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追忆，插队东北落户往事，我被大嫂当众扒裤的尴尬至今难忘

火车往外一点点开，我靠着窗看着车后面那个越来越小的村子。还是天很冷，村里土路上房顶和院子上的雪都落着，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走了，从那里上回家去上海的那个火车头里，火车站边是刘大叔自己赶过来的一辆牛车拉着我们走，大人一个接一个往车上抱我送我，再三叮嘱在外面要小心啊这些话。那时候心里就有种说不出来的东西的感觉，就像背着个包回去吃掉了一段生活一样的感觉吧。现在这么多年来回来了好几趟了，在别人家住了下来给这个家里带东西的时候，那些过去的日子就一下子照片一样闪现出来。

我叫王明生，十八岁从上海到黑龙江一个村子插队，时间记得是1969年冬天去的，到村三年后即1972年初才回。双鸭山地区，四十来户人家，挨着山靠水，那时瘦削一伙人，戴副黑框眼镜，像个书生，跟我和我一起去的是李大勇，比我还大两岁，工人家庭出身，力气很大；张小军个子最矮，干活机灵，我们三个挤在村东头一间破土坯房里住，以前这里是牛棚，土墙有裂缝大家就用报纸糊上，屋顶漏风，拿些玉米秸秆托起堵缝，屋里一张土炕，一口炉子很简陋，几条板凳几个木箱子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

到的那天是十一月底，已经下了三场大雪，外面零下二十多度，棉被上有一层薄霜，洗脸盆里的水一宿冻成一层薄冰。刚来那几天我身体不适应，拉了三天肚子，弱得站不住脚，天天想家，张小军有个好办法，他把两层报纸折成长筒状当内衬袜塞进棉袜里头，可以挡住些冷气，他的办法真管用，我也照着做。

一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第一次握砍刀是在齐膝深的雪里砍柴，手磨出了老茧，后来又磨破了皮，雪水浸湿衣服，汗水和雪水混在一起，冷得刺骨。村里人看见我们这些城里娃也要干活，队长是韩叔，五十来岁，手糙，常年沾着黑泥，他把我们分到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回事，打年猪是各家各户自己的年例活计，要腌肉、灌香肠、炼猪油、熏制和晾晒，程序很多很细。

我到刘家参手，那家人有刘大叔、刘大嫂，刘大叔四十多岁了，皮肤很黑，刘大嫂精干利索，说话直爽。他家里有个老人和三个孩子，最大的差不多十五六岁，最小的五岁左右。打年猪那天有很多步骤，先牵着猪来，然后放血，接血的时候要快点，有人喊我去接血，我就拎着个大盆子去，热乎乎的血哗啦一下就流进盆里，有点腥味儿，我拿盆的手一抖差点把盆给弄翻掉，后来才开始烫洗刮毛，刚开始我笨手笨脚的，村里人都笑话我说你这手嫩啊，给我示范了一套动作。 学会后手上衣服上都是猪毛油渍，分割猪肉洗内脏炼猪油每一步都有讲究，灌香肠把里面的弄干净卷个漏斗一挤一根香肠就出来。刘大嫂给我示范的时候我怎么也拽不稳，最后还是在她手把手的指导下虽然做出来的形状不太规整但也算是能吃的那一根了。灌好的香肠还要腌、熏挂在院子里的架子上晾晒。

午饭一般都是“杀猪菜”，就是炖猪肉，还有猪肝汤，猪血汤，炒肉炒白菜。刘大叔看我们帮忙，就多夹了点肉给我吃。冬天井水不好打，井台上盖着草帘子防冻，要用水得用绳子把木桶吊下去再拉上来，洗身也是这水。那天几个村妇觉得好玩又图卫生围在我身边，想要扒我裤子帮我洗，当时我心里慌得很，拼命地想躲开她们的举动。她们说不过逗逗城里的娃娃玩，并没有坏心思，刘大叔赶紧出来哄我说好话才把那些女人支走。那事之后在宿舍里一直流传着，韩叔老伴儿说起我被扒裤子的样子，弄得大家都笑起来，我也很不好意思。

学一门手艺是个慢慢的过程，最初我连猪血都不敢接，刮毛的手笨得让村里人笑话；后来能熟练地分割、洗内脏、把肉块腌起来。院子里有大铁盆，香肠吊在架子上，炕上铺着羊皮，被子上有霜，窗前的北风呼啸，在日子中这些细节堆叠起我的技能库，犁地、打场、挑水、修房、杀猪宰羊…手掌磨出老茧，脸和手晒成深色，那些身体上的改变告诉我我不是刚来时那个城里娃了。

村民对我们的态度从一开始的猜忌到后来的接纳，刘家对我最好，孩子们叫我哥哥。村里人也会拿我当例子，说我们能吃苦，是好知青。有时大家干活时互相开玩笑，李大勇在我家住着学杀猪，张小军在赵家住着学灌香肠，互相打趣。村里的文化很直率，有什么就说什么，不像城里那么讲究规矩，慢慢我就学会了“入乡随俗”，也学会了用他们的方法跟他们相处。

生活里有笑也有难堪，宿舍里有人提我洗身被围的事，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那时我就只剩尴尬的红脸，想找个地缝钻进去，韩叔的老伴儿把这事当笑话讲的时候，虽然窘迫，可后来我也能对着听众笑笑，那些笑声里有调侃，也有接纳，渐渐明白在这儿生活就得放下城里的矜持，学着跟人家同吃同住同干。刘大叔教我常常挂在嘴上，意思就是说吃苦可以炼人，那句平实的话后来成了我对苦与劳的看法之一。

三年，我的生活都是劳动填满的。种地的季节跟着农活走动，秋收时一起劳动，围炉时老人讲故事。到了冬天，在院子里挂上腌肉、香肠，屋里炉火旁大家有说有笑。1972年春天，组织通知我回上海。村里给我们办欢送会，人到齐了，话不多，眼神里全是不舍。刘大嫂给我送了一双棉鞋和一双手套，孩子们送了一个小布包和几只纸鹤，上面写着孩子的画和“上海哥哥明生”。刘大叔亲自赶着牛车把我送到火车站，他在车前再三叮嘱，把家人的祝福托人带给我。这一路上的嘱托和礼物都很普通，但是我一直记得。

回到上海以后，表面上又过起以前的生活，东北的日子却一直在我心里。一到冬天或者听到农村的事我就想那些冻手烫汗、泥土味和炉火边的笑声。后来有一次我在上海街上碰到刘家的侄女，她竟然把来信送到我家，有全家福还有几张照片，我看着照片里刘家人笑的脸好长时间才看完。岁数大了，想想当年村里人拿我们当猴耍时的尴尬，再看看自己会干些啥活儿，觉得那是人生中挺重要的阶段，那段时间教会我劳动的意义，也让我懂得人情的好与直。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插队下乡是共同的记忆，有人说是政治运动，有人说就是学习生活的一部分。对我而言，那三年真的改变了我，手上的老茧、脸上的风霜，会干活的本事以及那些人的名字，都是证据。现在每次想起来刘家院里的香肠，院边的雪地和那口井，都有回味，那时候苦着呢，但很珍贵，把城里和乡下差别真正体验一遍，才明白人是怎么回事儿，生活怎么一回事儿，应该把这些记下来，像家里一张旧照片一样，拿给后来的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