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狼匪军兽行实录：专抢女人花裤头，行军挂女人乳罩边嗅边笑！

陕西太平数年人口众多。陕民做生意讲信义，因而当远近不少省份金融不景气，陕西的经济还算比较繁荣。尤其是三原和咸阳等地，富商大户比比皆是，就是一般老百姓，日子也还说得过去。当然，陕民中也有不少好逸恶劳无所事事之徒，这多半是由于鸦片烟的毒害。

从光复之后，侥幸之风到处吹刮，无业游民投机思想越来越重，希望不劳而获便挖空心思，不知不觉就与土匪结党为朋。白狼犯陕西前一个月，就有不伦不类的游民，口操河南土音，或变戏法或卖西洋眼镜，还有操其他技艺的窜入秦地。此时白狼将窜陕西的迹象已露苗头，然而陕西的官吏和一般愚民还在梦中。

陕西都督张凤翙，始终认为白狼不值一提。因而在防御之事上没做什么考虑和规划。就是对荆紫关这样入陕的咽喉要处，也不先布重兵驻守。张凤翙竟麻痹大意到如此地步。

一九一四年三月十六日，白狼以王生岐部担任全军前驱率部入陕，窜武关进逼龙驹寨。段琪瑞指挥河南官军尾追，匪部翻山越岭包围了官军，又以大队人马扼守险处夹攻，官军败退四散溃逃，军火枪炮丢得满山遍野都是。匪徒趁机大抢村落，杀牛宰羊摆宴庆功。吃饱喝足，白狼率匪众于三月二十日抵达龙驹寨。

龙驹寨分东西二城，位于鸡冠山顶峰处，是三省交界之地商贸发达财货云集。匪参谋长大李鸿宾布置匪徒先打枪试探动静，接着让部下放开花炮。李鸿宾发现龙驹寨并没有重兵，便指挥匪走蜂拥而入，大肆杀掠。守寨官军仅四十来人，寡不敌众全军覆灭。

匪徒旗开得胜锐不可挡乘胜攻商南。王生岐率哗变官军攻城，陕军三千人迎击，被打得人仰马翻。王生岐跃上城墙拔枪大呼：“弟兄们，立功的时候到了！给我冲！”

于是匪徒们亮刀突进商南城，焚杀淫掠全城一空。白狼嘉奖了王生岐及部众。此时陕军已退守邠县，白狼命王生岐率部继续进逼。

白狼大军自破荆紫关入陕以来，一路攻城劫寨一路翻山越岭行军，匪徒们边走边唱：

让俺每天过新年，每晚睡新娘。若要高官厚禄，先当土匪首领。

若想粮谷满仓，先烧官府城墙。若想腰缠万贯，先绑小姐姑娘。

若想娶得老婆，快快领她回乡。嫁给少年公子，年轻钱多快活。

事实上土匪生活并不浪漫如此。土匪生活就是杀人如麻，纵火烧房；就是奸淫妇女、打家劫舍；就是惊恐不定、度日如年；就是喜从天降、祸起萧墙；不是死于饥寒交迫，就是死于暴饮暴食；

不是为人唾弃，就是自绝于人；土匪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者，从不顾及他人；他们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总而言之，土匪也是具有喜怒哀乐的普通的人。

在中国，对大多数决意当一名英雄豪杰的年轻人来说，赢得“抑强扶弱”、“劫富济贫”这样的好名声是他们所了解的这个世界中的一种理想生活。可是，用这些褒扬之词塑造出来的风流倜傥的土匪形象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在绝大部分土匪看来，土匪活动意味着生活颠沛流离，它只是逃避忍饥挨饿的手段，所以土匪的感情世界是苍白的。

然而无论是土匪首领还是一般匪徒，作为这支队伍的成员，他们满足了自己的心理需要，这就是说参加土匪为他们了解世界提供了一次机会，为他们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的勇敢和自尊心提供了一次机会，为他们发泄自己的好斗性、欺压弱者提供了一个渠道，也是他们经历那种和群众隔离开来的骄奢淫逸的生活的一次机会。

