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查瑠公圳，扒了常凯申的内裤

当我们谈论凶杀案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搜查瑠公圳》，作为一部台湾探案片，还是相当不错的。

好看的点，就在于它看似一部探案片，实际上加入了相当深度的政治事件与社会背景。

所以，它不是一部简单的探案片，而是相当有深度，内涵丰富。

类似的影片如《血观音》，表面上看是一家三代女性在台湾社会里挣扎着努力生存下去的故事。实则映射的是2005年台湾国民党党首选举事件，影片揭开的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内容相当丰厚了，影片老好看了。

《搜查瑠公圳》则用一则女性分尸案，来折射出196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的荒谬与悲惨。

首先，“搜查瑠公圳”这个名字就很奇怪。对于大陆观众来说，非常怪异，读起来也很拗口。但是没有办法，“瑠公圳”是一个地名，就得这么叫。

瑠公圳，是漳州人郭锡瑠，在跨过台湾海峡，来到台北盆地定居后，为了方便农田开垦与耕作，特意出资引新店溪水进行灌溉的水道。所谓“圳”，本意就是田边的水沟。为了纪念郭锡瑠，就把由他修建的水沟起名为“瑠公圳”。

后来，随着台北城市的扩展，作为灌溉作用的瑠公圳已经消失了，但是作为地名却被保留了下来，位置在台北新生北路一带。

所以，“搜查瑠公圳”，就好像在成都“搜索春熙路”，在北京“搜查王府井”，在上海“搜查南京路”一样。

“搜查瑠公圳”，故事改编自“台湾第一女性分尸案”，也即“瑠公圳分尸案”。因为是战后台湾的第一起女性分尸案，在当时引起热议，媒体更是连番报道，持续挖掘，助推此案为全台湾民众茶余饭后的核心话题。连常凯申都大感兴趣，经常询问办案进度，多次问询该案。

安全实际上并不复杂，就是一件老公杀妻案。但因为警方调查方向一错再错，导致乱象丛生，众说纷纭，加上媒体的胡编乱造，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案件的走向，使得猜疑不断。现在去看，就是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奇谈。

先说电影内容，下面再聊一下真实案件。

电影改编自现实，案件依旧是一个杀妻案。不过改编程度很大。将当时的社会背景容纳了进去，包罗的内容很多。

1960年，常凯申在台湾成功连任“中华民国总统”，权力达到巅峰。但是，在表面的铁板一块之下，暗流涌动。

国民党内部，有陈诚一系对权力的虎视眈眈。政坛外部另有著名报人雷震‌及主编傅正等人筹组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并反对常公连任。

大权在握的常公，大手一挥，祭出了最为严厉的“白色恐怖”手段。先是通过军事法庭判处雷震有期徒刑十年，该事件是国民党继“二·二八”事件后在台湾制造的国际影响最大的负面事件之一，对台湾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同时，台湾当局持续以“匪谍”之名肃清政治犯，制定“戡乱法”、“惩治叛乱条例”等达 100 多种法规，实施“联保连坐”办法，逼迫人民互相监视，谁有“嫌疑”完全由特务判定。‌‌国民党还严禁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学习外来思想，实行戒严并通过特务组织搞极为严密的保甲制度，力阻赤化思想传播。‌‌

“白色恐怖”统治，自1949年常公入台即开始实施，到1960年代达到巅峰。据学者调查，白色恐怖时期有 5000 多人确定受到政治裁判，其中约 45% 是台湾人，55% 是从大陆派去执行工作而牺牲的人士。‌吴石、朱枫等烈士就死于“白色恐怖”之下。

1960年，常公连任，拍他马屁的属下希望能制造出一种社会安定一派和平的社会景象。谁曾想，转到进入1961年，就在2月26日，“瑠公圳分尸案”被发现了。

在台北市，在新生南路，当时的街道干道一侧，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露天明沟。它是日据时期开凿的“特一号大排水沟”，俗称“堀川”，但当时的台北人习惯将这些露天排水沟统称为清代时挖掘的灌溉水渠“瑠公圳”。

2月26日晚上9点多，（电影中改为了白天），已沦为臭水沟的“堀川”里，一个体积庞大的灰白色包裹被人发现。抬上岸后，发现包裹被密封得极为严实。最外层是一张草席，上面用铁丝和麻绳紧紧捆扎。草席内部，是一个用灰色棉毯包裹的物件；剥去棉毯，是一层白布；再去掉白布，里面还有一层防潮的油纸。当最后一层油纸被揭开时，一股刺鼻的异味扑面而来，伴随着一撮女性的长发，映入眼帘的赫然是一具年轻女性的头颅与上半身（头颅、躯干及右臂部分）。

警方闻讯赶来，不久又在左侧沟边起获了另一个同样被草席和白布层层包裹的重物，里面装的是受害女性的胳膊和下半身（左臂、双腿）。至此，一具被残忍切割为六大块的女性遗体全部被找到。

按照影片里的改编，负责侦查该案的科长因为手上活计很多，就将该案交给了台北市中分局的新警员赵子午（朱轩洋 饰）来负责。在科长看来，当时妇女失踪案实在太多了，这个案子只要不被媒体曝光，就可以在无人关注的情况下，以失踪案草草了结就得了。

