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本命年

一

杨改花是在腊月二十八那天发现自己裤衩上有个洞的。

说“发现”其实不太准确——那条红裤衩是她妈李秀莲在集上花十五块钱买的，买回来就扔给她，说今年是你本命年，穿上，别不当回事。杨改花当时正刷手机，头也没抬，接过来说了声嗯。等穿上了才发现，这红裤衩红得不正经，不是那种正红，是那种发橙的红，像柿子快烂了的那种颜色。而且腰头松紧带不太好使，走两步就想往下出溜。

但这都不是洞的问题。洞的问题是在她蹲下去捡筷子的时候发生的——她租的房子在沙河镇柳条胡同23号，厨房和客厅是一间，地上铺的是那种仿木纹的瓷砖，有几块已经翘起来了，筷子掉在地上，她蹲下去捡，大腿根那儿感觉有一阵凉风。

她以为是松紧带又滑了，伸手去拽，指头捅进了一个窟窿。

杨改花把筷子搁在灶台上，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裤裆，又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个茄子，那是楼上老周家厕所漏的水，漏了三个月了，老周说他找人修，找了三个月也没修。杨改花把红裤衩脱下来，举到灯泡底下看。洞不大，但位置刁钻，正好在裆部偏左的地方，大概是被什么东西刮的。她想了想，觉得可能是电动车的座子——她那辆雅迪电动车座子上有道裂缝，骑了一年多了，一直没换。

她把裤衩扔进盆里，倒了点雕牌洗衣粉，搓了两把，心里说，大过年的，穿个带洞的裤衩，这要真是本命年的讲究，那也太不讲究了。

杨改花今年三十六，属虎的，腊月生的，按老家的说法，腊月的虎不好，天寒地冻的，找不到食儿吃。她爹杨满仓当年给她起名叫改花，意思是改一改花的命——花开了就得谢，不如叫个结实的名字。但这个名字也没怎么管用。杨改花在太原富士康打过工，在北京通州的一个印刷厂糊过纸盒，后来来了沙河镇，在一家叫“张记驴肉火烧”的店里当服务员，一干就是四年。

四年能把一个人磨成什么样呢？杨改花的体会是：磨成一张抹布。不是那种新的、叠得整整齐齐的抹布，是那种用了很久、已经看不出原来颜色、但还能拧出水来的抹布。她每天早上六点起来，骑电动车穿过三条街到店里，换上那件印着“张记驴肉火烧”的红色围裙，擦桌子、端盘子、收碗、拖地，中午忙到两点多，下午歇两个小时，晚上接着干到九点。一个月三千二，不包住，管两顿饭。

三千二在沙河镇能干什么呢？房租一千一，电动车充电费三十，手机话费五十八，给闺女杨小禾转生活费八百，剩下的就是吃饭、买点日用品，一个月能剩下个三四百就不错了。她闺女杨小禾在老家跟着她妈李秀莲住，在镇上的中心小学读五年级。杨改花的男人——准确地说，是前男人——叫孙大伟，在杨小禾三岁那年跑了，跑去了新疆，说是跟人合伙种棉花，种了三年也没见寄回来一分钱，后来连电话也打不通了。杨改花托人打听过，有人说在库尔勒见过他，开了个修车铺；也有人说他跟一个四川女人跑了，跑哪儿了不知道。杨改花后来就不打听了，她觉得打听一个不想让她找到的人，跟在大海里捞一根针差不多，关键是这根针还不值钱。

腊月二十八这天晚上，杨改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租的这间屋子大概十二平米，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折叠桌、一个小冰箱，冰箱里放着半瓶老干妈、两根黄瓜和几个馒头。窗外是胡同，胡同口有一盏路灯，是那种LED的白光灯，亮得刺眼，从窗帘的缝里照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道白杠。她盯着那道白杠，想了一些事情。

她在想，三十六了。十二岁那年本命年，她妈给她买了一根红腰带，她嫌土，死活不系，她妈追了她半条街，最后被她扔进了村头的排水沟里。二十四岁那年本命年，她已经在太原富士康了，车间里有个叫刘国栋的河南小伙追她，送了她一条红围巾，她收了，但没怎么戴，因为她觉得红围巾配那个蓝色的工服太难看了。后来刘国栋回了河南老家，两个人就不了了之了。现在三十六了，一条红裤衩，还破了洞。

她觉得本命年这个东西挺邪门的。你信它吧，它好像真有点什么；你不信它吧，它好像也有点什么东西在那儿等着你。就像那个破洞，你蹲下去捡筷子的时候它就露出来了，你不蹲下去它就藏得好好的。问题是，你总不能一辈子不蹲下去捡筷子。

杨改花翻了个身，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十一点四十了。微信上有几条消息，她妈李秀莲发了一段语音，她没点开，知道大概内容是问什么时候回家过年。店里的老板张建军在群里发了一个红包，她抢了六毛八。还有一条是闺女的，杨小禾发了一张照片，是她画的画，画了一只老虎，旁边写着“妈妈本命年快乐”。老虎画得不太像，更像一只猫，但那只猫的眼神画得很认真，圆圆的，亮亮的，好像在问一个什么问题。

杨改花把照片放大看了很久，然后给闺女回了一条：“画得真好，妈妈过年就回来。”

她发完这条消息，把手机扣在枕头边上，闭上眼睛。窗外的路灯嗡嗡响着，远处传来几声狗叫，然后是电动车驶过的声音，再然后就是安静了。沙河镇的夜晚就是这样，所有的声音都像是从水底传上来的，闷闷的，带着一种潮湿的重量。

杨改花又翻了个身，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摸到了一条硬硬的东西——是一根红绳，她妈去年让隔壁的王婶捎来的，说是去庙里开过光的，让她系在腰上。她一直没系，就压在枕头底下，压了一年多了。她把红绳抽出来，在黑暗中看了看，其实什么也看不见，但她能感觉到那根绳子在手指间细细的、软软的，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温度。

她想了想，把红绳系在了腰上，系了一个死扣。

然后她就睡着了。

二

腊月二十九，杨改花起了个大早。她今天要上最后一天班，然后就可以回家过年了。沙河镇离她老家杨家洼大概一百二十公里，坐长途车要转两趟，大概三个半小时。她提前在网上买了票，下午四点的。

