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上山采药，为救一个姑娘我扒下她的裤子，三天后她爹找上门

裤腰上的药方

1975年我十七岁，跟父亲上山采药。

为了救一个被毒蛇咬伤的姑娘，我扒了她的裤子，趴在腿根上拼命嘬出毒血。

三天后，她爹拎着一只掉漆的搪瓷缸，堵在我家锅屋门口，说要我对他闺女负责。

我爹闷头抽了半包大前门，把烟屁股往鞋底一摁：“行，那丫头能吃苦，配咱家傻小子正好。”

后来我才知道，她爹是镇上供销社的吴会计，而我家连包盐都得用鸡蛋换。

她说她叫吴月菊，可我叫了她一辈子“菊花”。

因为那年她辫梢上老别着一朵野菊花，黄得刺眼，像把我的心都烫出了个窟窿。

1975年的秋天来得早，山里的风已经带上了凉意，吹得落叶打着旋儿，一片片贴在青石板上。我家住在镇子东头的扁担巷，三间灰瓦土墙的屋子，灶房单独搭在院子角落，屋顶的茅草黑乎乎的，逢着连阴雨，锅里能溅出泥点子来。

我爹叫陈满囤，在生产队里赶牛车，一双大手跟老树皮似的，指缝里的泥从来没洗干净过。我娘走得早，生我三弟时大出血，那年我九岁，妹妹六岁，小弟才刚落地。是爹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的。

我排行老大，叫陈建国。名字倒是响亮，可人长得闷实，干活儿有把子力气，就是嘴笨，见着生人先脸红，跟大姑娘似的。我爹常叹气，说我这性子，往后讨媳妇难。我倒不着急，满脑子就想着怎么能多挣几个工分，让我弟我妹能吃饱饭。

那天早起，天还蒙蒙亮，我爹就掀开我的被窝：“建国，起来，今儿队里没派活，上山采药去。你赵婶咳嗽老不好，我想起后山鹰嘴崖那一片有野生的麦冬和枇杷叶，去摘点儿回来。”

我揉着眼，趿拉着鞋去灶房掰了半个硬邦邦的玉米面饼子，就着凉水往下噎。爹已经背着个破竹篓，腰里别着把磨得发亮的小镢头，站在院门口等我。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肩膀上打着块不齐整的补丁，被晨风一吹，那补丁角就翘起来，像是要飞。

从扁担巷走到后山脚下，得穿过镇子中间那条唯一的石板路。这时候各家各户的屋顶都冒起了炊烟，灰白色的烟柱子直直地往上升，在半空中散开，空气里飘着股柴火气混着潲水味儿。供销社的门板刚卸下来，里头传出算盘珠子拨拉的脆响。

我爹的脚步忽然顿了顿，我顺着他眼光看过去，见供销社柜台后面站着个穿碎花褂子的姑娘，正踮着脚往货架上摆东西。她侧脸对着街面，一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垂在胸前，辫梢上别着朵黄色的小野花，在清晨的光线里鲜亮得扎眼。

“看什么看，那是吴会计家的大闺女。”我爹拽了我一把，压低嗓子，“快走，别跟个二流子似的瞅人家姑娘。”

我脸一热，低头跟在他身后，脚步却不知怎么就乱了。那朵黄花的影子在眼前晃，晃得我心头跟揣了只野兔子似的。那时候我不知道她叫吴月菊，只觉得那花黄得真好看，比山上遍地都是的野菊花还要亮堂。

过了山脚的白桦林，路就陡了起来。我爹在前面开路，嘴里念叨着：“鹰嘴崖那地方险，你一会儿跟紧我，脚底下长点眼。”

我应着声，眼睛却总往山坡上睃。时值深秋，野草已经开始枯黄，但向阳的坡地上，还能看见一丛丛不知名的小花，大多是紫的、白的，偶尔也夹着几朵黄的。每看见黄颜色，我心里就一动。

转过两道山弯，迎面是一片茂密的油松林。松针落了满地，踩上去软绵绵、滑溜溜的。林子里安静，只有风从树梢掠过的飒飒声，偶尔一只松鼠翘着大尾巴从树干上蹿过去，碰落几片树皮。

我爹突然停住脚步，鼻子抽了抽：“建国，你闻见没有？一股子腥气。”

我使劲嗅了嗅，果然，风里裹着股淡淡的、让人不舒服的甜腥味，像是……像是蛇。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林子深处就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短促而尖利，划破了满山的寂静。紧接着是断断续续的哭喊，带着透骨的恐惧：“救命——谁来救救我——”

我爹脸色一变，撒腿就往声音传来的方向跑，竹篓在背上颠得哐当作响。我愣了半秒，也拔腿跟了上去。松枝、荆棘刮在脸上手上，火辣辣地疼，可我顾不上了，只听见自己粗重的喘息和前面那越来越近的哭声。

穿过一丛密密匝匝的榛子棵，前头豁然开朗。我一眼看见，在离山溪边不远的一棵歪脖子老松树下，瘫坐着个姑娘，正是早上在供销社见着的那个。她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两只手死死抱着自己的左小腿。一条黑身红斑的土蝮蛇正从她脚边“哧溜”一下游进草丛，转眼没了影。

“被蛇咬了！”我爹急喊一声，几步抢上去，“丫头，别怕，让我看看伤口！”

姑娘抬起脸，泪水糊了一脸，认出是我爹后，哭得更厉害了：“陈叔……是土蝮蛇……咬……咬在腿上面……”她说到后面，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眼神里除了剧痛，还透着股说不出的难堪。

我顺着她的手看去，心猛地往下一沉。她那条蓝色的确良裤子，在左腿大腿根的位置，洇开了一小片暗色的湿迹，正在慢慢地、慢慢地扩大。那位置太靠上了，靠近腿根，甚至已经有些靠近姑娘家最私密的地方。

我爹也看愣了，手僵在半空。他是个正派人，什么话都懂，可有些事就是死也不能干。他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犹豫，也有决断。然后他压低声音，一字一顿地说：“建国，你过来。”

我走近了，闻见一股汗味混着山间草叶的清香，还有淡淡的血腥气。姑娘仰头看着我，眼睛又大又黑，蓄满了泪，像两汪深不见底的潭水。她嘴巴翕动了几下，想说什么，终于没说出来，只是把脸别到一边去，脖子根一片绯红。

“土蝮蛇的毒邪性大，不赶紧把毒血吸出来，这条腿就保不住了，弄不好会要命。”我爹的声音很稳，像是在说一件极平常的事，“我……我年纪大了，嘴没力气。建国，你来。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人命关天。”

我脑袋“嗡”地一声，像是被人敲了一闷棍。我看看爹，又看看那个姑娘，再看看她那被裤子遮住、却隐约可见血迹的伤口位置。我的喉结上下滚了滚，手心里全是汗。

“爹……我……”我嗓子眼发干，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别磨蹭！蛇毒进了血脉，你耽误得起吗？”我爹猛地一跺脚，从背篓里翻出一把小刀，递给我，“把裤缝划开，伤口露出来就行。其他，不多碰。”

我接过刀，刀柄冰凉，激得我打了个寒噤。我蹲下身，离她很近，近得能看见她耳垂上细小的绒毛，看见她睫毛上挂着的泪珠子，一颗一颗，晶莹剔透。她闭着眼，把整个脸都扭向一边，双手攥成拳头，指节泛白。她浑身都在抖，不知道是疼的还是怕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脑子里反反复复只响着一个念头：救人，救人，救人要紧。我用小刀尖挑住她裤腿内侧的缝线，轻轻一挑，的确良布料发出细小的“嗤啦”声，破开一道口子。一股带着铁锈气的温热腥味扑了出来。伤口周围已经有些肿胀，两个小小的齿痕清晰可见，正往外渗着黑血。

