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曦烈士临刑前照片中，裤子只能用麻绳紧紧系着，这一幕着实让人心酸，看着就忍不住落泪！

1950年6月10日，午后时分，台北马场町刑场。

一位年届三十三岁的男子，身着国民党上校的军装，腰间的皮带已被取走，仅用一根粗陋的麻绳勉强系住裤腰，脚下穿着马靴，双手被反绑在身后，脖颈上勒着一条粗砺的麻绳。

他挺立身姿，目光凝重而平静地凝视着前方镜头。

当台湾的媒体记者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或许他们以为捕捉到了一张震撼人心的画面——一位即将被处决的“叛徒”，衣衫褴褛，显得狼狈而凄凉。

镜头之下，展现的是一张毫无畏惧之色的面容。

至于那个午后究竟发生了何种变故，还需追溯至更早的时光。

聂曦，本名聂能辉，于1917年6月8日在福建福州降生。

他在福州的三坊七巷宫巷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同住三坊七巷的亲戚聂能辉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少年聂曦产生了影响。

成年后，聂曦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

在抗战期间，担任第四战区参谋长的吴石挑选了这位福州同乡，将其调至麾下，担任自己的随从副官。

聂曦紧随吴石的步伐，在抗日战场上并肩作战。

抗战胜利的次年春天，即1946年，吴石被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并指派聂曦兼任总务组组长一职。

吴石与共产党人秘密接触，聂曦忠诚履行安全保卫职责。

在关键时刻，吴石部署聂曦向党组织传递军事情报，聂曦始终未曾有过失误。

1949年伊始，吴石频繁乘坐火车，在南京与上海之间往返，以传递情报。

有时，他甚至会亲自前往上海的愚园路俭德坊2号，将情报交付给何遂——何遂不仅是吴石的密友，更是时任国民党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也是中共的重要统战对象。

何遂的儿子何康，身为中共地下党员，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安排，担任了吴石的情报交通员。

在紧急情况下，吴石将情报妥善封装，并注明“何遂收”，由聂曦亲自递送。

吴石在人民解放军赢得淮海战役与渡江战役的胜利中功勋卓著，这其中亦离不开聂曦的助力。

1949年二月，吴石被任命为福州绥靖公署的副主任，聂曦则作为其副官一同赴任。

在吴石与聂曦的精心挑选下，王强被选为吴石的贴身参谋。

当年春季，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局势已陷入不可逆转的败局。

福州城内人心惶惶，码头上，国民党士兵昼夜不停地搬运着物资。

五月，败退至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向吴石发出电令，要求他将存放在福州的五百箱至关重要的军事机密档案运往台湾。

这份档案并非寻常之物——其中藏有国民党的兵力部署图、海防计划等极为机密的文件。

吴石在接到指令之后，采取了一项极具胆识的行动。

他以“军运紧张，调船困难”为借口，故意拖延时间。

他仅将一百多箱的参考资料和军事图书冒充为绝密档案，作为首批运往台湾的物资。

而那些真正至关重要的机密文件，则另有周全的安排。

到了6月上旬，遵照吴石的命令，聂曦及其随从参谋王强等人，将剩余的二百九十八箱绝密档案悉数转移至福州仓前山麦园路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进行隐蔽存放。

此次行动远非仅是前往仓库办理手续那般简单。

在福州的街头，国民党特务与宪兵展开四处巡逻，而码头上则是严阵以待，严格检查。

聂曦与王强伪装成搬运工人。

他们肩负着沉重的箱子，穿梭于一道道关卡之间。

这些箱子的外观看似平凡无奇，然而内里却蕴藏着可能扭转战局的珍贵情报。

总计二百九十八箱，他们一箱接一箱地将它们运送至福建省研究院的藏书库。

聂曦对每只箱子都仔细地贴上了封条，并逐一编上号码。

藏书库内，一排排古老的书籍架上静谧地伫立，而那些带有封条、编号的箱子则被巧妙地隐藏于书架的深处。

8月15日，吴石启程赴台的前日，聂曦将王强秘密引领至吴石的住处。

吴石叮嘱王强务必妥善保管这些档案，并即刻与福建省研究院院长黄觉民以及立法委员刘通取得联系。

转至两天后，即1949年8月17日，福州宣告解放。

王强迅速将这批军事绝密档案完整无损地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解放军接收人员推开那间看似平凡的藏书阁，发现二百九十八箱绝密档案无一遗失。

这批档案资料，为解放福建乃至整个东南沿海地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支持。

在1949年8月16日这一天，聂曦与吴石一同踏上了前往台湾的征程。

在登船之前，他的目光投向了福州的方向。

他内心深知，此行能否重返故土，答案尚未可知。

到台湾后，吴石已升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

得益于与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陈诚的密切关系，吴石力荐聂曦出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的上校科长一职。