她骑电动车到店里的时候，张建军正在门口贴对联。张建军四十出头，胖，脸圆，肚子大，戴一顶黑色的毛线帽，帽子上印着“中国”两个字。他贴对联的方式很特别——先用扫帚把门框上的灰扫掉，然后拿一块抹布蘸了水擦一遍，再把对联背面涂上浆糊，对好了位置，一只手按着，另一只手拿一张废银行卡从中间往两边刮，把气泡刮出去。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认真，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做一件很精密的工作，嘴巴微微抿着，眉头轻轻皱着。

“张哥，过年好。”杨改花把电动车停在门口，从车上下来。

张建军回头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改花来了。今天早点收，下午两点关门，你把后厨的卫生搞一下。”

“行。”

杨改花进了店里，换了围裙，开始干活。店里还有一个服务员，叫赵小娥，比杨改花小三岁，也是外地的，甘肃天水的。赵小娥这个人有个特点——嘴碎，什么话都能接，什么事都能说上两句，而且说话的时候喜欢拍大腿，拍得啪啪响，好像不拍大腿这话就说不利索。

“改花，你听说了没？”赵小娥一边擦桌子一边说，拍了一下大腿，“老周家又打架了，昨天晚上，吵得整栋楼都听见了。”

“老周家？”杨改花正在摆凳子，停了一下。

“就是住你楼上的老周啊。他老婆发现他手机里有跟别的女人的聊天记录，把他脸都挠了。老周说是打游戏认识的，就聊聊天，啥也没干。他老婆不信，把他手机摔了，又把家里的锅碗瓢盆砸了一通。你昨天晚上没听见？”

杨改花想了想，昨天晚上她确实听见楼上有什么动静，但她以为是老周在修厕所——因为漏水的问题，老周偶尔会拿个扳手敲敲管子，咚咚咚的，她已经习惯了。原来是打架。

“没太注意。”杨改花说。

“你这个人，”赵小娥又拍了一下大腿，“啥事都不注意。楼上漏水你也不注意，打架你也不注意，你这日子过得也太麻木了。”

杨改花没接这个话。她觉得“麻木”这个词用得不太对，但她也不知道用什么词更对。她不是麻木，她只是觉得有些事情注意了也没用。楼上漏水，你注意了它就不漏了吗？老周打架，你注意了他们就打得更轻一点吗？不会的。有些事情就像那个红裤衩上的洞，你注意到了它还是在那儿，你注意不到它也在那儿。区别只是你注意到了会有点闹心，注意不到就稀里糊涂过去了。

她有时候觉得，稀里糊涂也挺好的。

中午的时候，店里来了几桌客人，都是附近的街坊，吃驴肉火烧，喝鸡蛋汤。有一桌坐了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看打扮像是在附近工地上干活的。他们点了六个驴肉火烧、三碗鸡蛋汤、一盘拌黄瓜、一盘花生米，还要了一瓶牛栏山二锅头。三个人喝得很热闹，说话声音很大，整个店都是他们的声音。

“我跟你们说，”其中一个男的，瘦高个，脸红扑扑的，举着酒杯说，“今年这个年，我得好好过。去年一年，我他妈的太背了。年初把腿摔了，歇了仨月；夏天的时候包工头跑了，欠了我八千多；秋天我媳妇又查出来个结节，虽然是良性的，但也吓个半死。今年我本命年，三十六，属蛇的，我得好好转转运。”

杨改花正在给他们上鸡蛋汤，听到“本命年”三个字，手里的碗微微抖了一下，汤洒了一点在桌面上。

“哎，小心点。”瘦高个看了她一眼。

“对不起对不起。”杨改花赶紧拿抹布擦了一下。

另一个男的，矮胖的，说：“本命年你就得穿红的。红袜子、红裤衩、红腰带，一样都不能少。我去年本命年，我妈给我寄了一箱子红的，我一开始不想穿，觉得一个大老爷们穿个红裤衩像啥话。后来我妈说，你不穿你就别叫我妈。我一想，叫不叫妈是小事，主要是——她说的也有道理。”

三个人笑了起来。

杨改花端着托盘回到后厨，站在水池前发了一会儿呆。水龙头没关紧，水滴一滴一滴地掉在水池里，发出“嗒、嗒、嗒”的声音，很有节奏，像是在数着什么。她数了一会儿，数到三十七的时候被赵小娥叫醒了。

“改花，你又发愣了。外面三号桌要加两个火烧。”

“哦，好。”

杨改花把火烧从烤箱里夹出来，装在盘子里，端出去。三号桌坐着一个老太太，大概六十多岁，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毛线帽，帽子上绣着一朵花。老太太面前放着一个火烧，已经咬了一口，露出里面的驴肉和青椒。

“姑娘，你这火烧多少钱一个？”

“八块。”

“八块？”老太太皱了皱眉，“我记得上次来是七块。”

“涨价了，上个月涨的。”

老太太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啥都涨价，就是养老金不涨。”她咬了一口火烧，嚼了嚼，又说：“姑娘，你今年多大？”

杨改花愣了一下，不知道老太太为什么问这个。

“三十六。”

“三十六啊，”老太太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本命年？”

“嗯。”

老太太点了点头，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她。是一个小红布包，巴掌大小，鼓鼓囊囊的，里面好像装着什么东西。

“拿着吧，姑娘。我身上带的，本来是给我孙女求的，她也是本命年。但我刚才给她打电话，她说她不信这个，让我别整这些封建迷信。我想着，扔了也是可惜，给你吧。”

杨改花没接，说：“阿姨，这不好吧，您留着吧。”

“拿着拿着，”老太太把红布包塞到她手里，“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一把红小豆、几粒米、一根红绳，去庙里过了一下。你压在枕头底下，保平安的。”

杨改花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红布包，小小的，软软的，能感觉到里面米粒的颗粒感。她抬起头想说声谢谢，老太太已经站起来去结账了。

她站在三号桌旁边，手里攥着那个红布包，站了好一会儿。赵小娥从后厨探出头来：“改花，你又发愣了！”

杨改花把红布包揣进口袋里，继续干活。

下午两点，店里最后一桌客人走了。张建军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说：“改花，小娥，你俩把卫生搞完就可以走了。过年好，明年见。”