我用手指按了按伤口周围的皮肤，硬邦邦的。得先把毒血挤出来，再吸。我把嘴唇凑了上去，先是碰到她滚烫的皮肤，柔软而细腻，像刚剥了壳的煮鸡蛋。我的心跳得跟擂鼓似的，耳边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只有自己心脏“咚咚咚”地撞着胸腔。

我用力地吸了一口，满嘴都是又腥又甜的味道，像是生锈的铜板在舌尖化开。我扭头把毒血吐在旁边的草叶上，黑色的血丝在黄绿的草茎上格外刺眼。然后再吸，再吐。一遍又一遍，我的嘴唇开始发麻，舌头也有些木，可我不敢停。我爹在旁边蹲着，用镢头把蛇蹿走的方向的草丛都拨了一遍，又把随身带的蛇药嚼碎了，敷在伤口上。

不知过了多久，我看见吸出来的血慢慢由黑转红，伤口周围也没有那么肿了。我爹拍拍我的肩：“行了，该吸出来的差不多都出来了。我背她下山，去找黄医生。”

我点点头，直起身来。双腿麻得几乎站不住，嘴里又苦又腥，脑袋隐隐作痛。我看见她腿上被划破的裤管，像一片风中的旗子，遮不住多少了。我赶紧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不管不顾地围在她腰上，打了个结。

我爹弯腰把她背起来。她伏在我爹背上，忽然回过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泪，有痛，还有种我形容不出来的东西，就那么匆匆一瞥，又转了回去。我别开视线，看见她刚才坐过的地上，有几朵被压扁的野菊花，黄黄的颜色沾了泥土和血迹，已经不成样子了。

我们下山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了树梢上头。山风一吹，我嘴里那股腥甜味更重了，胃里翻江倒海。可我忍着，没吐出来。我脑子里乱得很，像搅了一锅粥。我知道我干了什么。我也知道，在这个巴掌大的镇子上，这件事用不了一顿饭的工夫，就会传得满城风雨。

可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我的人生，因为这一口毒血，要被彻底地、狠狠地，搅一个天翻地覆。

三天。整整三天，我干活都走神。

队里让我跟着老孙头去南坡犁田。我把牛赶得歪歪扭扭，犁沟深浅不匀，气得老孙头吹胡子瞪眼，说我这是把地当脸盆，瞎胡划拉。我嘴上应着，心里却总浮起那张煞白的脸，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还有那截露在破裤管外面的、白得像初雪一样的腿。

我不由自主地摸自己的嘴唇，那麻酥酥的感觉好像还在，又腥又甜。说不上是恶心，还是别的什么。夜里躺在竹席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闭眼，就是那朵黄灿灿的野菊花，晃啊晃的，晃得人心慌。

我妹春桃以为我病了，熬了碗姜汤端到我床头，把家里最后一点红糖全化进去了。我喝了一口，辣得皱眉，心里却热乎乎的。

第三天傍晚，我正蹲在院子里用砂纸打磨那把生了锈的镰刀，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我抬头一看，一口凉气从脚底板直冲到天灵盖。

门口站着个中年男人，五十来岁年纪，精瘦，高颧骨，两鬓有些斑白。穿着一件灰涤卡的中山装，洗得板板正正，胸口的小兜里插着一支亮闪闪的钢笔。他左手拎着一只掉漆的搪瓷缸，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红字，漆皮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锈黄色的铁皮。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吴会计，吴月菊她爹。

吴会计站在门外，也不进来，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他脸上没有笑，也不像要发火，就是那么看着，看得我后脊梁一阵一阵地发凉。我爹从堂屋里出来，看见是他，愣了一愣，随即堆起一个笑：“吴会计，您怎么来了？快进屋坐。”

吴会计没动，把手里的搪瓷缸往我家的破锅屋门口一放，声音不高，却每个字都像铁豆子一样砸在地上：“陈满囤，你儿子干的好事，你不能装不知道。”

我爹脸上的笑僵住了。他沉默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摸出那包皱巴巴的大前门，抽出一支递给吴会计。吴会计没接，我爹就自己叼在嘴上，划了根火柴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青灰色的烟雾腾起来，模糊了他的脸。

“吴会计，您说，想怎么着？”

吴会计的眼皮抬了抬，目光越过我爹，落在我身上。我蹲在那里，手里还攥着那把破镰刀，跟个傻子似的。他的眼神像刀子，把我从头到脚刮了一遍，最后停在我的手上。我手上全是锈迹，指节粗大，甲缝里都是泥。

“我闺女的名声，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毁了。”吴会计终于开口，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儿子扒了我闺女的裤子，整个镇子都传遍了。我吴守业活了大半辈子，丢不起这个人。”

我爹又吸了口烟，烟灰落在他的布鞋面上，他也没掸。良久，他才说：“建国是为了救人，当时那情况，不吸出毒血，您闺女那条腿……”

“我当然知道是为了救人！要不是为这，我早带人砸了你这破家了！”吴会计声音陡然拔高，又硬生生压下去，额头上的青筋跳了跳，“可知道归知道，旁人嘴怎么传？我闺女还没许人家，以后怎么做人？”

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秋风吹动墙头枯草的声音。我喉咙发紧，想说点什么，可张了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爹把那支烟抽到烟屁股烫了手，才猛地往鞋底上一摁，火头“嗞”地灭了。他站起来，背挺得笔直，看着吴会计的眼睛，缓缓地说：“行，我明白了。那丫头我看过了，能吃苦，模样也周正，配我家这傻小子，正好。”

我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吴会计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似乎也没料到我爹答应得这么痛快。他低头看了看地上那只破搪瓷缸，又抬头看了看我爹，沉默了好一阵，才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可丑话说前头，彩礼得照规矩来。我吴家虽然是镇上户口，可也不白要你的。只是不能委屈了月菊。”

“多少？”我爹问。

“你看着给。但该有的礼数一样不能少。”

吴会计说完，弯腰捡起那只搪瓷缸，转身就要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背对着我们，说：“你家这锅屋，屋顶该拾掇了。往后月菊嫁过来，别让她下雨天炒菜还淋一身。”

他的背影在暮色里显得又瘦又硬，像一棵老掉了皮的山榆树。我看着他走远，拐进巷子口不见了，才把镰刀“当啷”一声扔在地上。我爹回头看我一眼，没说话，又摸出那包大前门，抽出一根，划火柴时手有点抖。

“爹……”我叫了一声。

“怪我。”我爹吐出一口烟，声音平静得可怕，“那天该我自己来。你才十七，往后……”他说到一半，不说了，只是用力地吸烟，烟头在越来越浓的暮色里，红得像一点将熄未熄的火星。

我知道，事情就这么定了。在这个镇子上，一个姑娘的名声，比命还重。我和吴月菊，连手都没正经牵过，连话都没说过几句，就这么被一根蛇毒扎成的红线，捆到了一处。

那天夜里，我躺在竹席上，翻来覆去。月光从窗纸的破洞里漏进来，在地上印出一小块惨白。我想起那朵黄花，想起她在我爹背上下山时回头看我的那一眼。我忽然觉得心里发慌，慌得厉害。我不知道她愿不愿意，也不知道自己愿不愿意。我只知道，从今往后，这个女人，要和我陈建国捆在一口锅里吃饭，一个屋檐下睡觉，生儿育女，白头到老。