科长特别吩咐赵子午要搞好信息封锁，禁止媒体人员靠近。结果，偏偏在发现另一件包裹时，被实习记者张秀秀（吴卓源 饰）捷足先登，已经拍照完毕。

赵子午作为小警察，自然要听科长的话。他上前没收了张秀秀的照相机。

可是，第二天“瑠公圳分尸案”的新闻还是被发了出来。原来，张秀秀在交出相机之前，已经将胶片取出，只交了一个空相机，她耍了赵子午一把。

案件既然已经曝光，自然不能再以失踪案糊弄过去，上峰开始勒令严查，并限期侦破。

赵子午也就成了探案的第一负责人。

镜头一转，开始挖掘赵子午的身份背景。原来，他的爸爸是刚刚升任“台湾参谋总长”的黄埔六期毕业生、抗日名将赵志升（张世 饰）。这赵志升两袖清风，是当时政坛及军界为数不多的清廉人士。连自己的儿子也没有给照顾，反而觉得他学习成绩不佳，只能担任基层小警员。

故事到了赵志升这里，格局突然发生变化。他坐上了“参谋总长”，一心想要铲除军中腐败，而且他已经收集了大批军政两界要员的腐败证据，打算将其一网打尽。他将自己的证据，交给了自己的德高望重的周老师（梁修身 饰）。

对了，吴石将军被缚于“参谋次长”任上。其实，这个次长，就是我们常说的“常务副”，是二把手。总长是一把手，次长就是二把手，也就是常务副参谋长。

周老师提醒赵志升，你要对付的人都是各位大佬，你斗不过的，你确定要斗下去？

国民政府高层山头林立，互不相容，早在大陆时期就有了，像汤恩伯与胡宗南的“黄埔系”、陈诚的“土木派”、张群与杨永泰的“政学系”、陈果夫与陈立夫的“CC系”等。到了台湾之后，这种各派势力的存在并没有消除，而是继续存在，尔虞我诈，蝇营狗苟，乌烟瘴气。

尤其针对常凯申的连任问题，各大派系已经展开了一轮厮杀，支持与赞成各自有志，暗通款曲。如果赵志升将这些行为证据，通过周老师提交给了常公。无疑会引起一阵血雨腥风，导致一批人员下马，甚至人都落地。像孙立人，就被常公认为他有谋反意图，将其终生软禁。吴石就不说，另外被常公枪毙的高官还有台湾光复后首任行政长官、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陈仪，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曾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友邦。乃至于黄埔一期生、海军司令桂永清的突然暴毙，也是异端重生，常公直接命令不许追查。

当时，常公高层政治的乱象，如此可见。

身为清流的赵志升，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这样的国民政府吗？

当然，他不能。

水至清，则无鱼。

于是，赵子午正在追查的“瑠公圳女尸案”，突然莫名其妙就变了方向。有人举报称赵志升是凶嫌。

很快，来自台湾警备司令部的人就将赵志升带走了。

而且，以刑讯逼供的方式，让他招认自己就是凶手，因为与那个女人通奸被泄露，于是杀人灭口。

可是，到那时，连女尸的身份是谁还不知道呢。

上峰明显就是要诬陷赵志升，就是要他死，而这个女尸案不过是一个借口。反正，定了他的案，正好也可以为女尸案销案，也算两全其美。

实际上，赵志升所信赖的周老师，就是官僚腐败体系上重要的一环。各级大员，都想借助他与常公能够直接沟通的缘由，纷纷贿赂他进行攀附，乃至打压对手。

这周老师怎么可能允许赵志升去清理这个体系呢？

是以，当我们在讨论瑠公圳女尸案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其实是台湾高层政治的乱象。

《搜查瑠公圳》的内涵与复杂性，跃然一新，立马提升了一个层次。

借由女尸案，另外制造了一个冤杀案，常公统治的台湾，政治的荒谬，政界的荒唐，社会的荒诞，由此可见。

常凯申的内裤，由此被扒了个干净。

所以，《搜查瑠公圳》有了些《血观音》的模样。

当然，对于单纯想看一个凶杀及探案过程的观众来说，可能会觉得这部影片漫延的太远了，到了无边无际的地步。对政治无感的观众不喜欢本片，也是可以理解的。《搜查瑠公圳》的打分不高，大抵如此。

既然要陷害赵志升，那女尸案自然不再查下去。不然，真相出来了，对不上来，也是麻烦。

何况，赵子午为了老爸的清白，加上自己本身就是女尸案的第一办案人，自然要追查下去。只有案情厘清了，真相还原了，才能让老爸安然回家。

包括实习记者张秀秀，为了证明自己，为了能够转正，也想拿到独家报道，一战成名，好结束实习。

于是，小警员赵子午与实习记者张秀秀就联手将案件追查了下去。

为啥不联合其他警员？

因为案件被警备部接手了，他这边不能继续再查了。再查，也只能是私下行动，只能跟张秀秀合作。

女尸案的线索并不复杂。第一个难点，是确认她的身份，只要查出她是谁，然后从她的人际关系上去查，线索并不难。

很快，他们查出女尸名叫阿美，是一名底层的劳动妇女，她的丈夫叫陆根生（朱柏康 饰）。这陆根生曾经是一名浙江戏班里的小生，却被抓壮丁，成了一名国军士兵，然后跟着败退的国军一路来到了台湾，然后娶了阿美。两人生育有一个儿子。但是关系并不融洽，主要是陆根生挣钱不多，贫贱夫妻百事哀，难免纠纷不断。

