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延周为周恩来改名两次，隐姓埋名二十余年，因一条裤子身份曝光

195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北京西山脚下的空军机关大院里，几位军官刚散会出来。走廊里，一个身材挺拔、步伐干练的中年飞行员被叫住：“王同志，总理请你过去一下。”这位飞行员，就是后来为“周恩来”三字反复斟酌、甚至改变自己名字的王延周。那一年，他34岁，已经在空中同日机、同美机搏杀多年，却没想到，和周恩来的这次会面，会在他心里埋下一个特殊的念想：为了表达尊敬，他竟把名字里的“周”改成了“洲”，周恩来逝世后，又默默改回“周”，前后两次改名，堪称一段颇有意味的历史插曲。

很多人只知道王延周是“飞虎队”出身、参加过开国大典空中受阅，又在朝鲜战场立过战功，更少有人注意到，他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身份：在山东日照农村，隐姓埋名种地二十多年，几乎与过去的荣誉完全隔绝。直到1983年，一条看着“有点军味”的旧裤子，引出他的真实身份，这位曾在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王牌飞行员，才重新走回公众视线。

有意思的是，把这几段人生经历串起来看，会发现王延周的一生，其实绕着三个关键词打转：选择、坚守和隐忍。每一次，都和那个动荡的时代密不可分。

一、从南苑到“驼峰”：一个少年飞行员的抉择

1935年，17岁的王延周离开山东日照的老家，去了青岛当学徒。那时的青岛仍在侵略者控制之下，灯红酒绿的背后，是刺刀和高压。一个普通少年，原本可以想着“谋个活路”，但现实让他看得很清楚：不当亡国奴，就得拿起枪。

1936年春，在堂哥王延德（当时是29军连长）的安排下，他去了北平南苑军训团。这里正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根据地，军训团成分复杂，既有热血青年，也有各色人等。但对王延周来说，只有一个念头——练兵，打仗，抗日。那一年，他刚刚十七岁，还算半个孩子，却已经往生死场上去靠。

时间来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上空的硝烟一夜之间压到城门口。29军副军长决定率军训团在南苑一带阻击日军，尽力拖住敌人。王延周被编在队伍里，跟着战友们摸着黑冲进战场。枪声、炮声交织在一起，很多人连敌人的脸都没看清，就倒在了地上。

打了几天，南苑终究守不住。日军飞机轮番轰炸，地面装甲车推进，上千名年轻战士倒在阵地上。军训团溃散，活下来的寥寥无几。17岁的王延周咬着牙，和四个战友趁着夜色和大雨突出包围，一路向西，最后逃到陕西境内，靠吃野菜、啃树皮熬过去。

按说，经历这一次生死考验，很多人会萌生退意。但王延周没有。他很清楚，逃过一回，不代表能躲一辈子。1938年，他在西安参加黄埔军校第十六期招生考试，被录取到西安分校，从此走上正规军官的道路。两年苦训，各种战术、兵器、行军，学得相当扎实。1940年底，他已经是即将走上陆军中尉之路的军校学员。

可转折往往出现在意想不到的时候。1940年12月的一天，他在西安街头看到一张空军军官学校招考的公告。那时的飞行员在普通人心中，既神秘又危险，生还率不算高。他兄长听说后，劝他慎重：“天上打仗，比地面还要凶险。”但王延周心里另有打算：“如果能开着飞机去打日本鬼子，不就更解气？”他报了名。

凭着良好的体格和军事基础，他顺利被录取，进入空军学校，后又调往昆明继续学习飞行理论和技术。1941年，他被选拔赴美训练，进入美国空军体系进行强化学习。在大洋彼岸，他每天泡在机库和教室里，从机械原理到编队战术，一点点啃下来，英语也硬是靠着笔记和死记硬背啃了下来。

1943年，王延周回国，被编入援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也就是广为人知的“飞虎队”，正式驾驶战斗机作战。到了空军，才真正感到差距：敌机性能好，数量多，飞行员训练时间也长。我方飞行员往往要顶着各种劣势硬杠，随时有可能在空中“失踪”。

1944年6月的一次行动，是王延周真正意义上的“首秀”。那天，他们驾驶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一路顺利，离基地不远的时候，意外来了：他的飞机发动机突然熄火，仪表板上的红灯亮了起来。检查之下，发现是左油箱油量耗尽。他赶紧切换油箱，重新启动发动机，这才勉强稳定下来。