第二天一早，我爹把家里唯一那只正在下蛋的芦花母鸡捉了，用草绳缚了脚，又装了一篮子鸡蛋，叫我提着，跟他去吴家正式提亲。我走在巷子里，觉得每个人都在看我。那些目光从门缝里、窗棱后、晾衣竹竿旁投过来，像无数根细针，扎得我浑身不自在。

吴家的房子在供销社后面，一排青砖瓦房，院墙刷了白灰，比我家那土墙气派得多。院门开着，我一眼看见吴月菊正坐在院子里的矮凳上，就着天光纳鞋底。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红格子褂子，头发还是编成一条辫子，只是辫梢上换了朵淡黄色的月季。她看见我们进来，手里的针停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去，飞快地往鞋底上扎针，那线拉得“嗤啦嗤啦”响。

吴会计从堂屋里迎出来，脸色比昨晚好了些，可还是不冷不热的。他看见我爹手里的鸡和鸡蛋，鼻子里又哼了一声，转身让我们进屋。我爹把东西放在堂屋的方桌上，和吴会计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站在旁边，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眼睛也不敢乱看。

吴月菊的娘端茶出来，是个脸圆圆的妇人，腰上系着蓝布围裙，眼角眉梢都是笑：“哎呀，来就来呗，还带什么东西。快坐，快坐。”

她招呼我坐下，又扭头朝院子里喊：“月菊！进来给客人倒茶！”

吴月菊应了一声，放下鞋底，红着脸走进来。她从我身边经过时，带起一阵淡淡的肥皂香，清清爽爽的。她给我爹倒了茶，又给我倒了一杯。递给我时，她的手指不经意碰了我的手背一下，凉凉的。我手一抖，差点把茶杯摔了。她飞快地抬头瞪了我一眼，那眼睛里没有凶，倒有些羞，还有些我看不懂的恼怒。

“今年秋后，就把事办了吧。”我爹说。

吴会计慢条斯理地喝了口茶，眼光在我和月菊之间转了一圈：“秋后太赶。腊月里吧，腊月里清闲，亲戚们也能凑齐。”

“行，就腊月。”

“两间新房得准备出来。柜子、桌子、床，几铺几盖，不能少。”

“应该的。”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着婚事，像在谈一笔明白账。我坐在那里，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可分明又是我要娶媳妇。我偷偷看了一眼吴月菊，她抱着茶壶站在门边，低垂着眼帘，长长的睫毛在脸颊上投下两道阴影。她的手紧紧攥着茶壶把手，指节都白了。

从吴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过午。我爹在前面走，脚步很沉。我跟在后面，心里像堵了团棉花。走到巷子拐角，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吴月菊正站在院门口张望，见我看她，猛地转过身去，只留给我一个甩着大辫子的背影。可我还是看见了，她辫梢上那朵月季，红得像是要滴出血来。

我爹忽然停下脚步，没回头，说：“建国，娶了人家，就好好待人家。咱家穷，可穷得要有志气。别让人家姑娘跟着你受委屈，至少……至少心不能委屈。”

我“嗯”了一声，喉咙里又酸又涩。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爱情。我只知道，从今往后，我陈建国的人生，和这个叫吴月菊的姑娘，再也掰扯不开了。

腊月十八，我娶亲。

天没亮就下了场小雪，薄薄的一层，铺在青石板上，被人一踩就化了，湿漉漉的。我穿着我爹年轻时的那件藏青色中山装，袖子短了一截，露出里面红毛线衣的袖口。那毛线衣是春桃熬了半个月夜给我织的，手都冻出了疮。

接亲没有花轿，也没有自行车。是生产队里那辆最体面的平板车，车把上系了两朵红纸扎的花。我拉着车，走在前面，心里“咚咚”跳，比上回吸蛇毒还慌。到了吴家门口，那里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鞭炮“噼里啪啦”地响起来，红色的碎纸屑落在雪地上，像撒了一地的花瓣。

吴月菊穿着件水红色的棉袄，头上盖着块红纱巾，由她娘和几个本家婶子扶着出来。她坐上平板车，那车板铺了床半新的红棉被。我回头看了她一眼，红纱巾遮着脸，看不见表情，只看见她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手背上冻得有些发红。

我拉起车，在满街的哄笑声中往家走。雪越下越大，片片雪花落在她肩头、发上，落在红纱巾上，转眼就化了。我在前面低头拉车，听见后面传来她极轻极轻的一声笑。那笑声像雪花落地，轻得几乎听不见，可我却真真切切地听见了。

“你笑什么？”我没回头，小声问。

“陈建国，”她的声音从红纱巾后面飘出来，带着点鼻音，“你那天……你那天吐了没有？”

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她问的是吸蛇毒那天。我脸上发烫：“没吐。就是嘴麻了半天。”

“傻子。”她又笑了，这回声音大了些，像银铃子似的，“蛇毒能那么吸吗？用嘴吸，要是你嘴里有溃疡，你也中毒了。”

“那我不管。”我梗着脖子，“总比你死了强。”

她沉默了一会儿。平板车轱辘碾过湿滑的青石板，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我听着自己的心跳声，觉得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好听的声音了。

“陈建国，你悔不悔？”她忽然问。

“悔什么？”

“娶我。你娶我，是因为那个……那件事，不是因为你想娶我。”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她。红纱巾被风吹得轻轻飘动，露出她下巴优美的弧线。我忽然伸出手，把她的纱巾掀开了一角。她满脸是泪，眼睛却亮得像天上的星子。她咬着下唇，直直地看着我，像是不肯认输。

“我不悔。”我说，声音大得把街边看热闹的人都镇住了，“吴月菊，我陈建国今儿个娶你，就是因为想娶你。不是因为蛇，也不是因为你爹堵了我家门，是因为我……我第一眼在供销社看见你，就……就挪不开眼了。”

她愣住了，眼泪流得更凶了，可嘴角却慢慢地、慢慢地翘了起来，弯出一个极好看的弧度。她伸出手，在我脑门上拍了一下，轻得跟羽毛似的：“说你傻，你还真傻。满大街的人呢，你嚷嚷什么。”

我嘿嘿地笑起来，重新拉起车。雪越下越密，两边的屋脊、树梢都白了。我拉着我的新娘，往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家走，心里却觉得满当当的，像是把全世界的春天都装进了怀里。

那一夜，我揭开她红盖头的时候，手抖得差点把秤杆掉地上。她坐在炕沿上，低眉顺眼的，脸红得比那件水红色棉袄还艳。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晃晃悠悠的。

“你饿不饿？灶上还温着碗鸡蛋茶。”我搓着手说。

她摇摇头，忽然从怀里掏出个用红纸包着的东西，塞到我手里。我打开一看，是几块芝麻糖，已经压碎了，沾着红色的纸屑。

“路上……怕你饿。”她小声说。

我拿起一块塞进嘴里，又甜又酥。那滋味从舌尖一直化到心里，化成一汪暖融融的蜜水。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灯花“啪”地爆了一下，我们俩同时笑了。

窗外，雪还在下，安安静静的，把整个镇子都盖在了一层温柔的洁白下面。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顺当，也比我想象的要难。