阿美为了讨生活，就去一家夜总会里做服务生。夜总会嘛，当服务生肯定挣不了多少钱，要想多挣钱就要下海。阿美也就成了一名坐台小姐。

然后，有了一名祖籍广东的菲律宾籍黄姓商人看上了阿美。阿黄也是真心喜欢阿美，计划带着阿美前往菲律宾，开启新生活。

但是，陆根生不愿意离婚，在争吵之中，杀死了阿美。

所以，真实的案情，就是这么简单，就是陆根生杀妻案。

可是，就在赵子午追查的过程中，当他查到熟石灰店，去找店老板，因为碎尸案里使用了熟石灰进行吸血止血，通过店老板可以查到陆根生的下落。

可是，就在熟石灰店里，警备部的人插手了，他们直接杀死了老板，然后将赵子午抓了起来。栽赃于他，声称赵子午才是杀死阿美的真凶，是他杀死了石灰店老板，以消灭关键证人。

诬陷赵子午也不是目的，根本目的依旧是逼迫赵志升承认自己是凶手，然后伏法，好阻止他的政途。

儿子永远是父亲的软肋。当警备部将赵子午绑到赵志升面前，让他选，要么自己认了，要么儿子就是真凶，就得死。

赵志升一下就崩溃了。他知道自己难以脱身了，如果自己不认，不仅儿子要遭殃，妻子与整个家庭都会跟着遭殃。

所以，赵志升认了，承认自己就是杀死阿美的凶手。

其实，赵志升还是幼稚了。即便是他真的承认了，警备部就会真的放过赵子午吗？

答案是不会。

他们依旧要枪毙赵子午，好斩断他继续探案下去的念头，将赵志升杀死阿美的案件彻底坐实，翻案不得。

好在，赵子午在刑场上逃脱了。（不过，影片这里很难说得过去，一大群全副武装的职业军人在那里，怎么就让被绑起来的赵子午逃脱了呢？细节打磨不够啊。）

赵志升在确认抛尸现场的过程中，观察到赵子午挤在人群中想要接近他，于是抢枪自杀，逼退贸然前来的儿子。

赵子午与张秀秀继续追查真相。他们找到了黄姓商人，并在他的带领下，来到阿美乡下老家，因为阿美将孩子寄放在了父母那里。

结果，在那里，赵子午与张秀秀发现了阿美父母已经被杀。而且，陆根生也已吞服农药自杀，尸体下压着他的遗书，承认了人都是他杀的。

案件真相就此曝光。

赵志升的冤屈得以洗清，但是他已经死了，清理军队腐败的事自然不了了之，周老师的目的已达到。

赵子午也得以恢复警员身份。

就在一切都要完结的时候。可是，疑点并未完全排除，赵子午感到疑惑的是阿美与陆根生的孩子，究竟去了哪里？

根据目击者的回忆，2月26日晚抛尸的人操着一口浙江口音。赵子午突然意识到其实阿美老家里死的其实是黄姓商人，陆根生还活着，而且现在变成了黄姓商人。

这边厢，张秀秀为了得到独家新闻，再次采访黄姓商人，想问问他的感受。

结果，当张秀秀提到阿美已经怀有身孕时，实际上那是陆根生自己的孩子。但是，听到这个消息后，真实的陆根生跳反了，一下子变得暴怒。大吼到她居然怀上了他的孩子，还要跟他跑，就是该死。

陆根生已经暴露，张秀秀自然陷入死局，被陆根生绑了起来。

最后，赵子午及时赶了过来，在最后一刻救下了张秀秀。陆根生被抓，他的儿子一直与他待在了一起，还活着。

案件再次得到反转。

影片的最后，是赵志升得到了官方举办的悼念会。会上，周老师声情并茂地宣读了悼念书。

如果，影片在这一刻结束，将会形成巨大的反讽。常公的白色恐怖统治与官僚腐败得以延续。

但是，影片里赵子午站了出来，甩出了赵志升交给周老师的贪腐证据的原本。当初，赵志升交给他的只是副本。

周老师被抓，故事迎来了happy ending。

不过，这也并没有完。影片还有一个彩蛋，在字幕拉了一段后，彩蛋来了，周老师与一直代表警备部的白上校一起被执行死刑。结果，刑场上，白上校被当场释放，而且对周老师执行死刑的，正是白上校。常公的白色恐怖得以继续下去。

如果没有这个彩蛋，这部早该结束的电影的艺术成色将大大降低。但是加上了这个彩蛋，还是得到了相当的升华。

整部影片还是相当不错的。

对了，最初报案赵志升是凶手的匿名电话，正是陆根生打的。因为当初陆根生被抓壮丁，成为了一名国民党士兵。他加入的部队，正是赵志升的部队。尽管赵家军在抗战中战绩赫赫，但与底层的陆根生无关。反而是他不得不离开家乡，漂泊到台湾的经历，带给了他巨大的伤害。他将自己的不幸归结于当初的赵志升部队抓壮丁的行为。眼看自己成了凶手，而赵志升却升为了参谋总长，所以恶向胆边生，报案称赵志升就是凶手的电话就是他打的。没想到，这恰恰给了警备部一个极好的借口，得以将赵志升系狱，正好可以借机惩治他。

影片故事反转不断，将一个原本很简单的案件拍出了深度与厚度，做到了以小见大管中窥豹的效果，完全不失一部佳作。

记下来，再简单聊下真正的案情经过。

同样，在1961年2月26日，在台北的堀川发现了被肢解的女尸。因为当时的堀川附近存在大量眷村，以及多所大学，还有大量贫民窟及棚户区，案情想要保密是不可能，当晚就迅速传开，迎来了大量围观人员。