就在这时，他在前方远处发现一个小黑点，起初还不能确定，随着距离缩短，轮廓渐渐清晰，是敌机，而且是运输机。运输机没什么像样的武器，本能就想跑。一追一逃之间，王延周抓住机会，短短18发子弹就把它打了下来。这是他击落的第一架敌机，算不上惊天动地，却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真正踏入空战的第一步。

在随后的一系列任务中，他击落了3架零式战斗机和1架东条式战斗机。要知道，东条式是当时日军的新型机型，速度快、爬升性能好，不好对付。他还多次执行“驼峰航线”运输任务，在喜马拉雅山南北之间穿梭。这条航线被飞行员称为“死亡航线”，气候恶劣，山谷乱流，飞机频繁失事。王延周一共飞过8次，靠的不仅是技术，还有一股倔劲儿。

1944年，国民政府授予他“空军战斗英雄”“王牌飞行员”等称号，发了足足近6万元的奖金。在那个时候，这可是一笔大钱。王延周拿到手，却拿出5万捐给贫困学生，留下的话很简单：国家打成这样，多几个念书的，将来才有出路。这个决定，在当时听起来有点“傻”，却很符合他那种朴素的认知：钱是身外之物，国家的事更要紧。

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往济南的国民党空军第九战区司令部，1946年4月驾驶飞机从四川飞济南，途中在徐州一带遭遇恶劣天气，能见度急剧下降，只能勉强飞行。照仪器、看地形，他发现飞机已偏离航线，只能选择迫降。他凭多年经验在一片麦田降落，机身颠簸，机翼擦地，但人机无大碍。

下机查看，才发现这里竟然是解放区河北清河县。老百姓看见这架突然降落的飞机很是惊讶，解放军随后赶来，把他带到一户农家安排吃住。就是在这里，他近距离接触了解放军和根据地干部，看到他们如何对待群众，如何安排生产、组织教育。这一对比，心里难免起波澜。

二、从“飞虎队”到解放军：选择站在谁一边

到了清河之后，王延周的处境表面上有些微妙：一边是旧部，一边是新势力；一边是已经开始腐败的旧政权，一边是正在崛起的共产党。在解放区短暂停留期间，他同当地的解放军和干部天天打交道，聊天、开会、参加一些动员活动，也听他们讲了不少道理。

有些话，他当时没说出口，心里却有数。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共产党这边，强调“为人民服务”，讲求纪律，不许打骂群众，政治宣传也很明确：要打败侵略者，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一个从17岁就打日本、在南苑阵地上见过成片战友倒下的飞行员来说，哪一边更符合“救中国”的目标，基本不难判断。

经过考虑，他做出了人生中第二次重要选择：留下来，投身人民军队。他接受安排，在解放区参与组建人民空军的前期工作，后来又被派往东北，在牡丹江航校任职。新中国空军从无到有的过程，正是靠这些“半路改行”的飞行员、教官一点点搭起来的。

1949年前后，解放军空军仍旧十分年轻，装备杂、飞机旧，飞行员数量不多。各个航校、训练基地都在加紧培养人才。在这种环境下，有实战经验的飞行员极其宝贵，王延周这样的人，既飞过“驼峰”，又在空战中击落过敌机，还是正规军校出身，自然成了注重培养的对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在空中部队的编组名单里，就有王延周的名字。那天的空中受阅部队只有6个飞行编队、17架飞机，其中P-51战斗机9架，编成三个“品”字形，分三个分队掠过天安门上空。阵容不算庞大，却意义非凡——那是新中国第一次在世界面前亮出自己的空中力量。

王延周所在的是第二分队，和阎磊一左一右担任僚机。10月1日下午，他们按预定航线从西郊起飞，高度、速度都要严格控制。靠近天安门时，他向下俯视，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如林，坦克、骑兵、炮兵列队整齐。发动机的轰鸣声压在城市上空，和地面整齐的口号、欢呼声交织在一起。

机群第一次飞过天安门上空后，又按指令从复兴门右转，沿着西直门、德胜门、东直门、建国门盘旋，再次通过天安门，与后面的教练机分队衔接。那天的天气格外晴朗，地面细节清晰可见，这对飞行编队的指挥和队形保持，也是一种考验。