顺当的是吴月菊这个人。她比镇上那些姑娘都利索，天不亮就起来，先把灶膛的火引着，熬一锅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再把昨夜的剩饭贴成饼子，就着咸菜疙瘩，一口一口地往肚里咽。我爹去队上赶牛车，她就跟着春桃去西山脚的生产队菜园子干活，锄草、浇水、摘豆角，手脚麻利，半天下来，工分挣得不比我少。

难的是过日子。家里多了张嘴，可粮食还是那些。秋收分的玉米和红薯，入冬就见了缸底。月菊从娘家带来的几斤白面，没舍得动，锁在柜子里，说是留着过年包饺子。我爹嘴上不说，心里有数，每天吃饭都只盛半碗，说自己不饿。我看在眼里，心里跟猫抓似的难受。

我寻思着得想个法子。光靠队里那点工分，永远别想吃饱。后山上有野栗子、核桃，还有药材。柴胡、桔梗、远志，晒干了卖给收购站，也能换几个钱。可山里路险，队里活儿又紧，只能起早贪黑地挤时间。

腊月二十八，天寒地冻。鸡叫头遍我就起了，背上竹篓，拎着小镢头，摸黑往后山走。刚出巷子口，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月菊裹着件半旧的蓝棉袄，围巾把脸包得只剩双眼睛，小跑着追上来。

“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她说。

“山上冷，你在家待着。”

“我不怕冷。”她瞪我一眼，那眼神亮晶晶的，“两个人好照应。你忘了，上回救我的地方，就是那片松林子。”

我拗不过她，只好由她跟着。两人踩着一地白霜进了山。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林子里灰蒙蒙的，光秃秃的树枝上凝着霜花，像开了一树的冰晶。她的呼吸在冷空气中化成白雾，走几步就搓搓手，呵一口热气。

“陈建国，你知不知道，那地方现在我叫它‘蛇坡’。”她忽然说。

“什么蛇坡？”

“就你吸……就你救我的那个山坡。”她的声音低了下去，“后来我自己上去过一回，想找找看，那蛇还在不在。没找着，倒看见一丛野菊花，都快败了。”

我“哦”了一声，不知该怎么接话。她从兜里掏出一小把松子，递给我几颗。我嗑了一颗，满嘴生香。两个人就这么并肩往山上走，脚下是踩碎的薄冰，咯吱咯吱响。

到了半山腰，天已大亮。我们在阳坡上找到一小片柴胡，叶子已经枯黄，根茎倒是粗壮。我蹲下来用镢头刨，她在旁边把刨出来的柴胡根上的土拍干净，装进竹篓。忙活了一个时辰，竹篓装了大半。我直起腰，看见她额上沁出汗来，围巾解开了，搭在脖子上，脸蛋红扑扑的，几缕碎发贴在鬓角。

我伸手帮她把那几缕头发别到耳后。她愣了一下，没躲，只是抿着嘴笑。那笑在晨光里，比满山的霜花还亮堂。

“回去吧，再晚赶不上队里出工。”我说。

她点点头，帮我把竹篓背带整了整。下山的路走得快，她跟在我身后，时不时拉我一下，怕我踩滑了。经过那片油松林时，她忽然拽住了我的袖子。

“建国，你闻闻，是不是又有那股腥气？”

我站住，仔细嗅了嗅。风里果然浮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腥，很淡，却骗不了人。我心头一凛，拉起她的手就往林子外面走：“别说话，快走。”

两人几乎是小跑着穿过了那片林子，直到踏上镇外的土路，才停下来喘气。月菊脸色发白，嘴唇有些紫：“那条蛇，是不是还在那儿？”

“冬天蛇要冬眠，按理说不该出来。可土蝮蛇这畜牲邪门，暖和的晌午有时会出来晒太阳。”我皱着眉，“以后不准一个人上山。”

她没跟我犟，乖乖地点了点头。我心里松了口气，握着她手时，才发现两人手心都是冷汗。

回到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春桃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我们回来，从灶房端出两碗热乎乎的野菜汤，又把藏在锅底焐着的一个烤红薯掰成两半，递给我和月菊。月菊只掰了一小块，其余的全塞进我手里：“你刨了一早上地，多吃点。”

“我不饿。”我推回去。

“你那肚子我能不知道？灌了三碗水当饱，还说不饿。”她白了我一眼，把红薯硬塞到我嘴边，“快吃，要迟到了。”

春桃在一旁“噗嗤”笑了出来。我闹了个大红脸，三两口把那半块红薯吞了，嗓子眼甜丝丝的。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开春后，队里开始忙着春耕。我爹赶牛车拉肥料，我跟着犁田、耙地。月菊被分到育秧组，每天在水田里弯腰插秧。水冷得刺骨，她的腿有旧伤，被冷水一激，到了晚上就疼得睡不着。我半夜听见她翻身，咬着被子哼。

“我给你揉揉。”我坐起来，点着煤油灯。

她把腿缩了缩：“不用。你睡你的。”

“蛇毒伤了筋脉，你又成天浸在冷水里，怎么行？”我不由分说，把她的小腿搭在我大腿上，手指按在旧伤口周围，轻轻地揉。伤口早就愈合了，只留下两个米粒大小的白色齿痕，浅浅的，像两颗小痣。

她不再躲，只把脸埋在枕头里，闷声说：“陈建国，你手怎么这么重？跟牛蹄子似的。”

我忙放轻了力气。过了一会儿，她翻过身来，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忽然问：“你悔不悔？”

又是这个问题。我笑了，低头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很轻，像蝴蝶落在花瓣上。“悔。悔没早点认识你，早点把你娶回家。”

她掐了我一把，脸红得发烫：“没正形。跟你说话呢，到底悔不悔？我脾气不好，又不会说软和话，手还笨，纳的鞋底子跟搓衣板似的……”

“不悔。”我打断她，声音很轻，却一个字一个字砸得结实，“吴月菊，我陈建国这辈子，都不悔。”

她不说话了。窗外有风吹过，把新发的梧桐叶吹得沙沙响。远处传来生产队上工的钟声，当当当，在晨雾里荡开。我听见她在黑暗里吸了吸鼻子，然后一只温凉的小手伸过来，握住了我的手。

那一年的春，格外长。过了清明，天还凉飕飕的。我爹的老寒腿犯了，走不了路，赶不了车。队里照顾他，让他去看晒谷场，工分少了一半。家里的担子一下子全压在我和月菊肩上。我白天在队里挣十个工分，晚上回来，点着煤油灯编箩筐。月菊跟邻家婶子学了裁缝手艺，帮人缝缝补补，挣些小钱。日子更紧了，可两个人心里都憋着劲，谁也不肯服输。

四月里的一天，我正扛着锄头往田里走，迎头碰上了周癞子。周癞子是镇上有名的二流子，三十好几没讨着媳妇，整天趿拉着双破胶鞋，见着大姑娘小媳妇就吹口哨。他拦住我，嬉皮笑脸地说：“陈建国，听说你媳妇是吸蛇毒吸来的？嘿嘿，你小子艳福不浅。说说，那大腿根上的肉，嫩不嫩？”

我脑子“轰”地一下炸了，什么话也没说，抡起锄头就砸过去。周癞子吓得往旁边一蹦，锄头砸在土路上，砸出一个坑。他不依不饶，跳着脚喊：“怎么着？还想打人？你两口子那点破事，全镇谁不知道？装什么清高！”

我把锄头一扔，扑上去揪住他的领子，一拳打在他鼻梁上。血一下就涌了出来，糊了他一脸。周癞子哇哇叫，反手朝我眼窝捣了一拳。我眼前一黑，也不管不顾了，揪着他又打又撞。周围很快围了一群人，拉的拉，劝的劝，好半天才把我俩分开。

