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叔在粮站扛麻袋，晚上常偷抓两把碎米塞裤腰里

我二叔叫赵长顺，在镇上的粮站扛麻袋。我记事起，他就是那个样子：个子不高，背有点驼，两个肩膀又宽又厚，像两扇磨盘。夏天穿个灰布坎肩，一条裤子被汗浸得看不出原色。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擦黑才回来，身上的味道，是粮食混着汗的酸味。

我小时候跟二叔亲。他媳妇死得早，没孩子，一个人住在村东头两间旧房里。我爹娘忙的时候，就把我往二叔家一扔。他也不嫌烦，晚上给我煮面糊糊，把腌的萝卜丝切得细碎的，拌上香油，我吃得鼻子尖上都冒汗。然后他坐在门槛上，卷一根旱烟，给我讲粮站里的事。说粮站里有多少只老鼠，说谁家的小子偷懒被主任骂了，说哪天扛了多少袋麻袋，肩膀上的皮磨出了血泡。我听着，觉得二叔是天下最厉害的人。

粮站离我们村三里地。我上小学的时候，放学早，有时候就拐到粮站门口去等二叔。看那些赤着上身的人，扛着一条条鼓囊囊的麻袋，从仓库里出来，一溜小跑，把麻袋码到外面的车上。二叔也在里头，他个矮，麻袋压得他脖子往前伸，可他从不停，低着头，一步一步，走得稳当。我喊他，他就从麻袋底下歪出半个脑袋，冲我笑，说：“回家去，别在这儿晒着。”

我不知道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偷抓碎米的。起初只是无意间听村里人嚼舌根，说赵长顺在粮站不老实，晚上下班的时候往裤腰里塞东西。我当时还跟人吵了一架，说他们编排人。我爹知道了，骂我多管闲事。可我心里头总有一块石头。后来有天下雨，我去粮站给二叔送伞，到门口的时候，正看见他蹲在仓库外头的墙角，背对着我，一只手伸进粮堆里，抖抖索索地抓了两把什么，匆匆塞进裤腰里。然后他站起来，前后张望了一眼，看见我，一下愣住了。

我盯着他，他也盯着我。雨落下来，打在他光着的脑袋上。他嘴唇动了动，没说话。我忽然觉得嗓子眼堵得慌，把伞往他手里一塞，转身就跑了。

那天晚上，二叔来了我家。他坐在堂屋里，手一直在大腿上搓。我爹问他有事没，他说没事，就坐坐。我娘给他倒了碗水，他接过去，没喝。我躲在里屋，透过门缝看他。他的影子被煤油灯映在墙上，弓着，一动不动的。

后来我实在没忍住，等他走了，就把白天看见的事跟我爹说了。我爹听完，半晌没说话，最后叹了口气，说：“他这是造孽。”我问我爹，二叔为啥要拿那点碎米。我爹说，还不是穷的。二叔没地，就靠粮站挣点工分。可他那点工分，只够一个人勉强糊嘴。他饭量大，总吃不饱。粮站里粮食多，碎米又散落得多，他就动了歪心思。

我听了，心里说不上来什么滋味。我不觉得二叔是坏人，可偷就是偷，不管偷多少，都是丢人的事。那之后，我有好几天没去二叔家。有天放学，我在村口碰见他。他背着一小捆柴，看见我，笑得有点不自然，说：“晚上来家，二叔给你煮面疙瘩。”我低着头，嗯了一声。他往前走几步，又回头，说：“别跟你爹说。”我没吭声。他以为我还在生他气，其实我早不气了。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后来粮站里组织学习，说要提高觉悟，增产节约，还点名批评了些占小便宜的人。二叔没被点出来，可他整个人都蔫了。晚上回到村里，也不去别人家串门了，就关在屋里。我娘让我给他送碗饺子，我去了。他坐在灶口，正拿着火钳在地上划拉。饺子放在桌上，他看了一眼，说：“留给你吃。”我说：“我吃过了。”他不信，看着我。我就在他旁边坐下，从碗里拨出两个给他。他低头吃了，嚼得很慢。

那天晚上，二叔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你二叔这辈子没别的本事，就有一身力气。可力气不值钱。”他顿了顿，又说：“那碎米，我以后不抓了。饿就饿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二叔老了。我才十几岁，可他好像已经活了很久很久。

那之后，他真的没再拿过。每天还是天不亮就去粮站，晚上回来，裤腰里干干净净的。村里再有人嚼舌根，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走路。我那时候不知道，一个人要改掉一个毛病，尤其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毛病，有多难。可二叔做到了。他硬是靠省，靠勒紧裤腰带，把日子过了下来。

再后来，粮站改革了，他那种扛麻袋的活慢慢少了。二叔年纪也大了，扛不动了，就在镇上的砖瓦厂找了份看门的差事。工钱不多，但清闲。他还是那样，逢年过节给我买点糖，给我娘捎点菜。我考学那年，二叔塞给我一百块钱，是他攒了一年的。我不要，他硬塞进我口袋里，说：“拿着，二叔没儿女，你就是我儿子。”我鼻子一酸，没推辞。

我参加工作后，每次回村都去看二叔。他一个人，还是住在那两间旧房里。我给他买了新衣裳，他舍不得穿，说等过年再穿。我给他买酒，他也不多喝，说喝多了误事。有一回，我陪他喝酒，喝到脸上发烫。我跟他说起当年的事，说我在雨里看见他抓碎米。二叔听完，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说：“那会儿是真难。可你二叔就那一次，被你撞着了。”我愣了一下，说：“那他们说你天天都……”二叔摇摇头，说：“没有，就那一次。那天实在饿得前胸贴后背，抓了两把。后来见你看见，心里跟刀割一样。再没干过。”我看着他，忽然想抽自己两个嘴巴。这么多年，我竟真以为二叔“常偷”。原来人嘴里的“常”，往往跟事实差着十万八千里。

如今二叔七十多了，身子骨还硬朗。我每年回去，他都站在村口的老榆树下等我。见着我，笑呵呵地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东西，说：“回家，二叔给你煮面疙瘩。”还是那个味道，腌萝卜丝拌香油，香得很。

我常想，二叔这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他只是在粮站扛了很多年麻袋，在砖瓦厂看了很多年大门。他穷过，饿过，动过一次不该动的念头，可他也改了，堂堂正正地活了下来。他这样的人，普普通通，像田埂上的一棵草，可踩也踩不死，风吹过来，照样挺着。

他偷过两把碎米。可那两把碎米里，装的不是贪心，是一个饿肚子的人对活着的渴望。我不觉得羞耻，反倒觉得心酸。也许这就是那个年代，很多人的模样。他们或许都有过一丝半点的“不光彩”，可他们到底守住了做人的底线。

我二叔，就是那么一个人。他这辈子，没大本事，但活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