尽管官府百般造谣中伤，但是土匪仍是同其他农民一样的人；他们也和任何人一样，对未来怀有灿烂的梦想。然而，实际上土匪活动不是通向富裕之路，除了有可能成为首领之外。对那些在余生中已无望再重返乡里的匪徒来说，最好的前途是在军队或在当地民团和地主的镖队里谋得一官半职；另一些人则梦想着在积攒了足够的钱后衣锦还乡，娶上一妻二妾，过一个安逸的生活；更有些人日复一日盼发财。

由于对迫使自己入草为寇的厄运和社会不公深恶痛绝，由于时时刻刻都冒尸首分家的危险，由于要同那些压迫者一比高低的强烈欲望，诸如此类的因素掺合在一起常常酿成剧烈的暴力活动，对妇女的残忍无礼就是其中之一。

土匪的看家本领之一就是强行勒索奢侈品，并以此弥补他们在金钱财富方面的不足。摆阔气的挥霍浪费是他们表明自己高人一等的一种手段。这种作风不仅表现在他们在吃喝上，也表现在他们的衣着穿戴上。

对于土匪来说“礼仪服饰的炫耀”意味着要穿戴精美的衣服，采用富人们的习惯，或通过穿制服来为自己创造一种气氛。“当赎金分到手后，我要买缎料的裤子、褂子，再买一匹马。我要将真丝内裤衬在里面”。当匪徒们商讨该用赎金置办些什么物品时，他们一下子都成了纨袴弟：毛领衬里的缎褂、仿缎的裤子、新洋靴、珠宝、眼镜等，这些都是最受欢迎的普通玩意。

白狼部下的那些年轻人，穿着各种色彩的绸缎衣服，使他们看上去极为可怕。然而白狼本人并不刻意打扮，他时常穿着当地农民所穿的灰白色土布短上装。

乳罩对于土匪来说是很有用的东西。妇女穿的花裤头和镶花边的罩衫，也是十分抢手的。土匪们常绑着乳罩，边行军边低头嗅嗅。女人的花裤头也能令他们想入非非，满足一时的性饥渴，或者说调剂一下单调的流窜生活。

送给人票的衣服包裹，首先必须经过匪手。一位人票发现，土匪们“尤其喜欢穿上进口的内衣；然后像野人似地到处乱跑。”土匪们最带劲的饰物之一是眼镜，因为他们希望显得是有学问的样子。

穿制服是另一种常见的表明身份的方式，而且什么样的制服都能满足需要。白狼队伍中常穿有六、七种制服，如军服、警服、列车员服、学生服乃至童子军服，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人拥有任何一种制服的完整一套。得到一套免费的制服的愿望，也许正是20世纪的军队对土匪有很大吸引力的原因。权势的威严一部分就体现在衣服的镶边和纽扣之上的，它向人们表明：穿制服者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是一个已跨入令人尊敬的行列的“成功者”。然而那些更讲究关际的土匪有时并不愿意完全抛弃他们的旧衣服。无论土匪们选择用什么来装扮自己，绝大部分人对自己的打扮都觉得颇为自得。

用武器来装扮自己，也是在土匪队伍中司空见惯的事。武器作为土匪活动的基本工具，显然也具有装饰性功能。许多土匪浑身挂满枪、弹、皮带、匕首和刀剑。

在土匪的衣着中最薄弱的部分是他们的布鞋，在他们有所行动时总是不断地损坏。大多数土匪队伍都带有大量的线、皮子和布块，以便一旦有空就抓紧修鞋。只要有可能，这些活计是交给被绑架的人匪和新入伙的匪徒去干的。不过，仍有很多土匪在大部分时间里没鞋可穿，他们总是强迫地方上的农民交出所有的好鞋子。

据说在陕西某地抓到两个土匪，一个反穿灰鼠马褂，项悬前清金珀朝珠；一个头戴前清紫猫大帽。看去都“华丽高贵”，可他们一抬起腿，就露出磨破的鞋底上的洞来，让人看出不伦不类的破绽，不是土匪痞棍又是何人！

至于行军打仗中的土匪之间的关系，也自有其独特的规律。匪徒们时常互称“弟兄”，但实际上他们的日常关系与理想的“哥们”相差甚远。除非到了危急关头，实际上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考虑。在一支土匪队伍中，只有发起者或那些同时加入该队伍的人之间较密切些，可以相互间有些照应，当需要时，最年幼的或最年长的匪徒可得到援助或鼓励，但就一般情况而言，除非土匪的生命遭到威胁，否则他们宁可共存也不愿意合作。他们平时相处不是私下偷别人的鸦片烟之类，就是互相斗殴、争骂、甚至开枪伤人。

