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在看守所门口被碾碎

墙上挂钟的秒针“咔哒”一声，像掰断了什么脆骨，死死钉在9点12分。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卷着“肃静”的警示牌，发出一阵阵干涩的哗啦声，像在无情地嘲笑。女警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像冰锥扎进耳朵：“把衣服全部脱光，包括内裤。”她的大脑瞬间空白，昨夜还贴身的棉质内裤，此刻仿佛成了罪证。她下意识地抱住双臂，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的软肉，直到一阵刺痛才让她明白，这不是噩梦。

灰白瓷砖的寒气从脚底板直窜上天灵盖。她背对着女警，手心贴着粗糙的墙面，能感到砂砾摩擦着皮肤的纹路。脚尖朝外，脚后跟并拢，一个别扭的站姿，仿佛在等待宣判。检查从耳后开始，女警戴着乳胶手套的手指冰凉，像一条蛇滑过她的腋窝、腰窝，最后停在脚趾缝。她感到一阵难以言喻的屈辱，连脚趾都蜷缩起来。发卡被“啪”地一声丢进塑料筐，她小声问：“隐形眼镜……可以吗？”回答斩钉截铁：“不行，这里不许有任何‘隐藏’。”那颗小小的镜片，曾是她看清世界的窗口，如今也成了必须清除的“异物”。

眼镜是最后的防线。女警用手电筒仔细扫过镜腿，那两颗比米粒还小的螺丝，在强光下闪着微光。“这个，不行。”镜片被抽走的瞬间，世界轰然倒塌。所有棱角都融化了，人脸变成晃动的色块，墙壁像流动的浆糊。她下意识往前探了一步，想抓住什么，却只撞进一片虚空。女警的手臂像铁栏一样横在她面前：“走路贴右边黄线，踩线了，从头再来。”她低下头，地上那道刺眼的黄线，是她此刻唯一能依赖的坐标。

她以为检查结束了，却听见命令：“蹲下，起立，三次。”膝盖弯曲时，新换的裤子布料僵硬地摩擦着。接着是：“咳嗽一声。”她涨红了脸，发出的声音干涩又微弱，像被扼住喉咙的猫。旁边另一个女警在数着拍子，节奏精准得像节拍器，每一次敲打，都让她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拆解成零件，摊开在冰冷的空气里。她不再是“她”，而是一个需要被排查、被标准化、被确保“安全”的物件。

中午，她领到了浅蓝色的号衣，尺码L，松垮地挂在身上。裤腰是根粗糙的棉绳，她摸索了半天，才在别人的指导下打上一个死结。左手扶着墙，像初学走路的孩童，她被带进医务室。血压计的袖带紧紧勒住上臂，水银柱缓缓停在“117/76”，体温计的读数是“36.6”。这些冰冷的数字，是她作为一个“生命体”存在的最后证明。医生公式化地问：“有无外伤？”她摇摇头，连举起的手指都在微微颤抖。她想起妈妈昨晚的电话：“眼镜别弄丢，身份证贴身放好。”现在，身份证躺在封存袋里，眼镜进了透明盒，盒子上用黑色记号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她的名字，像一个陌生的代号。

外面有家属在窗口大声争辩：“这样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里面的回应干脆利落：“按规矩来，省事，省心。”她听见这句话，肩膀不受控制地往里缩了缩，仿佛想把自己藏进这身宽大的号衣里。她沿着黄线，一步一步，走得极慢，极稳。黄线之内，没有名字，没有过去，没有旁门左道。她终于明白，看守所的第一道坎，从来不是那扇沉重的铁门，而是当你的尊严被一寸寸剥离，碾碎在冰冷的瓷砖上时，你必须学会如何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