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刷桶儿”棉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原农村的冬天，是刻在骨头里的记忆。

那时的冷，是真冷。北风像小刀子，能钻进最细的缝。家里三间柴瓦房，窗户纸呼啦啦响，屋里屋外差不多一个温度。家家户户砌的煤火炉子，要到“实冻腊月”才舍得生——无烟煤金贵，得省着用。我们读书的教室更是四面透风，写字时手冻得不听使唤，钢笔水都能结冰碴子。

最奇的是房檐下的冰凌。夜里的寒气一层层往上冻，天亮时，临街的屋檐便挂满了一排排冰柱子，我们管那叫“喇叭夵”。长的能有一米多，粗的像小孩胳膊，一根根垂下来，在晨光里泛着青白的光。调皮的男孩会用竹竿敲下来，攥在手里当剑耍，冰凉刺骨，却舍不得扔。

就在这样的冬天里，我们这些孩子，是靠一件“刷桶儿”棉袄挺过来的。

什么叫“刷桶儿”？就是光身子直接套棉袄，里头没有秋衣秋裤，外面没有罩衫外套。一件厚墩墩的粗布棉袄，用布条捻的扣子，从脖颈一直扣到肚脐眼；一条同样厚重的棉裤，裤腰宽大，对折过来用布带一勒，就是全部御寒的家当。新棉花压得实，穿在身上硬邦邦的，行动起来哗哗响，真像个移动的小棉桶。

每天早晨从被窝里钻出来，是最需要勇气的时刻。冰凉的棉袄贴上皮肤，激得人直打哆嗦。母亲总会提前在煤火边把棉袄里子烘一烘，可那点温热撑不了太久。我们瑟缩着穿上，感觉那衣裳像个生硬的壳，却又是个保命的壳。

脸是冻得最厉害的。清晨跑在上学路上，北风刮在脸上，先是刺痛，接着发麻，最后就成了两块僵硬的“红苹果”。手脚也难逃冻疮的命运——手指肿得像胡萝卜，手背上裂开一道道血口子；脚后跟的裂痕最深，晚上用热水一泡，钻心地疼。

这时，院子里的苦楝树就派上了用场。母亲会收集掉落的楝树果，放在锅里熬水。那水熬出来是褐黄色的，冒着苦涩的蒸汽。每晚睡前，我们就围坐在木盆边，把红肿皲裂的手脚伸进去熏蒸。热气混着苦味蒸上来，熏得人眼睛发酸，可那温暖却一点点渗进冻僵的骨肉里。熏完了，母亲会拿出蛤蜊油，仔细涂在每一道裂口上。那种油腻腻的触感，带着浓烈的凡士林味道，成了冬天夜晚最深刻的记忆。

可孩子毕竟是孩子。再冷的天气，也冻不住那颗贪玩的心。

下雪天是最欢腾的。整个村子变成了一张白纸，我们就在上面撒野。堆雪人是最简单的快乐，滚两个雪球，找两个煤块当眼睛，一截胡萝卜做鼻子。打雪仗则要激烈得多，雪团子在空中飞来飞去，砸在棉袄上“噗噗”响。棉袄湿了，回家免不了一顿数落，可第二天照样玩得忘乎所以。

没雪的日子，游戏更多样。推桶箍是最受欢迎的一一从旧木桶上拆下来的铁箍，用一根铁丝弯成钩子推着跑，铁箍滚过土路发出“哗啷啷”的响声，能追着跑半个村子。“搭抬”需要技巧和力气，一方把短木棍放在划好的线上，另一方用长棍猛击，比谁打得远。还有跳绳、踢毽子、跳房子……空旷的场院里，永远不缺热闹。

我们的笑声又脆又亮，能传得很远。村东头玩闹，村西头都能听见。那笑声里没有烦恼，冷啊饿啊，在游戏面前都暂时忘记了。棉袄跑开了扣子，棉裤膝盖磨得发白，脸蛋红扑扑冒着热气，浑身上下都透着野性的活力。

如今，我的衣柜里挂着羽绒服、羊毛衫、保暖内衣，出门有暖气，进门有空调。可有时在特别冷的冬天早晨，我还会莫名想起那件“刷桶儿”棉袄。

想起它硬邦邦的触感，想起粗布摩擦皮肤的滋味，想起母亲在煤火边翻烤里子的侧影，想起奔跑时它哗啦哗啦的响声。那不止是一件棉袄，那是一个孩子对抗整个寒冬的全部勇气，是清贫岁月里最坚实的拥抱。

现在村里的孩子，早就不穿这样的棉袄了。他们穿轻薄的羽绒服，戴毛线手套，有暖宝宝，有各种防冻霜。这是好事，时代本该往前走。

可我还是会怀念，怀念那彻骨的冷，怀念那简朴的暖，怀念那些在寒风里依然响亮如铜铃的笑声。那件“刷桶儿”棉袄，它教会我的不止是耐寒，更是在艰难日子里依然能欢腾的生命力。这份力量，比任何羽绒都暖和，陪着我走过一个又一个冬天。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穿“刷桶儿”棉衣的少年们（本文文图为AI创作效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