尸体被发现后，迅速被送往验尸房。由法医杨日松连夜展开解剖与拼凑工作。杨日松，因为卓越的法医工作，后来被誉为“台湾法医之父”。

（著名法医杨日松）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细致检验，一份初步的验尸报告勾勒出了受害者的基本轮廓：

“尸体皮肤白嫩，相貌清秀，身高约165公分，年龄约廿五、六岁，为一女性。 死者胃中残留有泡菜、茶叶、萝卜、蕃茄之类的蔬菜 ，腹中怀有四个月大的男胎。从脖子的伤痕及嘴部积血可以验出，死者曾被勒住脖子。死亡时间大概在吃饭不久，距离发现尸包不会超过三天。 入水浸泡的时间，不会超过九小时。”

“这两只尸包是用草席、大张油皮纸、灰色棉毯、国丰牌面粉袋、蚊帐、白色被单等物包扎；尸体上身穿斯麦脱棉毛衣，下身赤裸，在切断处敷有大量石灰、棉絮、稻草，凶手的用意是拿来止血，防止血水渗出，其中还夹有一片尤加利叶子，稻草里杂有狗毛。”

尽管现场遗留了大量的包装物，但包裹中以及受害人的尸身上却找不到任何能够直接证明其身份的线索。她没有涂抹指甲油，发型普通，衣着朴素，从外观判断，可能是一位出身中下阶层的妇女。

案发次日，即1961年2月27日，这起骇人听闻的命案便登上了各大报纸的版面。由于案发地是大众所熟知的“瑠公圳”，这起案件自此被社会各界冠以“瑠公圳分尸案”的名称，并迅速发酵为全台湾民众茶余饭后的核心话题。

因为舆论报道，全民的关注，警方面对这起极其恶劣、全岛瞩目的命案，投入了空前的侦查力量。台湾省警务处刑事警察大队立即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高规格专案组，由省警务处刑事科长冯文尧与刑警大队队长王鲁翘（曾经是国民党军统王牌杀手，千里追杀过汪精卫未遂）领导。

《搜查瑠公圳》里，案件由初出茅庐的小警员赵子午担纲，这是为了让小鲜肉来担纲主演做出的改编，不足为训。

（刑警大队队长王鲁翘）

警方迅速对瑠公圳展开搜查。在崛川，警方在抛尸水域的上下游继续寻找线索，但并无收获。另一队人马则致力于查清受害者身份，通知台北以及附近各个辖区，清查户口，核查是否有符合受害者年龄及特征的失踪女性。

通过对近日水流量的分析，警方排除了尸包从上游漂流而下的可能性，认定凶手抛尸的确切地点就在附近，即新生南路三段的发现尸体点和台大之间。事后证明，警方的这个推断是正确的。

摆在专案组面前最大的难题，是受害者的身份无从知晓。2月28日，警方在报纸上刊出了死者头部及上半身的照片，以及部分裹尸体材料的特征，呼吁民众提供线索。

随着相关信息的刊登，大量报案电话从全台各地涌入刑警大队，无数声称妻子离家、女儿失踪的家属纷纷前来认尸。这起命案意外地揭开了当时社会潜藏的阴暗面，暴露了众多妇女失踪的现实问题。《搜查瑠公圳》将影片横向展开，深入社会话题，还是做的相当不错的

然而，尽管认尸者络绎不绝，专案组却始终无法确定死者身份。

就在侦查陷入僵局、社会舆论持续沸腾之际，一条关键线索浮出水面。3月1日，当刑警大队队长王鲁翘正就此案召开专案会议时，一位名叫林万而的30岁三轮车夫匆匆赶来报案。

影片中，林万而被改编为万二，由廖嘉琛饰演，是一个贪婪又搞笑的角色。

（三轮车夫林万而）

林万而向警方表示，自己在台大门口广场观看了警方的信息后，对裹尸用的草席和白布感到十分眼熟。他回忆起2月26日傍晚时分的一段经历。当时，他正踩着三轮车经过和平东路二段107巷口，被一名操着外省口音的男子拦下。该男子雇佣他将两个大包裹（一个用草席包着，另一个用白布巾裹着），运往台大后门的瑠公圳附近。

林万而清楚地记得，那名男子带着的包裹异常沉重。他感觉自己虽然只载了一名乘客，却仿佛有两个人的重量。

抵达新生南路三段台大侧门附近后，男子要求他将车停在靠近水沟的地方，随后自行将两个沉重的包裹搬下车，并严厉拒绝了林万而帮忙搬运的举动，付钱后便立即催促他离开。

（包裹尸体的草席与白布）

林万而提供的线索让专案组精神大振。警方随即拿出当时包裹尸体的草席和白布让其指认，林万而果断确认这正是那名乘客携带的物品外包装。

为了确保信息的准确性，王鲁翘不仅仔细聆听了林万而的讲述，还安排警官扮作乘客，将当晚的情景进行了现场重演。

根据林万而的记忆，嫌疑人上车的确切地点位于和平东路二段107巷，巷口有一根木制电线杆和一盏昏暗的小路灯。至此，警方终于确定了疑似抛尸者的活动轨迹，侦查的矛头开始直指和平东路二段的这片巷弄。

