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高烧两天查不出原因，医生让其脱裤子后真相揭晓

当张医生用镊子从我大腿内侧那个红肿的硬块里，夹出那只已经吸饱了血、身体胀成一颗黑豆的蜱虫时，我妈哭了。

她哭得不是我，而是她自己固执了半辈子的、关于爱的真理。

在那之前的四十八个小时里，我像一块被反复投入冰水又捞进沸水的烙铁，在高烧的幻觉里，听着她在我耳边念叨了无数遍“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以为这又是一场我们母女之间，关于自由与控制的拉锯战，输赢的代价不过是几天的病痛和几句口角。

我从没想过，代价会这么重。

而故事，要从两天前那个闷热的午后说起。

第一章 滚烫的开水

体温是从三十七度八开始，不紧不慢地往上爬的。

像锅里温着的水，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沸腾，但你知道，那只是时间问题。

我叫苏晴，今年二十八岁，在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自己供着一套六十平米的小公寓，自己养活自己，偶尔还能接济一下我妈赵秀兰女士。按理说，我应该算是个合格的成年人了。但在我妈眼里，我永远是那个需要她拿着水杯跟在屁股后面，声嘶力竭地喊“多喝热水”的小女孩。

“晴晴，水烧好了，快趁热喝了。”

我正头昏脑胀地趴在办公桌上，试图将眼前模糊的CAD线条重新对焦，赵秀兰的电话就精准地追了过来。她的声音隔着听筒，都带着一股滚烫的、不容置疑的热气。

“妈，我在上班呢，忙着。”我把额头贴在冰凉的桌面，声音有些有气无力。

“忙？忙就不用喝水了？你看看你，一忙起来就什么都不顾。我跟你说，你们年轻人就是仗着身体好瞎折腾，等老了就知道厉害了。我今天给你炖了银耳莲子汤，下班早点回来喝。”

“妈，我今天可能要加班……”

“又加班？”她的声调立刻高了八度，像一根被瞬间绷紧的弦，“苏晴我跟你说，钱是赚不完的，身体是自己的！你是不是又没吃午饭？点的外卖吧？那些东西多脏啊，全是地沟油……”

我默默地把手机拿远了一点，等那阵熟悉的“火力输出”稍微减弱，才重新贴回耳边，用尽全身力气挤出一句：“妈，我有点不舒服，可能感冒了。”

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那是一种比咆哮更令人窒息的安静。

几秒钟后，赵秀蘭的声音重新响起，已经完全变了调，那种紧绷的、带着一丝颤抖的关切，让我心里一沉。

“怎么不舒服？哪里不舒服？是不是发烧了？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

你看，就是这样。在她那里，事情永远只有两个极端：要么是我“瞎折腾”所以活该，要么是我“生病了”所以天要塌了。

半小时后，赵秀兰女士已经带着她的全套装备——保温壶、体温计、退烧药以及一张写满焦虑的脸，出现在了我的办公室门口。同事们投来暧昧又同情的目光，我恨不得当场找条地缝钻进去。

“妈，你怎么来了？我就是有点头晕，没那么严重。”我几乎是把她拖进了空无一人的茶水间。

她不由分说地把手背贴上我的额头，然后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缩回手。“我的天，这么烫！你这孩子，还说不严重！走，现在就跟我去医院！”

“妈，我就是普通感冒，吃点药睡一觉就好了，医院里全是病毒，去了更容易交叉感染。”我试图用她平时念叨我的话来堵住她的嘴。

“那不一样！”她斩钉截铁地说，“你这烧得不正常。赶紧的，请假！”

最终，我还是没能拗过她。在她的“押送”下，我去了离家最近的社区医院。量体温，三十八度五。验血，白细胞计数正常，没有明显的细菌感染迹象。医生说，大概率是病毒性感冒，给开了点退烧药和抗病毒口服液，嘱咐我们回家多喝水，多休息。

拿着那张“病毒性感冒”的诊断，我妈的脸色才稍微缓和了一些。

回家的路上，她一手拎着药，一手紧紧攥着我的胳膊，好像稍一松手我就会飘走一样。那晚，她没回自己的家，就睡在我公寓的沙发上。

我躺在床上，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一样酸痛。退烧药吃下去，出了一身虚汗，体温暂时降到三十七度五，但那种昏沉感却像一张湿重的毛毯，把我整个人都裹住了。

迷迷糊糊中，我能听见客厅里赵秀兰走来走去的声音。一会儿是烧水壶“咕嘟咕嘟”的声响，一会儿是她压低了声音打电话，大概是在向她的老姐妹们咨询各种退烧的偏方。

“晴晴，醒醒，起来把这碗姜汤喝了。”