我坐在田埂上喘气，右眼肿得眯成一条缝，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周癞子捂着鼻子骂骂咧咧地走了。队长过来训了我一顿，说我不该动手，影响集体生产。我闷头不说话，只觉得心里那口气堵得慌，堵得我发疯。

晚上回家，月菊正坐在炕上缝补我那件被扯破的褂子。她见我进门，抬头一看，手里的针“啪”地掉在地上。

“跟谁打架了？”

我没说话，走到水缸前，舀了瓢凉水“咕咚咕咚”灌下去。水顺着下巴流下来，和着嘴角的血，咸津津的。她把褂子扔到一边，走过来掰我的脸，要看我的伤。我偏过头，不让她看。

“陈建国，你给我转过来！”她急了，声音都变了调。

我转过来，闭着眼。她的指尖凉凉地落在我额头上、眼眶上，一点一点地按。我听见她呼吸越来越急促，突然“啪”地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力气不小。

“你傻不傻！跟那混子较什么劲？他嘴烂，你让他烂去！你把他打成那样，医药费怎么办？工分怎么办？你这一脸的伤，明天怎么上工？”

我睁开眼，看见她气得浑身发抖，眼睛通红，却愣是没掉一滴泪。我忽然觉得心里那些淤着的东西，被这一巴掌拍散了。我咧嘴笑了笑，扯得伤口生疼：“他编排你，我受不了。”

她愣住了。半晌，她一头扎进我怀里，闷声说：“编排就编排，我吴月菊行得正坐得直，不怕他们说。你为我打成这样，才叫我没脸。”

我伸手抱住她，觉得她瘦得厉害，肩胛骨硌手。可那骨头硬得很，跟她的性子一样。我低头把下巴抵在她头顶，闻见她头发上有股淡淡的皂角香，混着柴火味，让人觉得踏实。

“月菊，”我轻声说，“等以后日子好了，我天天让你吃白面馒头。”

“我要吃肉。”她在我胸口闷闷地说。

“好，吃肉。大肥肉片子，管够。”

“还要一件的确良的花褂子。”

“买。”

“还有……”

“还有什么？”

她仰起脸来，眼睛亮得跟星子似的：“还有，以后不准跟人打架。要打，你打赢了也行，别把脸打坏。你这张脸，我还得看一辈子呢。”

我哈哈大笑，笑得胸口震得疼，可还是忍不住笑。她红着脸捶了我一下，也跟着笑了。那笑声穿过薄薄的墙，传到院子里。我爹在隔壁屋里“吭吭”咳了两声，带着笑意地喊：“早点歇着吧，明儿还上工呢！”

我们俩赶紧收了声，可躺在炕上，还是忍不住你掐我一下、我戳你一下地闹。月亮从窗纸外头照进来，白白的一片，像是老天爷往我们这破屋里撒了一把碎银子。

可日子不会总这么苦中带甜。春天一过，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的粮缸终于见了底。菜园里的菜还没长起来，顿顿野菜汤煮地瓜干，吃得人腿肚子发软。我爹的病时好时坏，春桃和小弟都在长身体，饿得眼睛发绿。月菊回了趟娘家，回来时挎着个布包，脸色不太好看。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几斤陈粮，还有些发了霉的玉米面。我鼻子一酸：“你爹给的？”

“借的。”她别过头去，“我爹说了，救急不救穷。这粮食秋天得还，一斤还一斤半。”

我没说话。吴会计这个人，什么事都算得明明白白，可到底没把女儿往外推。我心里有气，可也知道这情得领。

晚上，月菊把那点发霉的玉米面筛了又筛，掺上野菜蒸了锅窝窝头。全家人一人一个，谁也没多拿。我把自己那个掰成两半，一半塞给我爹，一半塞给小弟。月菊看见了，默默地把自己那个掰开，分了一半给我。春桃见了，也要分，被我爹拦住：“都吃！谁不吃，谁就滚出去！”

那顿饭吃得安静极了，只有“咕嘟咕嘟”喝野菜汤的声音。可谁的眼里都没有泪。我们这一家子，穷是穷，可穷出了筋骨。只要骨头没散，就能挺过去。

入夏后，天暖了，山里的草药长起来。我和月菊又上了几趟山，挖了不少柴胡、远志，晒干了卖给公社收购站，换回一袋玉米面和几尺布票。月菊用那几尺布给自己做了件小衫，白底蓝花，穿上身，整个人素净得跟山茶花似的。她去河边洗衣服时，镇上的年轻女人都朝她看。

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六月底，队里通知，说上头要求割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面积要缩小，山上私自采药卖钱也算投机倒把。我一听就懵了。这政策一刮下来，我们家的活路又被掐断了一条。

周癞子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我上山采药的事，竟跑到生产队去告了一状。队长没办法，把我叫去训话，说念我初犯，就不往上报了，但下不为例。我回来时，脸色铁青。月菊正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这样，手里的鸡食盆“咣当”掉在地上，玉米皮撒了一地。

“怎么了？”

我把事情说了。她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蹲下身，把地上的玉米皮一点一点捡起来。捡完了，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不让上山就不上山。天无绝人之路。陈建国，你有手有脚，我也有手有脚，咱就不信，还能让尿憋死。”

她的话糙，可理不糙。我看着她的脸，那张脸在夕阳里沉静而坚定，像山崖上的一棵松。我忽然觉得，眼前这个女人，别说是蛇毒，就是天塌下来，她也能和我一起扛。

过了几天，她从娘家回来，怀里抱着台半旧的缝纫机头。原来是她娘心疼她，把她当年的嫁妆拆了，分了一半给她。月菊跟我说，她要去镇上支个裁缝摊，给人家做衣裳、改裤脚。可政策紧，不能明目张胆。她就拎着个装满针线布头的篮子，坐在供销社斜对面的老槐树下，有人来就接活儿，没人来就低头纳鞋底。

开始几天生意冷清，只偶尔有老太太来补个裤裆、换个拉链。渐渐地，她手艺好、收钱少的名声传开了，来找她做衣裳的人多起来。大姑娘小媳妇拿着布票扯了布，到她这儿来量体裁衣。她做得仔细，一件衣裳改三回都不带烦的。镇上人都说，吴会计家的闺女，手巧，心眼好。

我每天下工后，就去那棵老槐树下接她。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她低头踩缝纫机的样子，认真得像个学生。我就在旁边蹲着，看她干活，时不时递个剪子、绕个线轴。周癞子有时从旁边晃过去，我冷着脸瞪他，他便缩着脖子溜了。

有一回，她给一个姑娘做完件的确良衬衣，收了五角钱。她拿着那张毛票，在夕阳里晃了晃，冲我笑：“陈建国，今儿晚上加菜。”

那天晚上，她真去食品站割了二指宽的肉条，又买了块豆腐。回家炖了一锅白菜豆腐肉片汤。那香味飘出来，整条扁担巷的狗都跑来了，蹲在墙根儿底下流哈喇子。小弟围着锅台转，眼珠子都快掉进锅里。我爹坐在门槛上，抽着烟，笑呵呵地说：“我这辈子，还没闻过这么香的家常菜。”

那一顿，一家人吃得满头大汗。月菊把肉片全挑到我爹和小弟碗里，自己只吃白菜。我看见了，把我碗里的肉片夹到她碗里。她抬起头，冲我眨了眨眼，又把肉片夹回我碗里，小声说：“你壮的，才是咱家的顶梁柱。我吃白菜就行。”