“过年好，张哥。”杨改花说。

她和赵小娥把店里的地拖了两遍，把桌子擦干净，把调料瓶摆整齐，把后厨的灶台用钢丝球蹭了一遍。干完这些，已经三点多了。杨改花去更衣室换了衣服，穿上自己的那件黑色羽绒服——这件羽绒服穿了三年了，袖口有点磨毛了，但还暖和。她把那条带洞的红裤衩从盆里捞出来，拧了拧，用塑料袋装上，塞进背包里。

她走出店门，回头看了一眼“张记驴肉火烧”的招牌。招牌是红色的底，白色的字，边上有一圈小灯泡，晚上会亮，但现在没亮，看起来有点灰扑扑的。她在这个招牌下面进进出出了四年，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它。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她多看了两眼。

然后她骑上电动车，往出租屋的方向走。走到半路，她在路边的水果摊上买了一箱砂糖橘、五斤苹果，又买了两斤瓜子。卖水果的是个中年女人，裹着一条军绿色的棉大衣，嘴唇干裂了，说话的时候能看到嘴唇上有一道浅浅的血丝。

“回家过年啊？”女人问。

“嗯。”

“哪儿的人？”

“杨家洼的。”

“杨家洼好啊，有山有水。”

杨改花笑了笑，没说啥。杨家洼哪有什么山什么水，就是一片平原，冬天的时候地里光秃秃的，啥也没有。但她也懒得纠正，反正说好话总比说坏话强。

她回到出租屋，把东西收拾好，背上背包，拎上水果和瓜子，锁了门。走到胡同口的时候，她碰上了老周。老周站在楼下，正在抽烟，脸上的确有几道抓痕，从左脸颊一直延伸到耳朵下面，红红的，像是被猫挠的。

“老周，过年好。”杨改花打了个招呼。

老周把烟从嘴里拿出来，点了点头：“过年好。回家啊？”

“嗯，回家过年。”

“路上慢点。”

“哎。”

杨改花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老周还站在那儿抽烟，脸上的抓痕在路灯下看得很清楚。她突然想到，老周也是属虎的——她之前听他提过，好像也是三十六？不对，老周比她大一轮，四十八了。四十八了还打架，还因为手机里的聊天记录被老婆挠脸。她想了想，觉得本命年这个东西可能跟年龄没关系，跟人的活法有关系。有些人不是本命年也过得鸡飞狗跳的，有些人本命年也过得平平淡淡的。就像那个老太太给她的红布包，你信它，它就有用；你不信它，它就是一个装着红小豆和米的小布包。

她走到公交站，坐上了去长途车站的公交车。车上人不多，稀稀拉拉的，大部分人都是大包小包的，一看就是回家过年的。杨改花坐在靠窗的位置，把背包放在腿上，抱着。窗外的沙河镇在往后跑，一家一家的店铺，一个一个的路口，一棵一棵的梧桐树。她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了四年，从来没有觉得这条路好看过，但今天她觉得——也不是好看，是有点舍不得。

但这种舍不得很轻，像是一层薄薄的霜，太阳一出来就化了。

三

长途车在高速上跑了两个多小时，又在省道上跑了一个多小时，天已经黑透了。杨改花在杨家洼的路口下了车，拎着东西，沿着那条她走了无数遍的土路往村里走。路两边是麦地，冬天的麦子矮矮的，趴在地面上，黑乎乎的一片。远处有几盏灯，零零星星的，像是谁在地上撒了几粒瓜子。

她妈李秀莲在她走到村口的时候就打着手电筒来接她了。李秀莲六十二了，矮，瘦，头发花白了一大半，但走路还是很快，步子小，频率高，像是在地上捣蒜。

“咋才到？不是说四点的车吗？”李秀莲接过她手里的水果箱，声音里带着埋怨，但手电筒的光一直照在她脚前面的路上。

“堵车了，高速上有事故。”

“吃饭了没？”

“还没。”

“我给你留了饭，在锅里温着。你爹还在看电视，等你回去呢。”

两个人并排走着，手电筒的光在地上晃来晃去，一会儿照到路边的枯草，一会儿照到谁家门口的石墩子。杨改花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不知道为什么。她妈身上有一股味道，是洗衣粉和灶台混在一起的味道，这种味道她很熟悉，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时候开始熟悉的。可能是小时候，她妈在灶台前做饭，她蹲在旁边烧火，那时候她妈身上就是这个味道。也可能是她每次回家，一进门，扑面而来的就是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像是一把钥匙，能把某种关了很久的东西打开。

杨小禾在家门口等着，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棉睡衣，脚上拖着一双棉拖鞋，拖鞋上印着一只小熊。她看到杨改花，喊了一声“妈”，就扑过来了。杨改花蹲下来，把闺女抱住，感觉到闺女的胳膊搂着她的脖子，搂得很紧，像是在搂一个随时会跑掉的东西。

“妈，你瘦了。”杨小禾说。

“没有，妈没瘦。”

“瘦了，我摸着你的后背都硌手了。”

杨改花笑了，笑的时候眼睛有点湿。她站起来，拉着闺女的手进了屋。

杨满仓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的是山西卫视的天气预报。他今年六十五了，以前在村里的砖窑上干活，后来砖窑关了，他就种地，种了一辈子地。他耳朵不太好使，看电视的时候声音开得很大，整个屋子都是天气预报员的声音——“大同地区，晴，零下十五度到零下三度……”

“爹，我回来了。”杨改花说。

杨满仓把电视声音关小了，转过头看了她一眼。他的眼睛不大，眼角的皱纹很深，像是被刀刻出来的。他看了女儿几秒钟，说：“回来了就好。吃饭吧。”

就这么一句话。杨满仓这个人一辈子话不多，但每句话都像是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硬邦邦的，但你仔细品，能品出点热乎气儿。

杨改花坐下来吃饭，她妈给她热了馒头、炒了一盘白菜粉条、炖了一碗鸡蛋羹。鸡蛋羹上面淋了点香油，香得很。她吃了两个馒头，把鸡蛋羹吃完了，又喝了一碗小米粥。小米粥熬得很稠，上面结了一层米油，喝到嘴里黏糊糊的，暖烘烘的。