为了避免走漏风声惊动守候的记者，加上3月1日当晚正值元宵节，街头人多眼杂，专案组决定将搜索行动暂缓至深夜。3月2日凌晨一点，在王鲁翘的指令下，大批警员开始仔细搜查和平东路二段周围巷弄的房舍，寻找命案现场的踪迹。警方很快就锁定了107巷35弄1号的民宅。

在这处民宅内，警方有了看似重大的发现：房屋内的墙壁上有隐约被石灰涂抹过的痕迹，水泥地上残留着不明污点，前院还遗落了一截带有黑色污痕、疑似残留血迹的断绳，其材质与捆绑尸块的绳索极为相似。

当时屋内居住的是一对刚刚搬入仅两天（2月28日搬入）的李姓夫妇，面对警方的突击搜查和这些所谓的“物证”，两人惊恐万分。通过对夫妇俩的盘问，警方得知这栋房屋是由一位名叫吴武英的32岁福建籍男子转租给他们的，吴武英一家现在居住在永康街（距离和平东路二段107巷只有1.3公里，步行20分钟可达）。

警方立即赶往永康街。在深夜被惊醒的吴武英同样惊恐万分、茫然失措。据他说，他和妻子新婚不久，在三个月前，以一年6500元的价格租下107巷的房屋。因他们夫妻二人白天皆需上班，所以岳母会在白天前来看家。后来，岳母出现健康原因，无法再看管，于是夫妻俩便搬回岳母住的永康街家中，107巷的房屋空置，所以他在不久前转租给了李姓夫妇。

警方没有采信吴武英的话，而是迅速将107巷住宅认定为杀人分尸的犯罪现场，称其为“一号凶宅”，并将吴武英连夜带回审讯。

（“嫌疑人”吴武英）

审讯后的专案组认定吴武英涉案，将他列为重大嫌疑人，他们认为吴武英有三个可疑之处：首先，吴武英将房屋空置了三个月，有可能是预谋将其作为犯罪现场，并且屋内发现了疑似血迹和断绳；

其次，附近居民证实吴武英在2月26日中午曾逗留于此屋内，且其妻证实他当晚并没有住在永康街的家中，这在警方看来恰好契合了傍晚七点三轮车夫搭载疑凶的时间线；

最后，当专案组向吴武英出示女尸照片时，其“脸色颇不正常”，警方以此断定这是其犯案后心虚的表现。

吴武英在审讯中坚决否认与分尸案有任何牵连，面对警方的一再逼问，他始终表示一无所知。据警方之后的调查，和吴武英密切接触的年轻女性也似乎只有他的新婚妻子，而她无疑还好好地活着。

总之，除了几处模糊的污迹以及几乎每家都有的麻绳外，并没有证据将身形瘦小的吴武英与命案直接联系起来。

（107巷）

此外，最关键的目击证人林万而在进行嫌疑人指认时，也表示当晚天色昏暗，无法确认吴武英就是那名雇车的乘客。

在被关押审查了三天之后，警方最终确定吴武英并非凶手，只得将其以交保候审的身份释放，但他依然被限制离开住所。

事实证明，这次的调查方向完全是错误的。不过，《搜查瑠公圳》里对这段插曲倒是完全跳过，并没有在影片里涉及。

在吴武英这条线索被证明是死胡同后，专案组不得不重新审视林万而的证词。为了确认证词的可靠性，警方将林万而带回和平东路现场重新指认，林万而对嫌疑人上车的地点依然非常笃定。

面对107巷至安东街409巷一带错综复杂的违章建筑和迂回巷弄，专案组改变了侦查思路，他们决定进行一次物理模拟实验：以林万而供述的乘车点为中心，提着与沉重尸块等重的物品，测试在两分钟（林万而等待乘客搬运包裹的时间）内能够步行的最远距离。

顺着这个模拟的步行范围，警方注意到了107巷末端的一片竹篱笆。这片竹篱笆与之前认定的“一号凶宅”相连，连接处还有一个可以让人通过的缺口。并且此时，警方虽然基本排除了吴武英的嫌疑，但是由于可疑污迹和麻绳的原因，还是认定“一号凶宅”为案发现场，真凶必定是居住在“一号凶宅”附近的住户之一。随后，警方还在竹篱笆后面的公共厕所附近，搜查到了一些可疑的女性衣物。

于是，所有的线索、模拟路径和地理位置，最终都指向了竹篱笆后方的那处宅邸——和平东村17号宅。当专案组查明这处住宅主人的身份时，案件的性质似乎发生了剧变：这栋宅邸的男主人并非寻常百姓，而是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中华民国空军官方认可击落敌机架数最高的王牌飞行员——空军少将柳哲生。

（柳哲生）

柳哲生，也就是《搜查瑠公圳》里赵志升的原型，只是将他的线索另外编织了一个故事，因为将其官职调大，成了影片里的参谋总长。

由于柳哲生的特殊身份，专案组没有贸然行事，办案人员先行装扮成电力公司工人潜入柳宅探勘。办案人员发现柳宅内恰好饲养了一只大狗和数只小狗，这似乎就对应着法医在包裹尸块的草席中发现的几根颜色各异的狗毛。此外，警方又打听到柳家的男性仆人近期交了女友，便主观揣测受害人可能就是这名女子。