很多年后，有人向他打听那天的感受。他只是淡淡说了一句：“那天不是我个人的光荣，是中国空军的光荣。”话不多，却不难听出他心里那种压抑着的激动。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王延周有机会多次与周恩来接触。周恩来身为总理，又一直主管外交和军政工作，对空军建设非常重视。1954年夏，王延周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周恩来，总理对他和其他飞行员都称“同志”“子弟兵”，说到战场上的事，还会详细追问细节，语气温和，却很认真。久而久之，大家私下里都半开玩笑地叫他“周老师”，周恩来则笑着说：“那你们就是我的学生。”

王延周对周恩来极为敬重。1954年后不久，他把自己名字里的“周”改成了“洲”。有人问他为什么改名，他笑笑：“免得和总理同一个字，显得不够尊重。”这种想法听着有点古旧，却极有他那代军人的味道——敬重一个人，不只挂在嘴上，还要体现在点点滴滴。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他悲痛不已，又把“洲”改回“周”，算是以这种方式纪念这位在他心里如长者、如师者的总理。

三、血火之后的隐身：从飞行员到农民的二十年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最初一段时间，我军主要是地面部队在战斗，空中压力非常大。到1951年，我国空军开始成建制参战，与美军及其盟国的空军在朝鲜半岛上空展开较量。

1951年11月，王延周作为上海空二师四团的飞行中队长，奉命赴朝参战。那时的他已经三十出头，空战经验丰富，心理素质稳定，是部队里公认的“压舱石”。他所在的部队执行的，很多是护航轰炸、空中掩护任务，既要保护自己人，又要随时应对敌机突袭。

朝鲜的冬天尤其难熬，寒风、暴雪、结冰跑道，都给飞行带来巨大风险。有一天下午，天空飘着大雪，我方一个混成机群——驱逐机护航轰炸机——从安东起飞，向海上目标飞去。编队刚越过江面，后方空域突然出现一片黑点。很快，指挥员确认：这是敌军F-86战斗机，性能先进，飞行速度快，火力强，是美军的“王牌”。

双方展开缠斗没多久，我方就损失了3号和4号僚机。局势一度有些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下，王延周并没有乱。他一边紧盯着仪表和空域，一边在无线电里提醒战友调位，抓机会。他发现一架敌机正紧紧咬住我方轰炸机尾部，距离越来越近，再拖下去，轰炸机肯定要挨打。

“注意，转向，我来顶。”这类简短的战场呼喊，在无线电频段里不断响起。王延周瞅准时机，从侧后方斜插过去，拉高、转向、俯冲，一套动作连贯。当他把敌机收入瞄准镜时，几乎没有犹豫，按下扳机，炮弹喷射而出。战机抖动了一下，前方的目标冒烟、翻滚、坠落。

不久，另一架F-86又伺机上前，同样试图攻击我方轰炸机。他借着对方向右上方爬升的空档，从下方抢占位置，再次利用瞄准器，一个短点射，将其击落。这场遭遇战，我方付出代价，但也有斩获。王延周因击落两架F-86，被记二等功。

抗美援朝结束后，我军空军编制调整，王延周被调入空九师。1955年，他被组织安排到地方工作，脱离一线飞行岗位。转到地方后，他的日子看着平淡许多，但军队经历塑造的习惯没变：守纪律、按规矩办事、不显摆自己。

1961年6月，组织再次调整他的岗位，他回到山东日照孙家村，成了一名普通农民。那一年，他四十出头，本该是飞行员黄金年龄，却突然要面对田地、农具、集体劳动，完全不相干的世界。

回村第一天，他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心里很难不感慨。自从十五岁读完私塾离家后，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外面打仗、飞行、训练，很少有时间真正停下来。现在，枪不摸了，方向盘也不摸了，换成锄头、独轮车。第一次下地除草，他把禾苗当草薅掉了一大片，惹得村里的老农直摇头。推独轮车时没掌握平衡，一头栽地里，人摔个跟头，旁边人看着忍不住笑。

但不得不说，他的学习劲头还真不小。早晨看人怎么起垄，晚上琢磨怎么施肥。过了一年半载，他已经能看准苗眼、掌握节气，成了村里说得过去的种地能手。村干部有时半开玩笑：“老王当初怕不是干部转业来的吧？干啥都认真。”

更有意思的是，他从不在村里炫耀自己的过去。没有军功章，没有飞行服，更不会主动说“当年打过几架飞机”。久而久之，乡亲们只把他当普通社员，顶多觉得这人话不多，但做事踏实。