“妈，这小米哪儿买的？好喝。”

“不是买的，你王婶家种的，给了我一袋子。她家今年的小米好，黄得很，熬出来油大。”

杨改花点了点头，又喝了一口。

杨小禾坐在旁边，托着腮帮子看她吃饭，看了一会儿说：“妈，你吃慢点，别噎着。”

“嗯。”

“妈，你本命年，我给你画了一只老虎，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画得真好。”

“我还给你做了一个东西。”杨小禾从身后掏出一个东西，递给她。是一张手工贺卡，用红色的卡纸折的，封面画了一只老虎，老虎的脑门上写着一个“王”字，但写歪了，看起来像“干”。翻开里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妈妈本命年快乐，祝妈妈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爱你的女儿，小禾。”

杨改花把贺卡合上，放在桌子边上，继续喝粥。她低着头，刘海遮住了眼睛，谁也看不到她的表情。但她的手在微微发抖，筷子搁在碗沿上，发出了轻微的“叮”的一声。

“妈，你咋了？”杨小禾问。

“没事，粥有点烫。”杨改花抬起头，笑了笑，眼眶红红的，但没掉眼泪。

李秀莲在旁边看着，没说话，转身去了厨房，端出来一盘切好的苹果，放在桌上。苹果切成了小块，每块上都插了一根牙签。

“吃点水果。”李秀莲说，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很日常的事情。但杨改花知道，她妈平时自己不舍得吃苹果，一个苹果能吃三天，从皮吃到核，连籽都嚼了咽下去。

晚上，杨小禾跟杨改花挤在一张床上睡。闺女的手脚很凉，像个小冰块，往她怀里钻。杨改花把闺女搂住，用手捂着她的脚，感觉到闺女的脚丫子一点一点地暖过来。

“妈，你明年还出去打工吗？”杨小禾在被窝里问，声音闷闷的。

杨改花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

“你能不能不出去了？就在家里找个活儿干？”

“家里不好找活儿。”

“那我去找你，我去沙河镇上学。”

杨改花没说话。她知道闺女说的这件事不太现实——她在沙河镇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十二平米的屋子，两个人住太挤了。而且她上班的时间长，没法照顾闺女。但她也没法直接拒绝，因为拒绝的话到了嘴边，就变成了一团棉花，堵在喉咙里。

“睡吧，明天再说。”她拍了拍闺女的背。

杨小禾没有再说话，过了一会儿，呼吸变得均匀了，睡着了。杨改花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这间屋子是她小时候住的，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个干枯的树枝。她小时候躺在这张床上，经常看着这道裂缝，想象它是一条河，或者一条路，通向某个很远的地方。那时候她想去很远的地方，越远越好。现在她去了很远的地方，又回来了，发现这道裂缝还在，还是那个样子，哪儿也没去。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老太太给她的红布包，还有她自己那根红绳，放在一起，压在枕头底下。然后她又摸出手机，看了一眼。微信上有一条消息，是赵小娥发来的，是一段语音。她点开听了，赵小娥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响起来，有点刺耳：“改花，你到家了没？我跟你说个事，张哥刚才在群里说，过完年可能要把店盘出去，他不想干了，嫌累。你说咱俩咋整？你看到消息回我一下。”

杨改花听完语音，把手机扣在枕头边上，盯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

张建军不想干了。店要盘出去。她和赵小娥可能都要失业了。

她想了想，觉得这事儿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预兆。最近几个月，店里的生意确实不如以前了，对面的那条街上新开了两家快餐店，一家是沙县小吃，一家是兰州拉面，把客流分走了一大半。张建军以前隔三差五还会开发个新菜，比如在驴肉火烧里加点秘制酱料啥的，但最近大半年，他啥也没干，每天就是坐在收银台后面刷短视频，刷到好笑的地方就嘿嘿笑两声，刷到不好笑的地方就面无表情地划过去。

杨改花不知道张建军在想什么，但她能感觉到一种东西在往下沉，就像一辆车慢慢地在漏气，你不仔细看发现不了，但等你发现的时候，轮胎已经瘪了。

她闭上眼睛，试着让自己睡着。但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老周脸上的抓痕，一会儿是那个老太太的红布包，一会儿是赵小娥拍的啪啪响的大腿，一会儿是闺女画的那只像猫的老虎。这些东西像是被扔进了一个搅拌机里，嗡嗡嗡地转着，搅成了一团糊糊。

最后她想，本命年才刚开始，腊月二十八发现的破洞，腊月二十九就听到店要盘出去的消息。这才两天。后面还有三百六十三天呢。

她在黑暗中苦笑了一下，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上有太阳晒过的味道，是她妈在院子里晒过的。这个味道让她觉得安全，像小时候一样，外面不管刮风下雨，被窝里总是暖和的。

她就这样睡着了。

四

大年三十，杨家洼的年味儿其实也不怎么浓了。杨改花小时候，过年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事——腊月二十三祭灶，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但现在这些讲究都没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过年也就是贴副对联、包顿饺子、看看春晚，跟平常日子比起来，也就是多放几天假、多花点钱。

杨满仓一大早就在院子里贴对联。对联是他在镇上赶集的时候买的，两块五一幅，红纸上印着金色的字，上联是“喜居宝地千年旺”，下联是“福照家门万事兴”，横批是“五福临门”。他贴对联的方式跟张建军不一样——张建军是精细活儿，他是力气活儿。他拿一把扫帚把门框上的蜘蛛网扫掉，然后拿一个碗，倒点面粉，加点水，搅成浆糊，用一块破布蘸着浆糊往门框上抹，抹得厚厚的一层，然后把对联按上去，用手掌啪啪啪地拍几下，就算完事了。浆糊从对联的边上挤出来，白花花的，他也不擦，说干了就看不出来了。

杨改花在厨房里帮她妈包饺子。李秀莲和了一块面，醒在盆里，盖着一块湿笼布。馅是猪肉白菜的，猪肉是村里刘屠户家的，白菜是自家地里的。李秀莲剁馅的时候很有节奏，刀起刀落，咚咚咚咚，像是在敲一面小鼓。

“妈，你听说了没？”杨改花一边擀皮一边说，“我们那个店，老板可能不干了。”