土匪心理因素中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恐惧与忿恨，通常会导致暴力的发生。在土匪中间，暴力与残忍的行动已成为家常便饭，但这并不是说，土匪们垄断了暴力。与此相反，首先是官军的暴行才经常导致土匪的产生。因为土匪一旦投降或被俘，等待他们的惩处将会更加粗暴，从而逼得他们继续干下去。

换句话说，土匪被局限在了采取暴力行动的网罗之中，尤其是自19世纪以来，残酷无情的暴力倾向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上层与下层，而土匪只不过是这一倾向中的一个侧面。对被抓和被杀的恐惧和忿恨，培育了土匪的凶残性格。虽然很多土匪开始习惯于痛苦的惩罚，甚至视此为乐，但是凶残的个性并不是所有的土匪都具有，有些土匪甚至是“相当正派的强盗”。

首先，土匪队伍中的大部分暴行是较年轻的土匪犯下的，他们除了有旺盛的体力和精力外，往往别无所长。其次，既然暴力来源于恐惧，那么它也会因土匪自身处境的不稳而逐步升级。第三，暴力多半是较为虚弱的匪徒的性格特征。

事实上，土匪自身也遭受到比其更强的势力的欺压，因此一些土匪的暴力行径发泄了他们对自己遭受侮辱的忿恨。

既然大多数人票据信都富裕得足可以支付巨额的赎金，所以他们遭受的暴力便深深地浸透了报复的色彩，尤其是当赎金迟迟未送到时。土匪对付人票的惩罚约有二十来种，如用膏药贴眼睛，向鼻孔里灌煤油或醋，烙火印，捆起人票的大拇指吊打，强迫人票长时间站在齐肩深的水中，让人票靠火站直到其肌肉被烧焦；对待女票则用剥衣服、抽打屁股、用木棍羞辱、抽打胸部……直至强奸、轮奸、甚至杀死。所有的惩罚中最常见的也许就是揍一顿或干脆置之不理，这和任何寻常监狱中所能见到的恶毒惩罚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支土匪队伍竟委托其成员中的一位旧狱卒监督此类刑罚的实施。

土匪的暴力经常表达了穷人复仇的欲望，其目标直接针对引起他们生活困苦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制度，这种制度的象征一方面是地方士绅和政府官吏。另一方面则是用城墙环绕的城镇，特别像豫东的周家口和鄂北的老河口之类商业中心或知名富户聚住地。白狼的队伍有时非常暴戾，当它逼近某一城镇时常引起该城镇的“瘫痪”，因为“当他们占领一座城市时，他们的行为就像失去理智的恶魔”。

按照真正的农民起义的方式，设法攻破城池的土匪总是先去洗劫官府的财物，接着再打开牢门释放囚犯。地方官吏、警察局长和其他衙役若有幸或有远见的话，应该尽早逃遁，否则就很有可能在第二天被发现，结果不是被吊死，就是像河南的陈留县长那样，浮死在一个装饰考究的池塘之中。这类暴行再加上对警署的占领，就成了土匪们征服该城的象征，并给土匪首领带来莫大的名声。

大队土匪军队在对城市进行洗劫后，总是不屑于久占，其部分原因是这样做与他们的通盘考虑不相干；另一部分原因是害怕被官军围困。不过当一座城市被土匪占领时，随之而来的常常是一次“歇斯底里的发作”，单纯用暴力支配一切。但是总的说来，土匪的暴力行动一般出于报复性动机，有时是属于社会的有时是属个人的。

在一次作战中，若土匪未能将被杀的同伴遗体运回，或发生更坏的情况，如他们的墓穴遭受亵渎，就可能带来大灾难。

1914年3月，白狼在豫陕交界的荆紫关以“扶汉大将军”发布的告示，指责当地居民破坏了在早先的一场袭击中死难的土匪们的墓地，并声称这有悖于“礼”又悖于“义”。但是在报复性的暴力行动施行前的最后一次挽救机会，白狼劝告当地居民不必害怕，但要真心相助并供给粮食，那些敞开门户并效忠于他的人都将得到保护，对其生命财产将秋毫无犯。