在聂曦晋升为交际科长的前夕，他巧妙地将一位潜藏在国民党国防部的年轻军官王正均调入，委以吴石副官一职。

聂曦的亲属，中共秘密党员聂能辉，成为了王正均踏入革命征途的启蒙导师。

自此，聂曦与王正均紧密协作，携手助力吴石推进情报工作。

聂曦容貌俊朗，行事干练，多才多艺。

他在国民党军队中活动频繁，与各方建立了广泛的友谊，为吴石的情报活动带来了诸多便利。

吴石没有对聂曦明示中共的机密和组织关系，而是心照不宣，凭着多年信任分派工作任务。

聂曦从不冗于提问，行事总是高效精准，无懈可击。

1949年秋季，聂曦两次毅然决然地深入虎穴，冒着生命之危，抵达香港，将一批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亲自交付给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的万景光同志。

在那个时期，聂曦白天以交际科科长的身份，巧妙地在国民党军政要员之间周旋，巧妙地掩盖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夜幕降临，他返回住处，紧闭房门，小心翼翼地封装《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关键情报。

从台湾地区的防御布局到美军的援台部署，一系列关乎战局走向的情报，皆由他之手传递回大陆。

到了1949年11月，中共华东局特地派遣交通员朱枫，从香港前往台湾，与吴石取得联系。

朱枫与吴石之间，每隔一周便保持一到两次的通信联系，这些联络事宜均由聂曦亲自策划、陪同，并提供掩护。

1950年伊始，台湾岛内的局势急剧恶化，朱枫迫切需要迅速离开台湾。

当时，国民党在台湾实行严格的戒严政策，陆地与海洋的空中通道均被严密管控和封闭。

朱枫若要离台，唯有乘坐飞机前往浙江舟山，然后再设法非法渡回大陆。

聂曦迅速行动，找到了在国民党空军司令部任职的参谋王济甫，并打听到了一航班从台湾飞往舟山的军用运输机，这架飞机专门负责接送兵员。

他巧妙地利用空军的关系，成功获取了一张搭乘许可。

在1950年立春的那一日，聂曦亲自驾车，接上了朱枫，并由王济甫相伴，一同前往机场。

在前往机场的途中，所有的检查与盘问均由王济甫独自应对，朱枫得以顺利登机。

尽管朱枫已成功逃离险境，但抵达舟山后，她依然未能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追捕。

聂曦协助她逃离台湾的凭证，反而成为了她“通共”的直接罪证。

更为严峻的危机源自内部。

1950年伊始，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发生了背叛。

蔡孝乾背叛后，供出了朱枫。

随着调查的深入，聂曦的名字浮出水面。

1950年2月，聂曦遭到逮捕。

随后，他被转移至国民党保密局的监狱之中。

关于审讯室的详细情况，历史资料并未作出详尽的记录。

然而，聂曦后来的境遇足以说明一切——他遭受了残酷的折磨。

“竹签钉指不折脊梁，烈火焚身不灭信仰”——这句后人传颂的话语，生动地描绘了他在狱中的坚定与节操。

聂曦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对于所涉事证，均能“供认不讳”，除此之外，可供法庭参考的证物寥寥无几。

进入三月，吴石、陈宝仓等人士亦相继落网。

在狱中，聂曦亲笔撰写了一份“自白书”。

“自白书”的开篇第一行便写道：“聂曦，福建闽清籍。”

他在书中详实记录了自己的经历：“毕业于海军陆战队讲武堂……历任粤桂江防司令部上尉队长、第四战区少校副官……”字迹依旧保持平日公文般的工整。

最终，他留下了“恳请从轻发落”的字句。

有人感到困惑——这样一个在刑场上面不改色的人，为何在“供词”中竟求起了情？

这并非出于贪生怕死，而是地下工作者所惯用的策略——为保卫更多的同志争取宝贵的喘息之机。

然而，蒋介石却亲自下达了“就地正法”的命令。

1950年6月10日。

台北马场町。

当日下午，聂曦被从囚室中带出。

他的国民党上校制服依旧在身——然而，皮带已被剥夺，领带亦然，鞋带亦不例外。

看守所对即将被处决的囚犯惯例如此，旨在预防自杀或自伤行为。

一条粗陋的麻绳束缚着他的裤腰。

绳索深深勒入腰间的肌肤，使得上校制服的下摆显得松垂。

这无疑是对一位职业军人尊严的亵渎——身着军装，却丧失了军装应有的基本尊严。

但他没有低头。

他踏着马靴前行，双手被反绑，颈间亦被粗绳所束缚。

即便在押解入囚车之际，他仍保持高昂的头颅，目光中满是对于敌人的藐视。

在刑场上，与他一同英勇就义的还有三位志士：国民党“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吴石中将、“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以及中共华东局的特派员朱枫。