李秀莲手里的刀停了一下，然后又继续剁。

“不干了？那你们咋办？”

“不知道。可能得重新找活儿。”

李秀莲没说话，把剁好的馅铲到盆里，加盐、加酱油、加香油、加葱姜末，用筷子朝一个方向搅。搅了一会儿，说：“要不你就别出去了，在家里找个活儿干。镇上开了个服装厂，计件的，一个月也能挣两千多。你爹身体也不太好，你回来了也能照应照应。”

杨改花没接话。她知道她妈说的有道理，但她心里有个东西在拧着。两千多，在镇上，够干什么呢？她每个月要给闺女交学费、交书本费、交校服费，还得攒钱——攒什么钱呢？她也不知道攒钱干什么，但总觉得得攒一点，万一有什么事呢。万一她爹生病了，万一闺女要上补习班，万一本命年真的有什么坎儿，过不去了，得用钱来垫一垫。

“我再想想吧。”杨改花说。

饺子包好了，摆在盖帘上，一圈一圈的，像一朵一朵的白花。李秀莲烧了一锅水，把饺子下进去，用铲子沿着锅底推了推，防止粘锅。锅里的水翻滚着，饺子在水里浮浮沉沉的，像一群小白鱼。

“妈，我小时候过年，你总在饺子里包一个硬币，谁吃到了谁有福气。”杨改花说。

“嗯，今年也包了。”李秀莲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五毛钱的硬币，用碱水洗了洗，塞进一个饺子里，然后把那个饺子放在了盖帘的最中间。

“五毛钱？”杨改花笑了，“以前都是一毛的。”

“一毛的现在不好找了，都是钢镚儿，但那种小钢镚儿市面上不流通了。五毛的也行，反正就是个意思。”

杨改花看着她妈把那个饺子放在最中间，突然觉得这个动作很有意思——你明知道那个饺子里有硬币，你包的时候特意把它放在最中间，但你吃的时候不一定能吃到，因为饺子一下锅，一翻滚，谁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你妈想让你吃到，但她也没法保证。这就是过年。这就是命。

年夜饭是在客厅里吃的，一张折叠桌支在电视机前面，桌上摆着饺子、酱牛肉、拌三丝、炸带鱼、炒蒜薹，还有一瓶太钢汽水——杨改花小时候最爱喝的，现在喝起来觉得太甜了，甜得有点齁。

春晚开始了，开场歌舞热热闹闹的，一群穿着大红大绿衣服的人在舞台上转来转去，脸上挂着标准的笑容，像是在参加一场谁不笑就罚款的比赛。杨满仓坐在沙发上看，看得很认真，但杨改花注意到，他的眼睛有时候会闭上一会儿，然后又猛地睁开，像是被什么东西惊醒了一样。

“爹，你要是困了就睡吧。”杨改花说。

“不困，看节目呢。”杨满仓说，但话音未落，又闭上了眼睛。

杨小禾坐在杨改花旁边，一边吃饺子一边看电视，吃到第三个饺子的时候，突然“哎哟”了一声，从嘴里吐出来一个五毛钱的硬币。

“我吃到了！我吃到了！”杨小禾举着硬币，兴奋得脸都红了。

“好，好，我闺女有福气。”李秀莲笑着说，看了一眼杨改花。

杨改花也笑了，笑的时候心里动了一下。她不知道这个硬币是巧合还是她妈特意做了手脚——比如那个饺子的形状跟别的有点不一样，或者煮的时候放在了一个特定的位置。但她没有问，她觉得有些事情不需要问，问了反而没意思了。

就像那个老太太给她的红布包，她不知道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保平安。但她还是把它压在枕头底下了。有些事情，你信了，它就存在了；你不信，它就是一把红小豆和几粒米。

春晚演到一个小品的时候，杨改花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是新疆乌鲁木齐。

她犹豫了一下，接了。

“喂？”

“改花？”电话那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沙哑的，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

杨改花的手握紧了手机。她听出来了，是孙大伟。

“我是孙大伟。”对方说，好像怕她听不出来似的。

“我知道。”杨改花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她自己都觉得意外。

“过年好。”

“嗯。”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杨改花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声，粗重的，像是刚从外面走进屋里，喘气还没喘匀。

“改花，我在新疆呢，在库尔勒。开了个修车铺，修大车的。生意还行。”

“嗯。”

“我——我想跟你说个事。我这边稳定了，我想把小禾接过来住一段。她还没来过新疆呢，我带她看看大沙漠、看看天山。”

杨改花没有说话。她看了一眼旁边的杨小禾，闺女正在看电视，笑得前仰后合的，嘴里还含着半颗糖。

“改花，你在听吗？”

“在。”

“我知道我以前不对，我不是个好爹。但这两年我想通了，我想补偿补偿。我不跟你争抚养权，我就是想让她过来住一段，暑假的时候，不耽误上学。”

杨改花沉默了很久。客厅里春晚的小品还在演，观众的笑声一阵一阵的，像是有人在后面举着个牌子，上面写着“笑”。

“我考虑考虑。”她说。

“行，你考虑考虑。我等你消息。”

电话挂了。杨改花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暗了。她看到自己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也不是因为怕，是因为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一根绷了很久的弦，突然被人拨了一下，嗡嗡地响。

“谁的电话？”李秀莲问。

“打错了。”杨改花说。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谎。可能是不想在除夕夜解释这件事，不想让她妈跟着操心，不想让闺女知道她那个跑了六年的爹突然冒出来了。也可能是因为她自己也没想好，不知道该怎么说。

她拿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嚼了嚼，咽下去。饺子还是那个味道，猪肉白菜的，跟她妈包的所有的饺子一样，皮薄馅大，咸淡正好。但今天这个饺子，她觉得有点咸了，咸得喉咙发紧。

五

大年初一，杨改花起了个大早。村里的习俗是大年初一不能睡懒觉，谁起得早谁这一年就勤快。她小时候，她妈总是在这天早上五点就把她薅起来，说赶紧起，别让人家笑话。她那时候困得要死，眼睛都睁不开，坐在被窝里东倒西歪的，像一棵被风吹歪的小树苗。