我看着她，喉咙里热乎乎的。我爹在一旁“吭”地清了清嗓子，说：“吃饭就吃饭，少眉来眼去的。我还在这儿呢。”

春桃和小弟“咯咯”地笑开了。月菊红了脸，低头扒饭。我咧嘴笑着，觉得这日子，就像那锅汤，看着清汤寡水，可底子里，有油花，有热乎气，有让人心里踏实的东西。

可穷人家的日子，哪能总这么鲜亮。那年秋天，出事了。我爹的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咳得越来越凶。我催他去看黄医生，他不去，说：“老毛病了，天一凉就这样。别花那冤枉钱。”

那会儿我和月菊手里刚攒下六块七毛钱，是准备入冬前买煤的。我心里想着，等再攒一点，就带爹去县医院看看。可还没等攒够，我爹就吐了血。那天我下工回家，看见春桃蹲在门槛上哭，小弟站在旁边，小脸惨白。

我冲进里屋，看见我爹半靠在炕上，嘴角还挂着血丝，喘气声重得像拉风箱。月菊拿帕子替他擦，脸色发白，手抖得厉害。我抓住我爹的手，冰凉。他那双赶了大半辈子牛车的手，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爹，上县里去！我背你去！”

他摇了摇头，气若游丝：“不……不去。别白花钱……建国，爹没事……歇两天就好。”

我看着他灰白的脸，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我长这么大，很少哭。娘走那年哭过，后来就再没掉过泪。可那一刻，我怕了，真的怕了。

月菊站起来，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你别急。我去找我爹借点钱。实在不行……把缝纫机卖了。”

“卖什么也不能卖你吃饭的家伙！”我红着眼吼她。

她没再说话，转身就出了门。过了半个时辰，她回来，手里攥着一叠票子，有零有整，总共十块。她说：“我爹给了五块，我娘偷偷给了三块，还有我这些天攒的……”

我看着那些钱，眼泪再也忍不住，顺着脸颊往下淌。我把她紧紧抱住，头埋在她脖子里，哭得像个孩子。她拍着我的背，声音很轻：“别哭。咱带爹去县医院。不够的，再想别的法子。”

第二天，我背着爹，走了四十里山路，到了县汽车站。月菊跟在后面，拎着个布包，里面是几件换洗衣裳和几个冷窝头。我们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那是我长这么大头一回坐汽车。汽油味熏得人发晕，我爹靠在我肩上，咳了一路。我一只手扶着他，一只手攥着月菊的手。她反握住我，手心是湿的，全是汗。

县医院的大夫检查完，把我叫到走廊里，脸色很沉：“你父亲的病……拖太久了。是肺上的毛病，肺气肿，合并感染。得住院。押金要五十块。”

五十块。这个数字砸下来，像座山。我僵在那里，口里发干。五十块，对那时的我们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

我爹在病房里听见了，挣扎着要下床：“不住院！回家！这病治不好，别糟践钱！”

我按住他，不让他动。月菊走过来，拉了拉我的袖子，示意我出去。在走廊尽头，她打开那个布包，从最底层翻出个蓝布小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对银镯子，还有几块用红纸包着的银元。

“这是我外祖母传下来的。我娘偷偷塞给我的。当了，能值些钱。”她把那包东西塞进我手里。

我握着那包银器，指节发白：“月菊，这是你娘给你的念想……”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她打断我，眼睛又红又亮，“你爹就是我爹。陈建国，你要还是我男人，就把这拿去当了。”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一句话。走廊里的白炽灯“嗡嗡”响着，照得她的脸一片惨白。可那眼睛里的光，比什么都烫人。我转身下楼，跑得飞快。可没出医院大门，我又站住了。我回身跑上来，把那包银器塞回她手里。

“不能用你的嫁妆。”我喘着气说，“我再想别的法子。这钱，不能动。”

她愣愣地看着我。我咬了咬牙，对她说：“你在这儿守着爹。我回镇上去。三天，等我三天。我一定把五十块凑回来。”

她没说话，只伸出手，把我额前一绺被汗湿的头发拢到耳后。那动作轻柔得像在哄小孩。然后她用力点了点头：“我等你。你小心。”

那一夜，我独自走在那条回镇子的山路上。天是黑的，路是冷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可我心里有团火。我想着我爹咳出的那口血，想着月菊给我的那包银器，想着我们家那三间漏雨透风的土房子。我仰起头，看着满天的星子，牙关咬得“咯咯”响。

这世道，不会绝人的。我陈建国既然能从那蛇口里抢回一条命，就能从这穷窟窿里，给我的家人挣出一条活路来。

我回了镇子。天刚蒙蒙亮，我没回家，直接去了镇东头的砖瓦窑，找了在窑上做活的远房表哥，想请他帮我介绍个临时活儿。表哥说，窑上正缺个出窑工，工钱按天算，一天一块五，累死累活。我二话没说就应了，回家把情况跟春桃和小弟交代了，然后一头扎进了砖瓦窑。

那活儿真不是人干的。刚烧好的砖，窑里温度高得能蒸馒头。我光着膀子，推着独轮车进进出出，身上被烫得全是燎泡。脸被热气蒸得脱了一层皮，嘴唇裂得出血。可我一刻不停，从早干到晚，吃饭都蹲在窑口，三两口扒完。

第三天夜里，我把三天挣的四块五，连同家里原有的十几块，加上从几个本家亲戚那里借来的钱，拢了拢，总共四十八块七毛。还差一块三。我坐在窑厂外的土坡上，满身灰土，指甲缝里全是黑泥。我抱着头，几乎要哭。

就在这时，窑厂的会计来了，说今天县里来拉砖，装卸费另加一块八。我“蹭”地站起来，连钱数都没问清，就去装车了。那夜，我搬了整整两卡车红砖，手指磨得血肉模糊。等会计把那两块钱塞到我手里，我攥着那几张毛票，在夜风里站了好一会儿，然后撒腿就往县城跑。

四十里路，我跑了半宿。到县医院时，天快亮了。我冲进病房，看见月菊坐在我爹床边，头靠着墙，睡着了。她瘦了，脸色蜡黄，眼窝青黑，嘴角起了泡。我爹躺在病床上，呼吸平稳了些，手上插着针管。

我蹲在月菊面前，轻轻叫她。她睁开眼，看见是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猛地抱住了我。我感觉到她的肩膀在抖，滚烫的泪滴在我脖子里。我拍着她的背，说：“钱凑齐了。我去交。”

她松开我，擦了擦眼泪，看着我那双烂得不成样子的手，又哭了出来。我笑笑说：“不碍事。皮肉活儿，几天就好。”

我去收费处交了押金。回来时，天已大亮。我爹醒了，看见我，嘴唇动了动，没说话，只把脸转到一边去。我看见他眼角有泪。这个倔了一辈子的男人，赶了半辈子牛车的老头，还是哭了。

那之后，我爹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我跟表哥说好，每天去窑上做零工，有空就跑到县医院去。月菊医院家里两头跑，人瘦成了纸片。可我们没有垮。我爹出院那天，医生开了些药，嘱咐要静养，不能干重活。我背着他从医院出来，他趴在我背上，像片轻飘飘的叶子。

“建国，爹拖累你们了。”他趴在我耳边说。

“爹，你活着，家就还在。”我闷声说，“没你，家就散了。”