没过多久，她就端着一碗热气腾腾、味道刺鼻的液体坐在了我的床边。

“妈，我刚吃了药，不想喝这个。”

“医生的话能全信吗？这老姜汤是驱寒的，发发汗就好了，你爸以前感冒就喝这个，一喝就好。”她不由分说地把我扶起来，把碗递到我嘴边。

我看着她鬓角新增的几缕白发，和那双因为担忧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最终还是皱着眉头，把那碗滚烫辛辣的姜汤灌了下去。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我知道她是爱我的，那种爱，就像这碗姜汤，滚烫、直接，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不由分说地灌进你的身体里。它能治好你的病，但也可能烫伤你的喉咙。

喝完姜汤，我又出了一身大汗，把床单都浸湿了。赵秀兰半夜起来好几次，帮我换衣服，用热毛巾擦身。我烧得稀里糊涂，感觉自己像一条被扔在岸上的鱼，无力地张着嘴，却什么也做不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又回到了上个周末去徒步的那座山上。

那是我为了一个山地度假村的设计项目，特意去实地考察的。山路崎岖，林深草密，我一个人背着画板和相机，在山里待了一整天。赵秀兰是坚决反对的，“一个女孩子家，跑去那种荒山野岭的，多危险！万一碰到坏人怎么办？被蛇虫咬了怎么办？”

我嘴上答应着“知道了知道了”，但还是偷偷去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去，这个项目我可能就无法做到最好。这是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我在这个城市立足的根本。

梦里，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植物的清新气息。我拨开一丛比人还高的灌木，想寻找一个更好的拍摄角度。就在那时，我感觉小腿上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有点疼，但也没太在意，以为只是被带刺的植物划到了。

现在想来，那似乎就是一切的起点。

第二天早上，体温计上的红色汞柱，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倔强地冲破了三十九度的关口。

赵秀兰看着体温计，脸色“唰”地一下就白了。

“不行，不能再待在家里了，我们去大医院！”她声音里的颤抖，让我心里也跟着一紧。

我们之间的战争，似乎要暂时休战了。因为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已经站在了我们共同的面前。

第二章 迷雾

市中心医院的急诊大厅，永远像一个高速运转的战场。

消毒水的味道、病人的呻吟声、家属焦急的脚步声、医生护士冷静而快速的指令，所有声音混杂在一起，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让人喘不过气。

我和赵秀兰被裹挟在这张网里，渺小又无助。

高烧让我头重脚轻，每走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赵秀兰紧紧地搀着我，另一只手死死地攥着挂号单，那架势，仿佛攥着的是一张救命的船票。

接诊我们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医生，姓李，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但眉宇间透着一丝尚未被磨平的急躁。他看了社区医院的血常规报告，又听我妈颠三倒四地描述了一遍病情，眉头就皱了起来。

“白细胞不高，不像细菌感染。高烧不退，可能是病毒，但具体哪种病毒，需要进一步检查。”他说话语速很快，一边说一边在电脑上飞快地敲击着。

“医生，那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我女儿身体一向很好的，怎么会突然烧成这样？”赵秀兰的声音里充满了焦虑。

“阿姨，您先别急。不明原因发热在临床上很常见，需要逐一排查。这样吧，先去做个胸部CT，排除一下肺炎。另外，再查个血，看看有没有其他感染指标的异常。”李医生说着，就开出了一长串的检查单。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就像一个流水线上的产品，被推着去抽血、拍片、做各种检查。赵秀兰则像个尽职尽责的监工，寸步不离地跟着我，一会儿递水，一会儿又把外套披在我身上，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都怪你，非要去那个什么破山里，肯定是在山里着了凉，染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你看你，脸色白得跟纸一样，叫你平时多锻炼，多吃点有营养的，你就是不听。”

“早知道这样，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一个人去那种地方……”

这些话像无数只苍蝇，在我耳边嗡嗡作响。我本来就因为高烧而头痛欲裂，被她这么一念，更是烦躁到了极点。

“妈，你能不能别说了！”我终于忍不住，低吼了一句。

赵秀兰愣住了，举着水杯的手停在半空中，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我……我还不是为你好吗？你这孩子，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好歹！”

我看着她委屈的样子，心里一阵刺痛，后悔瞬间涌了上来。我想道歉，但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们母女俩，就这样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检查结果陆陆续续地出来了。

