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兵从“不可一世”到“堕马堕地”，大清为何输得底裤都不剩？

1860年9月21日，北京通州八里桥，一场震惊世界的战役打响了。

三万蒙古铁骑在僧格林沁的率领下，向英法联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决死的冲锋。他们骑术精湛，弯弓如月，战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对面的英法联军阵地上，一千多名士兵冷静地装填着新式步枪，近百门线膛火炮一字排开。骑兵们冲到离阵地几百米时，密集的弹雨倾泻而出，一排排马匹应声倒地，血肉横飞。

到了中午，三万铁骑几乎全军覆没，战场上尸横遍野，而英法联军的伤亡人数是——5人。

这场战役把大清帝国最后一层遮羞布撕了个粉碎。一个曾经从东北一隅打到天山南北、把准噶尔汗国打得片甲不留的马上民族，面对几千个金发碧眼的洋人，竟然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从1840年到1911年，大清帝国在对外战争中几乎是逢战必败、逢败必签不平等条约。一个统治了中国两百多年的王朝，怎么忽然之间就变得这么不经打了？

先别急着怪洋人的船坚炮利，清朝军队的底裤，其实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就已经输了个精光。

八旗兵在清朝初年号称“劲旅”，是靠着骑射起家的。可入关之后，随着战事逐渐减少，这批曾经能征惯战的旗人开始了漫长的“躺平”生涯。国家给的钱粮按月发放，不干活也有饭吃，谁还愿意去吃苦受累练武艺？八旗子弟每天提着鸟笼子遛弯、听戏、喝花酒，兵丁们把盔甲挂在营房里当摆设，偶尔操练也是敷衍了事。

到了乾隆年间，八旗兵的堕落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一次皇帝检阅八旗军，场面着实让人哭笑不得——“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拉弓射箭，箭还没飞出去就掉地上了；骑马奔驰，马刚跑两步人就摔下来了。这些连骑马都骑不稳的兵丁，拿什么去打仗？

绿营兵也好不到哪去。这支由归附的明军和收编的汉族武装组成的部队，在清朝中前期尚勉强可用，到嘉庆初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时就已经疲态尽显，完全指望不上了。

曾经不可一世的八旗兵，最后堕落为追逐声色犬马的行尸走肉

。到了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这支号称八十万人的清朝正规军，被太平军打得满地找牙。朝廷不得不放权给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官僚，让他们自己筹饷、自己练兵、自己打仗。湘军和淮军虽然暂时稳住了局面，可这批由私人募练、自带粮饷的勇营，本质上就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私家军。一旦把这些私人武装调去跟洋人拼命，朝廷心里发虚——这些汉人将领手里握着这么多兵，打赢了回来会不会变成第二个曹操？

用弓箭去对抗洋枪洋炮，这仗从一开始就没法打。

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已经装备了前装燧发滑膛枪，虽然不是什么先进武器，可清军手里拿的还是弓、火绳枪、剑和矛，以及一些世代相因、毫无改进的老式火器。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所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冷兵器或早期时代的弓、火绳枪、剑和矛，根本无法与西方侵略军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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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无语的是火炮的差距。英军的火炮射程远、精度高、装填快，清军的炮膛里满是砂眼，炮弹表面全是气孔，一发射出去飞不了多远就落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火炮不仅射程和威力远超清军，炮弹的性能也处于绝对优势。清军一边扛着原始的火绳枪，一边面对西方的线膛炮，这仗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较量。

清朝统治者并非不知道差距。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造船、制炮、建海军，可结果呢？李鸿章自己就说过一句大实话：“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这些所谓的新式军队，看着挺唬人，真要上了战场一戳就破。

军队废弛的背后，是整个官僚机器的全面崩坏。清朝后期，官场腐败到了什么程度？一句话概括——

无官不贪、有吏皆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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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官员把衙门当成了自己的“生意场”，买官卖官明码标价，贪污受贿成了家常便饭。

乾隆晚年吏治废弛，贪贿公行，国库空虚，民不聊生

。雍正在位期间反腐力度极大，一度让官场为之一清，可他死了之后，他儿子乾隆又把这套制度给废了。八旗兵的军饷被层层克扣，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心思训练？朝廷拨下去的海防经费，经过各级官员的手，到下面只剩个零头。

更要命的是派系倾轧。晚清官场中，洋务派与守旧势力激烈冲突，满清统治者对汉人新兴势力处处猜防，宫廷矛盾与朝臣党争贯穿始终。甲午战争开打之前，朝中主战派和主和派吵成一锅粥。以翁同龢为首的“帝党”跟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北洋明争暗斗，互相拆台。派系之争下，真正有能力的将领被排挤到一边，溜须拍马的小人反而步步高升。

一个从根子上就烂透了的官僚系统，拿什么去指挥一场现代化的战争？

当西方的蒸汽机轰隆隆转动起来的时候，清朝的皇帝们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正是工业革命发轫和蓬勃发展的时期。蒸汽机被发明出来，铁路铺满了欧洲大地，工厂昼夜不停地生产着各种商品。同一时期的清朝统治者，却对世界的变化几乎一无所知。乾隆皇帝在给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的回信中傲慢地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近代中西差距，本质上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差距

。清朝拒绝与工业革命接轨，不是因为愚昧，而是因为皇帝们压根不觉得那些洋玩意儿有什么了不起。结果呢？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就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直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