土匪进行报复性暴力行动的另一个动机是他们遭到了抵抗，特别是如果有匪徒因此而被杀或受伤时。尽管如此，当人们的生命财产系于一发，或当地方官吏作出形同自杀的投降决定的危急关头时，抵抗之举仍时有发生。

因此，在被白狼的军队毁坏的几座城市中，有一座在十二年后仍是一片废墟。在豫东南富庶的农业地区潢川（即光州，该地以其种植的优质鸦片而著名）。据说因为抵抗而遭到土匪的残酷屠杀，百姓几乎全都死光。

在其他地方也有传闻说，白狼的部下枪杀所有逃跑的，身上藏有东西的，或那些穿毛皮衣服和军服的人。纳款输城的城市，如豫西的南召等则都幸免损害。

有证据表明，富人和当权者自然而然是土匪们发泄愤怒的首要对象。据一则广泛流传的故事说，一位富裕人家的贵妇人将自己的漂亮衣服换成乞丐的褴褛衣衫，因而能安然无恙地从被土匪占据的城市中逃出，而那位与她换衣的乞丐却被奸致死了。

1913年，居住在潢川的许多地主与退职官员在白狼发动的进攻中几乎无一漏网。据一份关于白狼在1914年劫掠六安的报告讲，六安城内的住房十分之九被破坏一空，但该城贫民区的房屋未遭任何损坏。

简而言之，土匪的暴力有时是区别对象的，而官府的暴力通常却不作区分，或仅作有利于权贵者的区分。暴力总是暴力，不管人们怎样看待它。然而必须记住，土匪并非总是肇事者，他们有时仅是对本身日常所受的暴力作出回答。

作为对充满危险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心理调节，强奸或轮奸妇女是匪徒们乐意干的事，就像他们嗜好鸦片烟一般。

大多数的土匪队伍，至少那些或多或少活动时间已经较长的土匪队伍，是清一色的男人世界，像白狼队伍中的尹老婆和朱夫人等，是极少的例外。

在土匪队伍中，对强奸的表面化禁令，只是有选择地适用于一些范围，从总体上看，普通匪徒的态度与整个男性社会的流行做法并没有什么差异。

妇女生理上的脆弱与一般的偏见使得她们成为值得土匪掠夺的财物。强奸妇女成了间接攻击男性对手，尤其是那些过于强大而无法直接加以进攻的敌手的一种可行的手段。因此对于特权阶层的贵妇人，土匪所施的侮辱尤为凶暴，这些妇女成了她们男人的替罪羊，供匪徒淫乐。此次西进入陕，白狼军猛攻城镇狂踏村寨，一路上也不知奸淫过多少达官贵人、小地主妻女。

另外，作为对充满危险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心理调节，土匪们很自然地倾向于天意。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运气对于每一个成功的首领来说是一种必备的要求。无论是在满州的土匪中还是在南中国海的海盗中，土匪们都极其相信用手相术来预测本帮的前途。一些土匪首领随身都携有占卜书，每逢进攻之前，占卜算卦得到的结果足可以抵消实际调查的结果。

多数土匪黑话是为应付各种特定的迷信需要而产生的。有些材料认为在土匪中主要有八个受忌讳的词汇——梦、虎、狼、牙、灵、塔、鬼和猪——完整的名单还要长得多。一位采访者仅仅问了一位土匪，他是否正在吃“包谷”，就把这位土匪吓得声色骤变。因为在土匪队伍中“包”字的意思是“围起来”，会使人联想到被官兵包围。

土匪把地方官吏简单地称为“敌人”或“古子”；地方衙门以及警署称为“威武窑”；监狱叫“快窑”；官兵和警察成了“蚱蜢”或“兔子”，也叫“冷子”或“风”。

在土匪队伍中，一些行为举止也是属于违反规矩的，如吹口哨，他们认为会带来厄运，俯伏在地磕头也被禁止，这或许是因为会使土匪联想到犯人跪在地上等候刽子手落刀的情形。

土匪吃饭时，筷子必须平放在桌子上，而不能架在盘碟之上，因为这看上去像指向坐在对面的人的两支枪管。诸如此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