这四位烈士，后世称之为“东海小组”。

台湾记者伫立在刑场之侧。

相机对准了聂曦。

快门声划破寂静，画面中映入眼帘的是一位年届三十三岁的男子——身着白衬衫，身披军裤，脚蹬马靴，双手被麻绳反绑。

他的神态自若，嘴角甚至流露出几许镇定的微笑。

事后，台湾媒体在报道此事时，配发了这张照片，赞誉聂曦形象威武，气节凛然，临终之际毫无畏惧之色。

该照片此后被台媒誉为“最具震撼力的英勇就义照”。

枪声响起。

聂曦面朝天空，仰卧于地，双眼紧闭。

身中七枪。

午后四时三十分整。

聂曦离世后，其骨灰在台湾漂泊了数十年。

当时，他的妻子高申正饱受病痛折磨，无力亲自前往台北处理丧事，只得委托聂曦的表妹杨韵清代为处理，领回遗骸。

火化仪式完成后，骨灰被安置于台北的一家公墓。

聂曦牺牲之际，妻子腹中正怀揣着他们未出世的孩子。

五个月之后，这个孩子于台北降临人世，被命名为聂尚骥——一个未曾见过父亲真容的遗腹子。

在大陆，聂曦还留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名叫聂钦。

在赴台的前夕，聂曦曾对家人留下了一句深刻的话语。

在关于该句话的具体表述上，史料记载并不一致。

一种说法是，他曾在临终前指示“今后孩子可以更改姓氏”；另一种说法则记录了他交代，“为确保革命工作的安全，我们的后代，切勿再保留聂姓”。

这两种说法实质上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他在离去之前，已然预见到此行或许再难归来。

他不仅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更是要求家人放弃原有的姓氏，以此保障自身的安全。

聂磊，聂曦的弟弟，遵从兄长的遗愿，家中所有子女均随母亲改姓黄。

聂曦的直系后代，从下一代开始，全面改姓黄，彻底摒弃了聂姓。

在族谱之中，聂曦位列家族的第二十世，而他这一代仅有聂曦与聂磊两位兄弟。直至第二十一世，也就是我父亲那一代，家族才正式改姓为黄。

聂曦烈士的侄孙女黄怡然，向我们娓娓道来家族姓氏更迭背后的故事。

一次姓氏的更迭，背后隐藏着长达七十余年的隐姓埋名之秘。

聂曦的子孙直至近年才逐步揭开身份之谜。

2025年10月，国家安全部的官方视频账号公开了“东海小组”成员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的烈士认证文件。

根据民政部的官方文件，吴石将军的副官聂曦曾担任司局级职务。

同月，国家安全部解密了一系列关键档案，这些档案与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息息相关，内容涵盖组织向吴石下达的情报搜集指令、朱枫传回的关键情报、破损的密码本残页、党在生死攸关时刻的营救计划，以及全家福、家书和诀别书等珍贵资料。

聂曦在告别年迈的父母之际，怀揣着“我之牺牲，换得国家新生”的坚定信念。

2006年，聂曦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2013年，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竣工，聂曦的雕像与吴石、朱枫、陈宝仓的雕像并排矗立，他们的目光齐齐投向东南方——那片土地，正是他们用生命捍卫的疆土。

2025年9月，福州市的革命英烈纪念园中，全国首座以吴石将军及其副官聂曦、王正为题材的艺术纪念群雕《统一之愿》正式落成。

在群像之中，吴石将军骑马先行，聂曦则手持望远镜，王正均紧随其后。

三人目光如炬，凝视着对岸的景色。

10月22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位英勇烈士的子女汇聚福州。

在雕像脚下，聂曦烈士的侄子黄仁晶及其侄孙女黄怡然敬献了鲜花。

当月，南京市档案馆首度对外公布了吴石、陈宝仓、聂曦三位烈士及其家族成员的户籍卡原始文件。

聂曦的户籍卡详尽地记载了他二十九岁时的个人信息：“服务处所”一栏标注为“国防部史料局”，而“住所”一栏则注明为“炮标”。

卡片之上，定格着聂曦往昔的容颜。

时至今日，那幅临终之际的照片中，束缚着他的麻绳，已演化为信仰与奉献的象征。

有些人，他们的脊梁刚毅不屈，既不被麻绳所束缚，亦不被子弹所屈服。

在刑场之上，聂曦留下的最终姿势，是他仰面而倒，双目紧闭。

那根麻绳虽紧系着他的裤腿，却无法捆绑他那颗跃动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