这种平静的日子，一过就是二十多年。如果不是那条“奇怪的裤子”，他的身份恐怕还要沉下去。

四、裤子露了馅：被“认出来”的开国飞行员

1983年，县统战部部长夏良柏到孙家村大队调研。那天，大队里接待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人倒水，有人端茶。王延周被安排给客人端茶，一切都挺寻常。

夏良柏进屋坐下，寒暄几句后，目光落在一个细节上——站在一旁的那个农民，站姿挺拔，说话不多，举手投足却透着股军人气质。更关键的是，他穿的那条裤子，看着很眼熟：裁剪、裤脚样式，都像部队发的空军裤子，虽然已经洗得发白，却掩不住当年的“规矩”。

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心里泛起疑问：这人当过兵？还可能是空军？

开完会，他顺势问了一句：“这位老哥，你穿的裤子，看着和空军的挺像，你以前是不是在部队？”村干部在一旁笑道：“他啊，就是个老农民，在村里这么多年了，哪当过啥兵？”

夏良柏不依不饶，又问：“那之前干嘛的？”屋子里一下子静下来，大家的视线都落在王延周身上。他沉默了几秒，似乎在权衡要不要说，随后缓缓开口：“以前……在空军飞过，参加过开国大典。”

这话一出，屋里的人都愣住了。夏良柏追问：“你是开国大典飞行编队的？”王延周点点头，又把自己的经历大致讲了一遍：南苑抗战、黄埔军校、飞虎队、击落敌机、投身解放区、开国大典受阅、参加抗美援朝……这些在别人听来堪称传奇的片段，他说得平静，仿佛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听完之后，夏良柏既震惊又敬佩。他当场就说：“你立过这么多功，怎么一直没讲，也没恢复身份？”王延周只是笑笑：“习惯了这边的生活，就这么过吧。”

这句“就这么过吧”，既有淡然，也有一种不愿麻烦组织、不想张扬的隐忍。但在夏良柏看来，这不是小事。他很清楚，这样的功臣不该被埋没，更不能在历史档案里消失。回县城后，他立即着手为王延周写材料，查阅资料，核对经历，层层报送，向有关部门核实其真实身份。

198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认定王延周为驾机起义人员，恢复相应待遇。第二年，他原所在部队的工作人员专程赶到山东日照，为他办理离休手续。一位在战火中出生入死、后来隐居乡间二十余年的老飞行员，终于和自己曾属于的那个集体重新建立起正式联系。

实际上，他和共产党之间的情感纽带早就存在。1951年赴朝作战前，他曾向组织递交过入党申请书，希望通过战场表现接受考验。只是后来职务变动、工作调整，再加上回乡务农，这件事被搁置下来，始终没有正式完成。

时间又过去二十多年，到了2004年，已是八十多岁的他，再次提笔写下入党申请书。字不一定工整，但句句真切。他在申请书中提到：“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发生在我身边的事，使我认清一个事实，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我看到，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共产党员总是冲在最前面。这让我认识到，入不入党大不一样。现在，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可以接受更多党的教育，一方面可以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多做点事情……”

这段文字既朴实，又透着老兵的那种直率。对他来说，入党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而是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给自己的信念一个明确归属。2005年6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里，他正式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走到这一步，他用了半个多世纪。

如果把王延周这一生摊开，会发现几处耐人寻味的节点：在南苑浴血时，他才十七岁；飞“驼峰”时，二十出头；投身解放区、参加开国大典时，不到三十；在朝鲜上空和F-86缠斗时，刚过三十；回乡务农时，四十出头，突然从云端落回土地；等到真正拿到党龄那一刻，已经是耄耋老人。

他对周恩来的敬重，体现在两次改名上；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体现在战火硝烟中的一次次起飞和降落，也体现在偏僻村庄里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劳作。荣誉有过，掌声有过，最后却能甘心把所有这些都藏在心里，穿着一条旧军裤，在村里做一个“老王”。

在中国空军的发展史册里，王延周的名字并不算最耀眼，但他的经历，恰好折射出那一代军人的共同特质：在选择面前，他们往往不会讲太多道理，只看哪里更符合“救国”“救民”；在功成之后，又愿意在无人处把自己放低，悄无声息地做一个普通人。

那些曾经划破长空的螺旋桨声，渐渐从现实退到记忆深处，但在历史档案和老照片中，一架架战机的编号，一个个飞行员的名字，还在安静地待着。王延周，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