今天她六点就醒了，躺了一会儿，起来了。院子里很安静，空气冷得发脆，吸一口进去，鼻子里像被针扎了一下。地上有一层薄霜，踩上去嘎吱嘎吱的。远处传来几声鞭炮响，稀稀拉拉的，不像小时候那样噼里啪啦地响成一片。

她站在院子里，看着东边的天空。天刚蒙蒙亮，云层很厚，灰蒙蒙的，但在云层的缝隙里，有一抹淡淡的橘红色，像是谁用毛笔在天上画了一笔，然后又用清水晕开了。

她想起孙大伟的电话。六年了，他消失了六年，现在突然冒出来了。他说他在库尔勒开了个修车铺，修大车的。她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这个人以前就喜欢说大话，跟他合伙种棉花的时候，他说一年能挣十几万，结果去了三年，一分钱没寄回来，后来连人都不见了。但现在他又冒出来了，说想把闺女接过去住一段。

她不知道该不该信他。信吧，怕又是骗人的；不信吧，万一他这次是真的呢？闺女从小就缺少父爱，每次开家长会都是她妈去，有时候她妈去不了，就让姥爷去。杨小禾有一次问她：“妈，我爸长什么样？”她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给闺女看，是孙大伟年轻时候的照片，瘦瘦的，头发很长，穿着一件花衬衫，靠在摩托车上，笑得很灿烂。杨小禾看了半天，说：“他看起来像个坏人。”她当时笑了，笑完之后心里疼了一下。

她不知道一个“看起来像个坏人”的爹，跟一个消失了六年的爹，哪个更糟糕。

大年初二，杨改花去了趟镇上，找她的初中同学王丽红。王丽红在镇上开了一家美甲店，不大，就两个位置，但生意还行，因为镇上年轻姑娘多，都爱美。杨改花去的时候，王丽红正在给一个姑娘做指甲，做的是一款叫什么“猫眼”的，涂上甲油，拿一个磁铁在上面晃一晃，就出来一道光，像猫的眼睛。

“改花！你回来了！”王丽红看到她，很兴奋，招呼她坐下，“等一下啊，我这个马上就好。”

杨改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了看这个店。墙上贴满了美甲的样品图片，五颜六色的，亮闪闪的。角落里有一个小茶几，上面放着一盆绿萝，长得挺好，藤蔓垂下来，快拖到地上了。

“你这店不错。”杨改花说。

“凑合吧，够吃饭的。”王丽红给那个姑娘的指甲照了灯，收了钱，送走了客人，然后转过身来，仔细看了看杨改花。

“你瘦了。”

“你也这么说。”杨改花笑了笑。

“在外面打工不容易，我知道。我在北京待过两年，在朝阳区的一个美容院打工，老板抠得要死，过年连个红包都不发。后来我回来了，开了这个店，虽然挣得不多，但自在。”王丽红给她倒了杯水，“你这次回来待几天？”

“初六走。”

“这么快？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店里初七开工。”

王丽红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她这个人有个优点——不会追问。你知道多少她就听多少，你不说的她也不问。这种人让人舒服。

“丽红，我问你个事。”杨改花说。

“你说。”

“镇上那个服装厂，你知道不？一个月能挣多少？”

“你说的是刘老板那个厂？做外贸单的，计件，手脚麻利的一个月能挣两千五到三千。但那个活儿累，一天坐十几个小时，腰受不了。你想回来干？”

“考虑考虑。”

王丽红看了她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了：“改花，你要是问我的意见，我觉得你还是别回来。不是说镇上的活儿不好，是——怎么说呢，你在外面待了这么多年，眼界不一样了，回来你会觉得憋得慌。我不是说镇上不好，我就是觉得，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在沙河镇一个月挣三千二，回来挣两千五，你觉得哪个好？”

“沙河镇的店可能也要关门了。”

“那就换个地方。你去北京、去天津，哪儿不能干？你才三十六，还年轻呢。”

杨改花端着水杯，没说话。王丽红说的有道理，但她觉得“还年轻”这三个字用在她身上有点不太合适。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年轻了，或者说，“年轻”这个词的标准对她来说是另外一种东西——不是年龄，是状态。年轻的人觉得自己还有很多选择，不年轻的人觉得选择越来越少了。她现在就处在后一种状态里。

从王丽红的店里出来，杨改花在镇上走了走。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各种店铺——卖化肥的、卖手机的、卖电动车的、卖衣服的、卖零食的。街上有几个小孩在放鞭炮，扔一个摔炮在地上，啪的一声，然后嘻嘻哈哈地跑开了。有一个老头蹲在路边晒太阳，穿着一件军大衣，双手抄在袖子里，眯着眼睛，像一只老猫。

她走到镇中心小学门口，停下来看了看。学校大门关着，铁栅栏上面有一个拱形的牌子，写着“杨家洼镇中心小学”几个字，字是用那种红色的塑料板刻的，有几个字缺了角，风吹日晒的，颜色都褪了。她想象着闺女每天从这扇门里走进去、走出来的样子，想象着她在操场上跑步、在教室里听课、在食堂里吃饭。她突然觉得，自己好像错过了很多。闺女的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说话、第一次写字、第一次考试，她都没有亲眼看到——那时候她在太原富士康，在通州的印刷厂，在沙河镇的驴肉火烧店。她每个月给家里寄钱，在视频里看闺女，听闺女喊妈妈，然后挂掉电话，继续干活。

她觉得自己像一条鱼，在水里游来游去，以为自己游了很远，但其实一直在同一个池塘里。池塘的水越来越浑，越来越浅，她得不停地游，不然就会被搁浅在泥巴里。

六

大年初五，杨改花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张建军打来的。

“改花，跟你说个事。”张建军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有点远，像是在一个空旷的房间里说话，“店我盘出去了，盘给了一个卖麻辣烫的。你过完年不用来了，工资我让赵小娥转给你，多给你发了半个月的。”

杨改花拿着手机，站在院子里的枣树下。枣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只干枯的手。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发现嗓子眼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张哥——”

“我知道你想说啥，改花，对不住了。我也是没办法，干不下去了。你也知道，这半年生意一直不好，我算了算，去年一年赔了六万多。我媳妇天天跟我吵，说我再干下去就要把家底赔光了。我也是——唉，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不容易。”张建军的声音有点哑，像是感冒了，又像是说了太多的话。

