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将军临刑前，血浸裤管、脓糊左眼，让人泪目

1950年春的台北军法处看守所，潮湿的空气里总飘着挥之不去的血腥气。56岁的吴石被两名宪兵拖拽着扔进监牢时，同室的刘建修第一眼便被那片刺目的红攥紧了心——他的裤管已被血浸透，暗红的液体顺着裤脚滴落，在水泥地上洇出蜿蜒的痕迹，像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没人能想到，这位曾身着中将制服、执掌国防部机要的“密使一号”，会在特务的刑讯室里遭遇这般炼狱。狱友们想帮他脱下鞋子查看伤势，指尖刚触到鞋帮，吴石便猛地一颤，额角渗出细密的冷汗。后来他们才知道，电刑的高温早已将他的脚烤得肿如馒头，鞋帮被撑得变了形，每一次触碰都是钻心的疼。可即便疼到站不稳，吴石靠在墙根喘息时，嘴里吐出的也从不是求饶，只是断断续续的粗气，和看向铁窗时那抹未散的坚定。

刑讯后的第三天，新的折磨又缠上了他。吴石的左眼开始流脓，淡黄色的脓水顺着脸颊往下淌，他只能用粗糙的手巾一遍遍擦拭，却不敢用力——稍微一碰，便是撕裂般的剧痛。狱友们后来才从偷偷送饭的老狱卒口中得知，这是电刑灼伤视神经留下的后遗症。可特务们哪会管这些？一个雨夜，他们再次将吴石拖进刑讯室，冰冷的辣椒水顺着他的喉咙往里灌，辛辣的液体呛得他剧烈咳嗽，胸腔像要炸开一般，可他始终攥紧拳头，牙关咬得死死的，连一声闷哼都没泄出。

当吴石被再次拖回监牢时，他的左眼彻底失去了光。狱医趁着夜色偷偷检查，发现视神经早已在电刑的灼伤下脆弱不堪，又经辣椒水猛烈刺激，彻底坏死。那天夜里，监牢里格外安静，只有吴石偶尔因疼痛发出的细微喘息。刘建修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看去，只见吴石用没受伤的右手轻轻抚摸着失明的左眼，指尖的动作格外轻柔，仿佛在安抚一颗未曾熄灭的火种。

可苦难并未就此止步。老虎凳上叠加的砖块压得他膝盖变形，削尖的竹棍插进指甲缝时，鲜血顺着指尖滴落在刑讯室的地板上，汇成小小的血洼；寒冬腊月里，特务们把冰冷的水浇遍他全身，再将他扔进零下的禁闭室，让刺骨的寒意与伤口的剧痛反复啃噬他的意志。可无论遭遇怎样的折磨，吴石从未吐露过半句情报，更没说过一句软话。

即便身陷绝境，吴石依旧在黑暗里寻找光。白天他忍着疼痛靠在墙根闭目养神，晚上便借着小窗透进来的月光，用右眼盯着纸面，一笔一画地写着什么。狱友问他在写什么，他嘴角扯出一抹浅淡的笑：“给家里人留些念想。”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那些纸上写的不是抱怨，不是恐惧，而是对国家统一的殷切期盼，是一首首以丹心明志的诗。

1950年6月9日，特务们最后一次提审吴石，试图用他家人的安危逼他屈服：“只要认个错，就能保你家人平安。”吴石听完，原本因伤痛有些佝偻的身子突然挺直，声音虽沙哑却掷地有声：“我做的事，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何错之有？要杀要剐冲我来，别牵连无辜！”特务们被怼得哑口无言，只能悻悻地将他押回监牢。

6月10日的台北，太阳毒得晃眼。吴石穿着那件满是刑伤痕迹的旧军装，被押赴马场町刑场。他的步伐有些踉跄，左眼的纱布早已被血染红，可他的腰杆却挺得笔直，像一株在狂风暴雨中从未弯折的松柏。走到刑场中央，他朝着大陆的方向站定，清了清沙哑的嗓子，高声吟诵起自己的绝笔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诗句落尽，枪声响起。吴石倒在血泊中，那只未失明的右眼，依旧望着大陆的方向，仿佛在等待祖国统一的那一天。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的事迹才被公开，骨灰也终于回到了故土，安葬在福州烈士陵园。如今再翻开那些尘封的监牢回忆，字里行间都是他的铁血与赤诚——有些信仰，就算被折磨到体无完肤，也永远不会褪色；有些丹心，就算埋在黑暗的狱底，也终会发出照亮山河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