胸部CT显示，双肺清晰，没有感染迹象。

血培养、尿常规，也全都是阴性。

李医生拿着一沓报告单，眉头皱得更紧了。他把我叫进诊室，赵秀兰也立刻跟了进来，像个随时准备进入战斗状态的保镖。

“苏晴，你最近有没有接触过什么特别的人或者去过什么特殊的地方？比如国外，或者有疫情的地区？”李医生问道。

我摇了摇头。

“家里有没有养宠物？或者被什么动物咬过、抓过？”

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起了梦里那个被灌木刺痛的感觉。但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当时并没有看到任何动物。而且，我检查过小腿，只有一个不起眼的小红点，早就结痂了，不痛不痒。

“没有。”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回答道。我不想再给我妈提供任何可以用来攻击我的“弹药”。那次徒步，已经成了她口中的“万恶之源”。

李医生又问了几个问题，都找不到头绪。最后，他有些无奈地对我们说：“从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暂时找不到明确的病因。病毒感染的可能性还是最大。这样吧，先住院观察，进行支持性治疗，看看体温情况再说。”

“住院？”赵秀兰的声调又提了上去，“医生，还没搞清楚是什么病就要住院？你们医院到底行不行啊？能不能找个厉害点的专家给我们看看？”

李医生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悦，但还是耐着性子解释道：“阿姨，不明原因发热的诊断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现在收入院，也是为了能更好地监测病情，及时处理。至于专家，我们科室的主任每天都会查房，到时候会一起会诊的。”

就这样，我被安排住进了感染科的病房。

病房是双人间的，隔壁床住着一位因为肺炎住院的老奶奶。赵秀兰以最快的速度帮我办好了手续，铺好了床，然后就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她一会儿去打热水，一会儿去问护士注意事项，把病房里那个小小的床头柜塞得满满当当。

护士来给我挂上了点滴，冰凉的液体顺着输液管，一滴一滴地流进我的血管。我的体温依旧在三十九度上下徘徊，整个人都烧得迷迷糊糊的。

赵秀兰就坐在我的床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输液瓶，仿佛能用意念加速药水滴落的速度。

她不说话的时候，病房里就只剩下隔壁床老奶奶的咳嗽声，和液体滴落的单调声响。我看着她紧锁的眉头和焦虑的侧脸，忽然意识到，自从我爸几年前因为突发心梗去世后，她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爸的离开，对她打击太大了。那种眼睁睁看着最亲近的人在自己面前倒下，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成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从那以后，她就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爱，都转移到了我身上。这种爱，沉重、密集，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控制欲。她害怕，害怕再经历一次那样的失去。

我一直都懂，但我却选择了用逃避和反抗来回应。我拼命工作，搬出去自己住，就是想证明，我长大了，我可以照顾好自己，她不必那么紧张。

可现在，我躺在这张病床上，成了一个连自己体温都无法控制的病人。我所有的努力和证明，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高烧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或许，她是对的。我确实，还没有真正学会照顾自己。

夜里，我被一阵剧烈的寒战惊醒。牙齿不受控制地上下打着架，身体抖得像筛糠一样。赵秀兰立刻惊醒，冲过来用手摸我的额头，然后又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地抱住我，想用她的体温来温暖我。

“晴晴，别怕，妈在呢，妈在呢……”她在我耳边不停地重复着，声音带着哭腔。

我蜷缩在她的怀里，像个回到了巢穴的幼鸟。那一刻，我所有的坚强和伪装都土崩瓦解。我才发现，原来我还是那么需要她。

寒战过后，体温又一次飙升到了三十九度五。护士赶来给我打了退烧针，但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天，我的精神状态更差了。赵秀兰几乎一夜没睡，眼睛肿得像核桃。

上午，科室主任带着一群医生来查房。为首的是一个看起来五十岁左右的男医生，个子不高，但眼神很沉稳，让人有种莫名的信赖感。胸牌上写着他的名字：张文博。

他就是张医生。

他仔细地翻看了我的所有病历和检查报告，然后走到我的床边，温和地问：“小苏，现在感觉怎么样？”

“头疼，浑身没力气。”我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张医生点了点头，又问了几个和李医生差不多的问题。我依然回答“没有”。

赵秀兰在一旁急得不行，忍不住插嘴：“张主任，我女儿前几天一个人去了山里，会不会是在山里染了什么病啊？她就是不听话，我拦都拦不住！”

她又提起了这件事。

我闭上眼睛，不想去看张医生的表情，也不想去回应我妈的话。

然而，张医生并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顺着我妈的话来指责我。他反而转过头，很认真地看着赵秀兰，问道：“阿姨，您别急。她去的是哪座山？在山里都做了些什么？有没有发现身上有什么异常，比如皮疹，或者被蚊虫叮咬的包？”

