一声“抱歉”。这或许是他一生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