尽管这些推论在缺乏证据支撑的情况下显得极为脆弱，但在社会与高层急于破案的巨大压力下，专案组将其视为突破口。

3月6日清晨5点40分左右，王鲁翘会同军法检察官、司法检察官等大批办案人员，带着搜索票突击了位于和平东路107巷附近的柳宅。在睡梦中被惊醒的柳哲生面对警方的突然搜查，十分冷静，从容地打开了家门。

搜查过程中，处于高度紧张与亢奋状态的办案人员，将屋内许多寻常的日用品都视作了“重大嫌疑物证”。他们在院内的狗窝里搜集了沾有狗毛和排泄物的稻草，在男佣房间翻出了粉红色的女性内裤、束腹带、旗袍及木屐，又在厨房和院落里找到了面粉袋、石灰、麻绳。另外，一棵尤加利树也赫然屹立在庭院中（上文说过，尸体包裹袋中有尤加利的树叶）。

（柳宅内的搜索行为）

随后，警方又接到五金行和文具店老板的线报，称曾有外省口音的男子购买石灰和四大张油皮纸；在随后的指认环节中，这两名老板错误地将柳家的司机陈世有认作了买主。

基于这些碎片化且草率的线索，警方当即将柳哲生的旧部李家僖、司机陈世有和厨工刘子玉三名男仆全部带回审讯。

柳家男仆被带走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发了媒体的狂欢与舆论的失控。各家报纸为了争夺销量，开始毫无底线地捕风捉影。有媒体在头版大标题中公然暗示厨工刘子玉已经招供，绘声绘色地描述这是一起因嫉妒引发、受人教唆的谋杀案。

社会上的谣言更是甚嚣尘上，甚至流传出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故事版本：死者是柳家的女佣，因与男主人发生感情并怀有身孕，最终被嫉妒的女主人指使心腹杀害并分尸。台北街头甚至出现了一幅极具侮辱性的漫画，画中一名身穿军装的男子与妻子对一旁的女性指手画脚，命令手下将其分尸，以此暗讽柳哲生夫妇就是幕后真凶。

（柳哲生夫妇青年照）

大批刑警和记者日夜包围柳宅，试图探听虚实。柳夫人虽然在应对记者时强作镇定，但内心深感惊悸与不安。柳家的孩子们更是被残忍的流言和进进出出的陌生人吓得夜不能寐，甚至不敢前往学校上学，迫使柳哲生禁止孩子们阅读报纸。

这起因警方草率办案和媒体推波助澜而引发的闹剧，不仅严重干扰了正常的侦查方向，最终也迫使柳哲生黯然提前退役。

虽然从柳家逮捕了三名嫌犯，但从柳家找到的物证却疑点重重。一度被视为破案关键的狗毛，在法医专家的显微镜下经过了清洗、脱色、染色与切片等复杂检验程序后，最终证实其颜色和特征，与柳家饲养的犬只并不相符。

尽管在柳宅仆人房搜获的女性衣物上验出了与死者相同的A型血迹，但这在缺乏核心证据的支撑下，依然无法构成完整的证据链。警方试图从三名男下属口中获取破案线索的努力毫无进展，除了新闻报道，他们明显对分尸案一无所知。专案组最初的判断开始动摇。

如同《搜查瑠公圳》里一样，尽管犯罪都快被确认了，可是关键的点在于，女尸的姓名究竟叫啥，至今还一无所知呢，这真是荒唐之极。

到了三月上旬，眼看分尸案案发已经近十天了，却连一点可靠的线索都没有。之前所谓的“发现”一一地被推翻，办案人员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只能回到案件最开始的核心问题：死者到底是谁？

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一件解不开的谜。虽然好几次认尸中，家属都言之凿凿地肯定是自己的家人，但结果都被排除了。

那具被法医缝合回人形的残骸，长期浸泡在福尔马林缸中，随着药水日益浑浊，其面部特征越来越难以辨认。

十多天来，全台湾各地焦心的家属跋山涉水前来认尸，解剖室接待了无数的探视者，却无一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

由于常凯申多次问询案件进展，还引发美国中情局派驻台湾的克莱恩上尉主动表达协助意愿，甚至常公的日本军事顾问白团总教官白鸿亮，也协助将物证送日本化验，结果还是白忙了一场。

多人前来辨认尸骸，多次没有答案，甚至连正确的信息到来时，麻木的办案人员也给忽略了。3月9日上午，几名妇女在看过了死者的照片后，怀疑可能是认识的人，相约一起到省刑警大队认尸。

其中一名杨太太的一个小姐妹“阿妹”在2月末就不见了踪影，杨太太在看到分尸案的照片后，就觉得死者有点像阿妹。她和与阿妹相熟的陈太太、李太太讨论了此事，她们两人也觉得死者的照片和阿妹相似，甚至李太太认定阿妹就是在分尸案那天失踪的。三人进入省刑警大队后，虽然心里害怕，但在刑警的引导下还是仔细辨认了女尸。杨太太认为死者和“阿妹”有着相同的略粗的眉毛，但死者是短发，阿妹是长发。她们还一致认出死者那双白细柔美的手也和阿妹相似。认完尸后，三人几乎异口同声向刑警答道：“除了少数地方之外，几乎和阿妹一模一样！”

但是，三人的指认并未引起警方重视，可能他们认为这几名家庭妇女显得并不完全肯定，便将她们草草打发了。事实是，警方错过了一次重大线索。三位女士的辨认是正确的。

3月13日，因为负责侦破此案省刑警大队的专案组将案情事无巨细地泄露给各大报社，记者在得到这些信息之后，加油添醋，甚至捏造情节进行报道，严重干扰了办案过程和社会舆论。于是，台湾防务部门命令将案子移送到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接办。