他不说话了。我感觉到他的胳膊，紧了紧我的脖子。

回到家，已经入秋了。院子里的老梧桐落了一地叶子。推开门，我看见月菊正蹲在灶房前架锅。听见声音，她回过头来，看见我们，站起来，用手背抹了一下额头的汗，笑了。那笑容在秋日的夕照里，暖得让人心尖发颤。

“回来啦。我煮了南瓜粥，还蒸了枣馒头。”她说。

我看着她的笑脸，又看看背上的爹，看看院子里跑出来的春桃和小弟，忽然觉得，这世上的苦，只要有个人跟你一起受，就不是苦。这世上的难，只要有个人跟你一起扛，就不是难。

我走到她面前，想说点什么，可嘴张了半天，只叫了一声：“月菊。”

她“哎”了一声，伸手帮我把我爹扶进屋里。那声“哎”，脆生生的，像秋天的枣子，一咬，甜到心里去。

那天晚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喝着热乎乎的南瓜粥。那粥金黄金黄的，映着煤油灯的光，像一桌子的碎金子。我喝一口，看她一眼。她发现了，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脸却不自在地红起来。我爹咳嗽一声，说：“你俩，该要个孩子了。”

月菊的手一抖，碗差点翻了。我傻笑着，说：“爹，您就等着抱孙子吧。”

她踢我的脚更用力了。我“哎哟”一声，全屋人都笑了。那笑声响在小镇的夜空里，飘得老远。窗外的梧桐叶，落了一片，又落一片，像极了日子，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了。我爹的病，在入冬前总算稳住了。不咳血了，喘得也不那么厉害，只是不能沾冷风。他整天躺在炕上，裹着件旧棉袄，偶尔起来到院子里晒晒太阳。春桃和小弟去上学，他就坐在堂屋门口，眯着眼看巷子里来来往往的人，手里攥着个不知从哪翻出来的旧烟袋锅子，干巴巴地叼着，不装烟。

我和月菊商量，不能再让他去晒谷场看场地了，那活看着轻省，可整天坐着不动，秋冬天寒，风一吹，再好的身子也熬不住。可一家人要吃饭，光靠那点工分，窟窿越来越大。月菊的裁缝摊倒还支着，但入了秋，镇上人都等着分新棉布，生意淡下来，有时一整天也接不着一个活儿。

我心里发愁，愁得夜里翻来覆去。月菊知道我有心事，也不问，只是每晚上炕前，给我端一盆热水，让我把脚泡进去。她把我的脚按在水里，用手指头一个个脚趾头地搓，搓得我浑身发软。我看着她低垂的眉眼，在灯影里温温柔柔的，心里那些疙瘩，就一点一点地化了。

“月菊，我想去县里找活干。”我终于开口。

她手顿了一下，抬头看我：“去县里？干什么活？”

“我表哥在县建筑队，说缺小工。搬砖、和泥，累是累点，但一个月能挣二三十块。比在队里强。”

她没说话，又低下头去，继续给我搓脚。水已经有些凉了，她的手指头泡得发皱。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去多久？”

“一个冬天。开春回来。”我看着她，“你在家，帮我照看爹和弟妹。我知道难为你……”

“什么难为不难为的。”她打断我，“你是我男人，你拿主意就行。只是县里不比镇上，你自己当心。别为了挣钱，把命搭上。”

她说完，站起来，把洗脚水端出去泼了。我听见水泼在院子里的声音，“哗啦”一下，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响。我光脚站在炕前，心里又酸又涨，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临走那天，天还没亮。月菊给我烙了两张死面饼，又煮了四个鸡蛋，用蓝布包好塞进我怀里。我背起铺盖卷，走到院门口。她跟出来，站在门框里，没往外跨一步。晨光还没透出来，巷子里黑洞洞的。她的脸隐在暗处，只有眼睛亮亮的。

“走吧，别回头。”她说，“省得我这心里……”

她没说完，转身就进了屋。我站在那儿，脚像钉在地上。终究是没回头，大步往巷子外走去。走出老远，还能听见身后那扇破木门“吱呀”一声，像是被风吹上了。

县建筑队的活儿，比砖瓦窑还重。天不亮上工，天黑透才下工。我睡在工棚里，几十个汉子挤在一排大通铺上，呼噜声、汗臭味、劣质烟味混在一起。我干的是最底层的力工，搬水泥、抬预制板、推沙浆车。一天下来，胳膊腿都像断了似的。夜里躺下，浑身的骨头缝都在疼。

可我不怕疼。我怕的是闲下来的时候，那份想家的劲儿，比什么都磨人。我躺在那硬邦邦的铺板上，满脑子都是月菊。她这会儿在做什么？是不是又拎着针线篮子去老槐树下了？天冷了，她那双生过冻疮的手，有没有裂口子？我爹的咳嗽，夜里还重不重？春桃和小弟，上学路上冷不冷？

我怀里揣着她的一张一寸照片，是结婚前照的，黑白的小相片，边角都磨毛了。照片上她梳着两条辫子，眉眼弯弯的，嘴角微微上翘。我每天晚上睡前都拿出来看一眼，在工棚昏暗的灯光下，那笑容模糊而温暖。

发了第一个月的工钱，我留下五块钱吃饭，其余的全塞进贴身的汗衫口袋里。第二天请了半天假，跑去邮局，给家里寄了二十块。汇款单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几行字，问爹身体，问弟妹功课，问家里粮食够不够吃。写到最后，我犹豫了一下，在备注栏里添了句：“少抽闲烟，别舍不得吃。”

那二十块钱，寄出去后我心里踏实了几天。可没过多久，我就从表哥嘴里听说，镇上的政策又紧了，割尾巴工作组下来了，说月菊的裁缝摊属于“地下黑市”，要坚决取缔。我急得不行，想请假回去看看，可工地上正赶工，队长死活不放人。

我只好让同乡捎话回去，叫月菊别硬顶，先歇一阵子。又过了七八天，表哥从镇上回来，带给我一个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双纳得厚厚的千层底布鞋，还有一小罐腌萝卜干。鞋底上，用红线密密麻麻地纳着“平安”两个字。我抱着那双鞋，眼圈发热。工友们起哄，说建国你媳妇手真巧，这针脚密得跟机器扎的似的。我咧着嘴笑，可心里头跟针扎似的难受。

这年冬天的雪来得猛。工地上积了尺把厚，施工队被迫停了几天工。我趁着这几天工夫，坐班车回了趟家。到家那天正是傍晚，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我推开院门，看见院子里堆着个雪人，歪歪扭扭的，胡萝卜鼻子冻得发黑。春桃和小弟在屋里烤火，看见我回来，欢呼着扑上来。

我爹坐在炕上，气色倒比秋天好了些，只是又瘦了。他看见我，不说话，只点点头，把烟袋锅子在炕沿上磕了磕。我打开布包，把在县里买的糖块、果丹皮，还有一块厚厚的红围巾拿出来。围巾是给月菊的。春桃抢过糖块，笑得合不拢嘴。我四下里张望，没看见月菊的身影。

“她人呢？”我问。

我爹朝西厢房努了努嘴：“屋里呢。听见你回来，躲着不出来，脸上挂不住。”

我愣了愣，掀开西厢房的门帘走进去。炕上没点灯，暗沉沉的。月菊背着身坐在炕沿上，肩膀微微耸动。我走过去，把红围巾轻轻搭在她肩上。她浑身一颤，猛地转过身来，一把抱住我的腰，脸埋在我胸口，闷声哭出来。

我吓了一跳，忙问她怎么了。她哭了好一会儿，才抽抽搭搭地说：“裁缝摊……被没收了。说我是投机倒把……还让我在队部写检讨……”她越说越气，抬起头来，眼睛红通通的，“陈建国，我给你丢人了。”