到了19世纪末期，朝中仍有一大批顽固派死守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老观念，把任何改革都视为“离经叛道”。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改革力度远远没有到位，不过是“个别人的或局部的行为”。甲午战败后出现了维新运动，又被保守派给粉碎了。每当你以为大清要爬起来的时候，总有人一脚把它踹回去。

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练新军、办工厂、建海军，甲午战争就是对这场改革的总检验。检验的结果呢？

北洋水师覆灭，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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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在哪？不是钱的问题，不是技术的问题，是人出了问题。洋务运动缺乏系统性和顶层设计，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束缚下，只学人家的“技”不学人家的“道”，只买外国的枪炮不改自己的制度。李鸿章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悲叹，他办的这些事“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

军事变革的失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保守思维的掣肘和官员之间的内耗。朝廷中的顽固派对改革处处阻挠，海军衙门经费被挪用去修颐和园，这样的军队能有战斗力才怪。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统治集团的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与腐败，是近代化改革和对外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慈禧太后不是不想改革，她只想在保住自己权力和享乐的前提下搞点“小修小补”。一旦改革动了她的奶酪，她翻脸比翻书还快。甲午战败后的维新变法，触动了保守势力的利益，百日即告夭折。

如果说甲午战争只是让大清丢了面子，那八国联军侵华就让大清连里子都丢了。

1900年，慈禧太后听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鬼话，对十一国宣战。结局可想而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仓皇西逃。李中堂又被拖出来收拾烂摊子，签下了《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这次战争暴露了一个更加致命的问题——晚清统治阶层内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甚至有人公然“联外”。东南各省的督抚居然在慈禧向列强宣战后，拒绝执行朝廷的命令，跟列强私下达成“东南互保”协议。中央政府的号令出了北京城就不好使了，这样的国家，早就不是铁板一块了。

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被迫推行“新政”，从军事、政治、经济到教育都进行了全面改革。讽刺的是，这些改革不仅没有挽救清朝的灭亡命运，反而加速了它的崩溃。改革需要钱，钱从哪里来？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巨大的财政赤字最终靠搜刮百姓解决，官民关系进一步恶化。改革还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精英群体，这些人后来成了推翻清廷的主力军。

从咸丰到光绪，每一次和谈都比战败更“赢”了

打了这么多败仗，清朝统治者难道就没有反思过吗？反思过。可他们的反思方向总是跑偏。

每次打了败仗，清廷的第一反应不是“我们的军队为什么不行”，而是“赶紧求和”。只要洋人不打进北京城，损失多少领土、赔多少银子都好商量。李鸿章这个“大清裱糊匠”的名号就是这么来的——仗打赢了得他去善后，仗打输了更得他去收拾烂摊子，每次都背着“卖国贼”的骂名替朝廷背锅。

清朝统治者不是不想打赢，是他们内心深处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能打赢。

这种心态的根源，是他们对西方文明发自心底的恐惧和自卑。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的狼狈逃窜，与其说是战略撤退，不如说是精神崩溃。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能赢的国家，怎么可能打赢一场现代化的战争？

更可怕的是，清廷在面对外敌时的内耗比面对内乱时更加严重。主战派和主和派各怀鬼胎，把国家利益当成自己派系博弈的筹码。洋务派和顽固派互相拆台，帝党跟后党明争暗斗。敌人还没打进来，自己人先打成了一锅粥。

清朝战败的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老百姓不认这个朝廷了。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八国联军侵华，每一次战争最受伤的都是普通百姓。朝廷要打仗，加税摊派；朝廷打了败仗，赔款还是要从老百姓身上刮。晚清的普通百姓日子过成了什么样？史料用八个字来形容——“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路上全是穿囚服的犯人，监狱多得跟集市一样。老百姓被朝廷盘剥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谁还愿意替这个朝廷卖命？

从阶级属性来说，清政府是满洲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是对立的。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一波接一波的反清浪潮从未停止。

外敌入侵削弱了清王朝统治的根基，民生日益艰难突破了民众的心理承受力，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分离倾向和剧烈的反清浪潮

。每次外敌打进来，老百姓的第一反应不是“保家卫国”，而是“这些洋人会不会比清朝的官好点？”

甲午战争时，日军在东北登陆后，当地老百姓不但不抵抗，反而给日军带路、送粮。这不是老百姓不爱国，而是他们心里清楚——洋人打过来无非是换个朝廷收税，跟清朝有什么区别？一个连自己老百姓都不认可的政权，无论它的军队装备多么精良，在战场上都不可能打赢。

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们，终其一生都在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却没有意识到，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靠的不仅仅是枪炮，更是一整套现代化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大清帝国想要在不触动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实现“自强”，无异于缘木求鱼。

大清之败，不是败给了洋人的船坚炮利，而是败给了自己的腐朽、顽固和自私。

这不是一个人的过错，不是一件制度的失误，而是整个统治集团两百多年累积的恶果。八里桥的硝烟散尽之后，大清帝国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可那些在战场上躺着不动、在衙门里吃空饷的兵丁，那个无官不贪、派系倾轧的朝廷，那个被老百姓抛弃、被时代遗忘的帝国——它从根子上就烂了，只是洋人的炮火把这层烂疮彻底撕开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