《搜查瑠公圳》里也有警备部接手案件的过程，但是缘由已经被改编，成为了诬陷赵志升的借口。

新的专案组吸取教训，保密起见，搬到位于北投区石牌的保一总队，相关人员一律不准外出，门口也设了警卫看守，将任何非办案人员一律挡在门外。

除了巨额悬赏，专案组试图从死者腹中的胎儿寻找突破口。他们检验了胎儿的血型，希望能借此反推生父即潜在嫌疑人的身份。更为关键的是，经过妇产科权威专家与法医的联合检验，警方最终确认了一项重要生理特征：受害人不仅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而且生前曾有过生育史。这一发现终于为警方排查庞大的失踪人口名单提供了一个相对精确的筛选条件。

虽然新专案组双管齐下，希望解决尸体的身份之谜，但仍然徒劳无功，此时离案发已经近一个月。警方在绝望中，开始四处盲目出击。他们曾在3月底盯上一对社会交往复杂的李姓夫妇，怀疑他们谋杀了丈夫的前女友，结果却牵扯出一桩“匪谍”案，与分尸案毫无关联。随后，基隆一艘渔船上发生的船员枪杀船长案，也一度被媒体和警方怀疑是分尸案真凶意图偷渡出海，最终亦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案件的水落石出，还得等待女尸的身份的最终确定。

早在3月1日，警方在全台湾发布大量印有死者照片的寻人专刊时，生活在嘉义的陈静子就隐隐觉得这个面孔似曾相识，有点像自己的好姐妹陈富妹。等到一个多月都没能联系上陈富妹时，陈静子的直觉告诉她，那个死去的女子可能真的就是陈富妹。

（陈富妹）

或许是因为不敢面对真相，也或许是出于对残忍凶案的本能恐惧，陈静子一度心生畏惧、不敢报警。直到她的另一位好友苗丽得知此事后，反复劝说并协助报警下，她才终于鼓起勇气，从嘉义赶到台北，在4月12日来到警局认尸。仔细辨认之下，陈静子确定死者就是她的好友陈富妹。

根据陈静子的指认，专案组立刻展开了深入的背景调查。他们发现，时年29岁的陈富妹以及她的居住地点、自2月24日后便音讯全无的失踪时间点，与命案受害者的各项特征及案发时间线高度吻合。

为了做最终的确认，警方连夜南下嘉义找到陈富妹的亲属。随后，陈母和陈富妹的妹妹在专案组人员的陪同下，强忍悲痛走进了阴冷刺鼻的解剖室，仔细端详着福尔马林缸中那张因久经浸泡而已然变形的面容，努力将其与记忆中的亲人的五官（如八字眉、微凸的下颚等特征）拼凑比对。她们最终确认，死者正是陈富妹。

（陈母与妹妹认尸）

至此，无名女尸的身份终于大白于天下。

陈富妹，客家人，出生在1932年，家住在嘉义市芳草里，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几个弟妹，父亲务农，但家庭条件尚可。陈富妹小学毕业后，不再上学，留在家中帮忙。十七岁时，她来到嘉义附近云林县的一家幼儿园工作，也因此认识了在这里工作的陈静子，两人成为好友。

1955年左右，陈富妹前往台北谋生，两人分别。1960年底，陈静子来台北旅游，在新生戏院看演出，散场时竟意外遇到了陈富妹，一别数年，两人均分外惊喜。陈富妹当时告诉她，自己已经结了婚，且生了个小女孩，可是在1959年离婚了，现在在咖啡馆、茶社做服务员。

之后，她们俩恢复了来往。从1960年底重逢，到1961年2月底陈富妹失踪，陈静子来台北和陈富妹相聚过四次，陈富妹的身边每次都有一位男子伴在左右。

陈富妹对陈静子十分坦诚，她说自己虽然与前夫卢家祥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但因为有女儿，两人还保持着一种藕断丝连的微妙同居状态。与此同时，陈富妹结识了在防务部军乐队任职的已婚男子周君亮，也就是每次都陪伴在她左右的那名男子，并对其产生了强烈的感情。陈富妹还告诉陈静子，自己怀上了周君亮的孩子，坚信对方会与妻子离婚并娶她为妻。

根据陈静子的信息，专案组调查之后迅速排除了有明显不在场证明的周君亮。另外，警方又找到3月9日那天前来认尸，并说死者和她们认识的“阿妹”十分相像的几位太太，原来她们口中的“阿妹”也果真就是陈富妹。

几位太太还说，陈富妹失踪后，她的先生卢家祥也不见了。警方还发现卢家祥在陈富妹遇害后不久，曾经冒充陈富妹的名义给她的父母写过一封辞别信，大意是自己最近要远离家乡，不方便联系等等。

卢家祥比陈富妹大10岁，时年39岁，浙江宁波人。从大陆来台湾后，曾在台南的台糖公司工作。离开台糖公司后，开始经营小本生意，但以失败告终。1960年夏，他在台北市国际学舍餐厅部工作，之后餐厅部改组，他就离开了，之后估计是以打零工为业。据称他给人的印象是“头发稀疏，双目斜视，脸孔呆板，一口宁波话，走起路来宛如女子。 ”