我心疼得跟什么似的，一手搂着她，一手替她抹泪：“这有什么丢人的？你没偷没抢，靠手艺吃饭。是他们不讲理。丢人的是他们。”

她“哇”地一声又哭了，边哭边捶我：“你怎么不早回来？你不知道，那些人把我的缝纫机都搬走了！那是我娘给的……我吃饭的家伙……”

我抱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台缝纫机，是她娘嫁妆里拆出来的。她每天擦一遍，用完就罩上块蓝布，宝贝得什么似的。现在被搬走了，比剜她的肉还疼。

“我去要回来。”我松开她，转身就要往外走。

她一把拽住我：“你去哪要？队部那些人，你能打过他们？再说了，政策在那儿摆着，你去了就是自投罗网。”

我站住了，拳头攥得“咯吱”响。我知道她说得对。可这口气咽不下去。我站在西厢房中央，觉得自己窝囊透了，连自己媳妇吃饭的家伙都护不住。

月菊站起来，擦了擦眼泪，把那条红围巾从肩上取下来，仔细地叠好，收进炕头的木箱里。她说：“算了，不让干就不干了。我再想别的法子。天无绝人之路。”这是她第二次说这句话了。她的声音还有些发抖，可腰杆已经挺直了。

那天晚上，全家人围着炉子吃炖白菜粉条。我爹破例让我打了二两散酒，爷儿俩就着腌萝卜干，喝得浑身热乎乎的。我爹喝到后来，舌头有些大，拍着我的肩说：“建国，你小子有福。月菊这丫头，比咱家那些亲戚都强。你往后要是敢对她不好，我……我打断你的腿。”

我连连应着，扭头看月菊。她正给小弟挑粉条，脸被炉火烤得红扑扑的，低眉顺眼，像是刚才那场哭压根没发生过。可我知道，她心里苦。她不是那种受了委屈就到处说的人，她把苦嚼碎了，往肚子里咽，第二天还照样起来给你烧火做饭。

我在家待了五天。那五天，我哪儿也没去，就在家修东修西，把透风的窗纸重新糊了，把灶房的屋顶加了层茅草，又把院墙的豁口用石头垒了垒。月菊跟在我身后递东西，偶尔说几句家常，更多的时候，就是那么安安静静地看着我干活。

第五天夜里，雪又下了起来。我俩躺在炕上，谁也没睡。窗外的雪光映进来，把屋里照得蒙蒙亮。我侧过身，把她搂进怀里。她的身子小小的、软软的，带着股淡淡的皂角香。

“建国，我想……”她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哼。

“想什么？”

“我想给你生个孩子。”她说完，把脸埋进我臂弯里，耳朵尖红得能滴血。

我心头一热，低头亲她的额头：“等我这次回去，再干俩月，攒点钱。开春回来，咱就要孩子。”

她“嗯”了一声，好一会儿，又说：“其实，我上个月……没来。”

我一开始没听懂，愣了愣，猛地翻身坐起来：“你说什么？你……你有了？”

她拉我躺下，小声说：“还没准信呢。就是有些犯恶心，想吃酸的。我娘说，兴许是有了。”

我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会儿笑，一会儿搓手，在炕上翻过来调过去。她嗔我：“你老实点，别压着我肚子。”

我立刻僵住，像根木头似的，一动不敢动。她“扑哧”笑出来，说：“傻子。还没个准呢，就跟真事儿似的。”

“不管是真是假，都是好事。”我摸着她的肚子，那里平平的，可我觉得里头像是藏了一颗小小的种子，正等着春天破土，“我陈建国，要有孩子了。”

她没说话，只把我的手按在她肚子上，不让我乱摸。她的掌心温热，覆着我的手背。窗外的雪静静地下，像是把全世界都下白了。我在这片安静的白色里，听见自己的心跳，也听见她的。两颗心跳在一起，一下一下，分不清谁是谁的。

可冬天还没过去，该来的事还是来了。

我回到县里后不到半个月，小弟托人捎了信来，说我爹半夜起来解手，摔了一跤，腿摔断了。月菊和春桃把人抬到镇卫生所，大夫说粉碎性骨折，得去县医院。我赶紧请了假，从工地上直接去了县医院。

在县医院门口，我看见月菊正艰难地推着我爹坐着的破轮椅，春桃跟在后头，拎着个装了脸盆痰盂的网兜。我跑过去，接过轮椅把手。月菊看见我，先是松了口气，随即眼圈就红了。

“爹的腿，大夫怎么说？”我问。

“要动手术。”她压低声音，“可咱家……押金不够。”

又是押金。我这辈子，要被这押金压垮了。我看着她憔悴的脸，心口一阵钝痛。才多久没见，她又瘦了，下巴尖得跟锥子似的。可她眼底那点光还在，倔强地亮着，没灭。

“多少钱？”

“八十。”

我沉默了。八十块。我上个月干了二十九天苦力，才挣了三十四块。这八十块，上哪儿去凑？

月菊忽然把我拉到一边，从怀里掏出个红布包。我一看就知道不好。她打开，里头是一对银镯子，正是上回她娘给她的嫁妆。我一下就把布包合上了：“不行。我跟你说过，不能动你的嫁妆。”

“你爹等不了！”她急了，声音尖起来，“医生说，最晚后天必须做手术，不然腿就废了！陈建国，你爹的腿重要还是这破镯子重要？”

我咬着牙，不说话。她又把布包塞过来：“别犟了。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等你以后有了本事，再给我赎回来。就当你欠我的，行不行？”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没有委屈，没有抱怨，只有一股子豁出去的决绝。我鼻子一酸，接过布包，转身就往街上跑。跑了没几步，我听见她在身后喊：“陈建国！当个好价钱！别让人坑了！”

我回头冲她摆了摆手，跑得更快了。风灌进脖子里，冷得彻骨。可我心里有一团火，烧得滚烫。这个女人，这辈子，我欠她的，怕是还不清了。

那天，我把那对银镯子当了，当了六十五块。又找表哥借了二十。前后凑了八十五，交到医院。我爹的手术做了整整三个钟头。我和月菊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她的手一直攥着我的衣角，指节发白。我反手握住她，觉得她手冰凉，像块石头。

手术顺利。我爹被推出来时，麻药还没过去，昏睡着。我和月菊站在病房门口，看着里头那个瘦小的老人。他的一条腿打了石膏，吊在半空，像个孩子。

月菊忽然靠在我肩上，声音轻轻的：“建国，我可能……真的怀上了。”

我浑身一震，转头看她。她的脸在走廊灯下白得几乎透明，可嘴角带着点笑，那笑从心底里透出来，像是开在雪地里的一朵腊梅。

我伸手搂住她的肩，把她紧紧按在怀里。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穷困、所有的欺压，都不算什么了。只要这个女人站在我身边，只要她肚子的那个小生命在安稳地长大，我陈建国就什么都不怕。

我对她说：“等爹出了院，我就把工地上那间小屋子收拾出来。我租个房子，把你和爹都接过去。咱在县里，重新开始。”

她仰起头看我，眼里有惊讶，有不信，后来，都化作了满盈盈的泪光。她点了点头，很重，很重。

窗外的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月光照在雪地上，白茫茫一片，干净得像是另一个世界。而我攥着她的手，觉得这日子，正艰难地、一点一点地，往亮处挪。

注：本文内容源自网络，均为AI辅助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