“我理解，张哥。没事。”

“你接下来咋办？有啥打算？”

“我再找找吧。”

“行，你找找。改花，你是个好员工，勤快、老实、不偷奸耍滑。你在哪个店干，哪个店的老板都有福气。”

杨改花听了这句话，眼泪突然就掉下来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一句好话，但她就是哭了。她站在枣树下，一只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捂着嘴，不让自己发出声音。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羽绒服的前襟上，一滴一滴的，像是有人在拧一块湿毛巾。

“改花？你在听吗？”

“在呢，张哥。没事，风大，迷眼了。”

“那你保重，过年好。”

“过年好，张哥。”

电话挂了。杨改花在枣树下站了很久，站到脚底都凉了。她擦了擦眼泪，深吸了一口气，空气冷得她肺都疼了。她抬头看了看枣树，发现在最高的那根枝丫上，有一个鸟窝，空空的，风一吹就晃。

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她妈，也没有告诉闺女。她不想在大过年的让家里人跟着愁。她回到屋里，洗了把脸，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睛有点红，鼻头也有点红，但总体还行，看不出来哭过。她对镜子里的自己说：“杨改花，你没事。三十六了，不是二十三，哭什么哭。”

镜子里的她没说话，只是看着她，眼神里有一种东西，说不上来是同情还是无奈。

下午，她带着杨小禾去村后面的地里走了走。冬天的地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茬一茬的麦茬子，硬硬的，扎脚。远处的杨树光秃秃的，树杈上挂着几个塑料袋，被风吹得呼啦啦的响。

“妈，你在看什么？”杨小禾问。

“没看什么，就看看。”

“地里有啥好看的？”

“小时候，我跟你姥爷在这块地里拔过草。那时候我跟你差不多大，蹲在地里拔草，拔了一上午，手都磨出泡了。你姥爷说，好好读书，别像他一样种地。我就好好读书了，读到了初中毕业。后来还是出来打工了。”

“那你后悔吗？”

杨改花想了想：“后悔倒是不后悔，就是觉得——人生好像不是我想的那样。”

“你想的是哪样？”

杨改花笑了：“你这个小屁孩，问的问题还挺深。我想的是——算了，不想了。走吧，回家，太冷了。”

她拉着闺女的手往回走。闺女的手还是凉的，但比昨天晚上暖和了一点。她握着闺女的手，感觉到那只小手在她的掌心里动来动去的，像一只小麻雀。

“妈，我爸是不是来过电话？”杨小禾突然问。

杨改花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到了。除夕那天晚上，你在厨房外面接电话，我听到了。”

杨改花沉默了一会儿：“嗯，他来过电话。”

“他说什么了？”

“他说想让你暑假去新疆玩。”

杨小禾低着头走路，走了几步，说：“我不去。”

“为啥？”

“我不认识他。”

“他是你爸。”

“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一个不认识的人，让我去新疆，我不去。”

杨改花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发现闺女比自己想象的要硬得多，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硬，是那种有弹性的硬，像一根竹竿，你弯它它不会断，但你松手它就弹回来了。

“你再想想，不着急。”杨改花说。

“不用想，我不去。”杨小禾的语气很坚决，像是一个做了很久的决定。

杨改花没有再说什么。她拉着闺女的手，走在回家的路上。夕阳在西边，把天边染成了橘红色，云层厚厚的，像是铺了一层棉花。远处谁家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声音在空旷的田野上散开了，变得稀稀拉拉的。

七

初六一早，杨改花坐上了回沙河镇的长途车。李秀莲送她到路口，塞给她一袋子东西——自家蒸的馒头、腌的咸菜、晒的红薯干，还有一条新的红裤衩。

“这条是纯棉的，我在县城买的，不是集上的。你穿上，别不当回事。”李秀莲说，语气跟去年一模一样。

杨改花接过袋子，抱了抱她妈。她妈比她矮一头，抱在怀里像个小老太太，瘦瘦小小的，但骨头很硬。

“妈，你注意身体。”

“我没事，你好好的就行。”

杨小禾也来送了，站在路口，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是杨改花在网上给她买的，花了八十多块钱。棉袄有点大，袖子长出一截，她把袖口卷起来了，露出一截白白的棉衬。

“妈，你到了给我发个消息。”

“嗯。”

“妈，你本命年，万事小心。”

杨改花笑了：“你这个小大人，知道了。”

她上了车，坐在靠窗的位置。车开了，她从车窗往外看，看到她妈和闺女站在路口，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了两个小黑点，消失在一片灰蒙蒙的田野里。

她把脸转向前面，看着前方的路。路两边的杨树飞快地往后退，像是有人在倒带。她突然想到一个词——“轮回”。本命年就是一个轮回，十二年一个圈，从起点到终点，再从终点到起点。但你不是在同一个起点上，你每次回来，起点都变了一点。十二岁的时候，她在村里的小学读书，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二十四岁的时候，她在太原的富士康，每天站在流水线前面装手机壳，一装就是十二个小时。三十六岁的时候，她在沙河镇的驴肉火烧店端了四年的盘子，现在店没了。

下一个十二年呢？四十八岁的时候，她在哪里？在干什么？她不知道。但她知道一件事——不管她在哪里，在干什么，她的闺女都会长大，她妈都会变老，本命年都会来，红裤衩都会破洞。

她摸了摸口袋里那个老太太给她的红布包，还有她那根红绳。红绳系在腰上，死扣，一直没解开。她想了想，觉得这个死扣挺有意思的——你系了一个死扣，你以为它解不开了，但其实只要你愿意花时间，慢慢地抠、慢慢地捋，总能解开的。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个耐心，有没有那个时间。

长途车在高速上跑着，窗外的景色从田野变成了工厂，从工厂变成了楼房，从楼房变成了沙河镇那些灰扑扑的街道。杨改花看到了“张记驴肉火烧”的招牌，招牌还挂在那儿，但卷帘门拉着，上面贴着一张纸，写着“此店转让”四个字。她看了一眼那个招牌，又看了一眼，车就开过去了。