根据这些线索，警方确定，陈富妹的前夫卢家祥有着重大作案嫌疑。他们发现，卢家祥已经离开了台北，回到了家乡嘉义。

4月14日晚间，警方南下将卢家祥从嘉义押解至警备总部，一方面安排他辨认前妻的遗体，另一方面展开了密集的侦讯。面对警方的审问，卢家祥起初百般抵赖，甚至谎称包裹尸体的毯子、白蚊帐等早就交给了前妻，自己家中并无这些物品。

警方安排三轮车夫林万而前来指证，这一次林万而明确无误地指证了卢家祥就是在2月26日傍晚带着两个大包裹前往崛川边的人。接着，警方又向卢家祥展示了他们在他台北的家中搜到的重要物证：其中有两把用于分尸的菜刀，还有一件是他带血的衣物。

在证据面前，卢家祥知道脱罪无望，向警方开了几个条件，包括不做现场指证等等，才终于承认自己失手杀害陈富妹。

（卢家祥归案）

根据卢家祥的讲述：1961年2月23日那天，陈富妹返回住处，向卢家祥明确表示自己要搬走，要去与周君亮共同生活。虽然两人在法律上已无夫妻关系，但卢家祥依然强烈阻止她的离去。争执中，卢家祥决定妥协，同意陈富妹搬走并将户口迁出，但陈富妹随后提出要带走两人的女儿，并试图抢夺女儿户口簿，这成为了压垮卢家祥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激烈的肢体冲突中，又急又怒的陈富妹掐住了卢家祥的喉咙。被彻底激怒的卢家祥随即反击，死死掐住陈富妹的颈部，直到陈富妹停止了呼吸，卢家祥的怒火才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惊恐。面对逐渐发紫的遗体，卢家祥尝试了各种抢救方法，但终究无力回天。

卢家祥声称，他是害怕年幼的女儿在自己被捕后，无人照顾，这才做出了毁尸灭迹的决定。他买来冥纸祭拜，向前妻的亡魂祈求原谅，随后便着手将遗体残忍地肢解为六大块。虽然没有毁坏面容，但他剪下了陈富妹的长发，这给之后的认尸的确也造成了困扰。

为了防止血水渗漏，他使用了石灰和稻草，并用被单、草席和油纸等家中物品将尸块层层包裹。2月26日傍晚，他雇佣了三轮车夫林万而，将这两个沉重的包裹运至新生南路三段的堀川旁抛弃。

而卢家祥与陈富妹当时的居住地，正是和平东路二段107巷36弄——这与三轮车夫林万而最初向警方指认的嫌疑人上车地点完全一致。然而，由于卢家祥在杀害陈富妹后，迅速将其户籍迁至桃园，导致警方在排查该巷弄的住户背景时，完全忽略了这对曾经的夫妻。专案组虽然找对了案发的地理半径，却因为户籍信息的偏差和先入为主的急躁，完美错过了真正的案发现场，进而引发了后续对107巷35弄二房东吴武英以及空军少将柳哲生一家的荒诞调查。

随着死者陈富妹的身份水落石出，真凶卢家祥被逮捕归案并等待审判，这场喧闹了将近两个月的“瑠公圳分尸案”终于迎来了落幕的时刻。

杀害前妻并残忍分尸的卢家祥最终被法院判处死刑。在审理过程中，卢家祥一直坚称自己是向警方投案自首的，试图以此换取减刑；但专案组方面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坚称卢家祥是在经过严格侦讯后才吐露了案情，因此不符合自首减刑的条件。一年后，随着刑场上的一声枪响，卢家祥伏法。

相较于凶手的伏法，那些在警方草率办案和媒体疯狂炒作中被无辜牵连的普通人，却再也无法找回原本平静的生活。

直到真凶已经落网，刘子玉与司机陈世有才勉强获得了不起诉处分书，而吴武英被限制住居的禁令甚至都没有在第一时间被撤销。被无辜羁押数十天的陈世有，愤懑之下，决定控告当初指认他购买包尸材料的文具店和建材行老板犯有伪证罪。然而，检察官最终以证人只是提供可疑线索、不具备主观恶意为由，对这些作出了错误指认的证人予以不起诉处分。

这些被舆论碾压的小人物，在案件结束后便迅速被社会遗忘，再也没有人关心他们后续的境遇。

身处社会高层的空军少将柳哲生一家，同样未能幸免于难。虽然案件真相大白让他们彻底摆脱了命案的纠缠，但这场风波已然对他的军旅生涯造成了不可逆的打击。1963年，柳哲生黯然选择提前退役，远赴高雄经营“百乐乳品”（百乐雪糕），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正是瑠公圳分尸案的无端牵连迫使他离开了军界。

（柳哲生夫妇祭奠死者）

在调查过程中破绽百出、牵连无数的专案组，在案发后却享受到了媒体与社会的极力颂扬。在官方举办的破案记者招待会上，参与调查的人员悉数出席，人人喜形于色。

作为“台湾第一女性分尸案”，本案在侦破过程中，的确曝出了许多在现在看来啼笑皆非的闹剧，也暴露了当时台湾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病。但除了被卷入其中的空军少将柳哲生，并没有涉及高层政治的问题。《搜查瑠公圳》能够将这一案件进一步展开，通过赵志升一家，将社会上层的政治斗争囊括进来，这一改编，不得不说相当大胆，而且改得相当不错。

当然，影片故事的过于戏剧性，使得部分细节经不起推敲，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