她到了出租屋，打开门，十二平米的屋子跟她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床、衣柜、折叠桌、小冰箱，窗外的路灯还是嗡嗡响着。她把背包放在床上，打开窗户通通风。窗外的胡同里，有人在放鞭炮，鞭炮声噼里啪啦的，空气中有一股硫磺的味道。

她把那条带洞的红裤衩从塑料袋里拿出来，看了看那个洞。洞还在，没变大，也没变小。她想了想，从抽屉里翻出一根针和一卷红线，坐在床边，一针一针地把那个洞缝上了。她缝得很仔细，针脚密密的，缝完之后用手抻了抻，结实了。她把裤衩叠好，放进了衣柜里。

然后她拿出手机，打开招聘网站，开始找工作。

她先搜了“沙河镇 服务员”，出来几个结果，她挨个看了看。有一家火锅店在招服务员，工资三千到三千五，包吃不包住。有一家烧烤店也在招，工资两千八到三千二，包吃住。还有一家便利店在招店员，工资两千六，不包吃住。她把这几家都记了下来，打算明天挨个去看看。

她又搜了一下“北京 服务员”，出来的结果多了很多，工资也高一些，四千到五千的都有，包吃住的也不少。她看了看那些店的名字，有的在北京朝阳区，有的在海淀区，有的在大兴区。她想了想，如果去北京的话，离沙河镇就远了，离老家也更远了。但工资高一些，能多攒点钱。

她在两个选项之间犹豫了很久，最后关掉了招聘网站，没有投任何简历。

她坐在床边，看着窗外。路灯亮了，白花花的光照进来，在天花板上画了一道白杠。她盯着那道白杠，想了一些事情。

她在想，本命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红裤衩、红腰带、红袜子？是庙里求来的红布包、红绳、红手链？还是一种提醒——提醒你，你已经活了十二的倍数年了，你的人生又翻过了一页，你得看看这一页写了什么，下一页打算写什么？

她觉得自己的上一页写得很乱，像是有人拿一支漏水的水笔在纸上乱画了一通，有的地方墨太浓，洇成了一团；有的地方没墨了，白花花的一片。但她又觉得，乱也有乱的好——太整齐的人生，她反而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她把那个老太太给她的红布包从口袋里掏出来，放在枕头底下。然后她又把那根红绳从腰上解下来——解了半天，死扣确实不太好解，但最后还是解开了。她把红绳也放在枕头底下，跟红布包放在一起。

她躺下来，闭上眼睛。

窗外的路灯嗡嗡响着，远处有狗叫，有电动车驶过的声音，有谁家在吵架的声音，模模糊糊的，像是从水底传上来的。沙河镇的夜晚还是那个样子，所有的声音都闷闷的，带着一种潮湿的重量。

但她觉得这个重量今天好像轻了一点。不是没有了，是轻了一点。像是一个人背着一个很重的背包走了很远的路，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方可以坐下来，把背包卸下来，歇一会儿。不是终点，就是歇一会儿。

她知道明天还要继续走，继续找工作，继续挣钱，继续过日子。本命年还有三百多天，这三百多天里还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她可能会去北京，可能会留在沙河镇，可能会回老家。她可能会让闺女去见孙大伟，也可能不会。她可能会找到一份新工作，也可能找不到。她可能会遇到一个新的男人，也可能不会。

她什么都不知道。

但她知道一件事——那条红裤衩上的洞，她缝上了。针脚密密的，结结实实的。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她把它解决了。

她在黑暗中笑了一下，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肩膀上。

然后她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杨改花醒来的时候，发现枕头底下有什么东西硌着她了。她伸手一摸，是那个红布包和那根红绳。她把红布包打开，倒出来里面的东西——一把红小豆、几粒米、一根红绳。红小豆很小，圆圆的，亮亮的，在晨光里泛着暗红色的光。她把红小豆放在掌心里，数了数，一共三十六颗。

三十六颗。她今年三十六。

她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那个老太太特意数的。她也不想知道。

她把红小豆重新装进红布包里，把红绳系在手腕上，起了床，去洗漱。洗脸的时候，她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睛下面有一点黑眼圈，额头上有两道浅浅的抬头纹，嘴角有两道笑纹。她以前觉得这些皱纹是岁月在脸上刻的字，今天她突然觉得，这些字也不是那么难看。它们只是告诉你，你活过了，你笑过了，你皱过眉了，你熬过夜了。

你活过了。

这就够了。

她洗完脸，穿上衣服，出了门。沙河镇的早晨很冷，空气里有烧煤的味道和炸油条的味道。她走到路口的那家早餐摊，买了一碗豆腐脑、两根油条，坐在路边的塑料凳上吃。豆腐脑是咸的，放了卤汁、香菜、辣椒油，热乎乎的，喝到胃里暖烘烘的。油条炸得金黄酥脆，咬一口，咔嚓一声，碎渣掉了一地。

她吃完早餐，擦了擦嘴，拿出手机，打开招聘网站，把之前收藏的那几家店又看了一遍。然后她拨了第一个电话。

“喂，你好，请问你们店还招服务员吗？”

“招的，你什么时候能来面试？”

“今天就行。”

“那你下午两点来吧，带上身份证。”

“好的，谢谢。”

她挂了电话，站起来，把塑料凳放回原处。街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骑电动车送孩子上学的，有遛狗的，有拎着菜篮子去买菜的。阳光从东边的楼顶上照过来，照在那些人的脸上、身上、自行车上、电动车上，给所有东西都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

杨改花走在阳光里，手腕上的红绳在晨风中微微飘动。她不知道下午的面试能不能成，不知道这份工作能干多久，不知道本命年的剩下的三百多天里还会发生什么。但她知道一件事——她得往前走。不管前面是什么，都得往前走。不是因为她勇敢，不是因为她坚强，是因为她已经走在了这条路上，而这条路，是唯一的路。

她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那个红布包，看了一眼。红布包小小的，软软的，在掌心里温温的。她把它攥紧了，然后又松开，放回口袋里。

她继续往前走。

沙河镇的早晨在慢慢变亮，梧桐树的枝丫上，有几个芽苞在悄悄鼓起来。春天还没来，但已经在路上了。杨改花的本命年刚刚开始，三百六十五天，一天都不会少，一天也不会多。

她会一天一天地过。

就像所有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