他的问题，专业而冷静，一下子就将赵秀兰从情绪化的抱怨中拉了出来。

“就是城郊的那个森林公园，”赵秀兰努力回忆着，“她说去工作，拍照片。皮疹……好像没有。虫子……这我就不知道了，她回来也没说。”

张医生的目光重新落回到我身上，那目光平静而锐利，仿佛能穿透我所有的防御。

“苏晴，你自己再仔细想想。有时候一些很小的细节，可能就是诊断的关键。”

我迎着他的目光，心里忽然有了一丝动摇。我想起了那个被灌木丛划到的小腿，那个不起眼的小红点。

可是，当着我妈的面，我怎么说得出口？承认了那个伤口，就等于承认了她的“英明预言”，等于承认了我是个不听话、让自己陷入危险的“坏孩子”。

那将引发一场怎样的风暴？我不敢想。

第三章 一道看不见的伤口

张文博医生似乎看穿了我的犹豫。

他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转头对其他医生交代了几句，然后对我说：“你先好好休息，我们再讨论一下你的情况。”

查房的队伍离开了，病房里又恢复了平静。赵秀兰却像是被张医生的话点燃了引信，立刻凑到我床边，开始了新一轮的盘问。

“晴晴，你快跟妈说实话，在山里到底有没有被什么东西咬？你可千万不能瞒着医生啊，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一个字都像小锤子一样，敲在我的神经上。

“没有，妈，我真的不记得了。”我把头埋进被子里，用一种近乎鸵鸟的方式来逃避。

“你怎么会不记得呢？你再好好想想！”她试图把我的被子拉开。

“我头疼，想睡觉。”我闷声闷气地回了一句，彻底隔绝了和她的交流。

我知道我很自私。在关乎自己健康甚至生命的问题上，我首先考虑的，竟然是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和不想面对母女冲突的懦弱。

赵秀兰见我这样，叹了口气，没再继续逼我。她只是默默地帮我掖了掖被角，然后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一声不吭地削着苹果。那“咔嚓咔嚓”的声音，在安静的病房里显得格外清晰，像是在切割着我们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

一整个下午，我的体温都在高位盘旋。各种抗病毒的、支持性的药物都用上了，但收效甚微。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架在火上烤的病人，意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在那些模糊的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是医院的常客。每次生病，赵秀兰都会比我还紧张。她会整夜整夜地守着我，给我量体温，用酒精擦拭我的身体降温。那时候，我觉得我妈的怀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份安全感，渐渐变成了一种束缚。

她会规定我几点睡觉，干涉我交什么样的朋友，反对我选择离家远的大学，甚至在我工作后，还时常对我穿什么衣服、和谁吃饭指手画脚。她的爱，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让我渴望逃离。

我以为我成功了。我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圈子。我以为我已经在这张网的边缘，找到了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缺口。

但这场病，轻而易举地就把我重新拽回了网的中心。我再次变回了那个无助的小女孩，而她，也再次变回了那个全知全能、掌控一切的母亲。

这种感觉，让我恐慌。

傍晚时分，张文博医生一个人来到了我的病房。那时候赵秀兰正好出去给我买晚饭了。

他没有穿白大褂，只穿着一件简单的蓝色衬衫，让他看起来少了几分医生的威严，多了几分邻家大叔的亲切。

“感觉好点了吗？”他拉过椅子，在我床边坐下。

我摇了摇头。

“还在发烧？”

“嗯，三十九度二。”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道：“苏晴，我知道，有时候和父母沟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尤其是在生病的时候，他们会比我们自己还要紧张。他们的关心，有时候会变成一种压力。”

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些，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也是刚工作没几年。我们俩也经常吵架。”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显得很温和，“他觉得我不懂他，我觉得他不爱惜身体。其实，我们都知道对方是爱自己的，但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

他的话，像一把钥匙，轻轻地插进了我心里那把生了锈的锁。

“你是个设计师，对吧？你的工作需要你去实地勘察，去寻找灵感。这很正常，也很敬业。”他继续说道，“妈担心你，也很正常。因为她是你的妈妈。”

“我……”我的喉咙有些发干，“我只是不想让她那么担心。”

“一个好的结果，才是让她真正放心的唯一方式。而一个好的结果，需要一个准确的诊断。一个准确的诊断，需要你告诉我全部的真相。”张医生的声音不大，但充满了力量，“现在，你可以告诉我，在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病房里很安静，我能听到自己紊乱的心跳声。

我看着他真诚而沉稳的眼睛，那些我一直刻意隐藏和回避的细节，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说出口的理由。

“我……我在山里好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在小腿上。”我小声说，“当时没在意，以为就是普通的树枝。后来我看了一眼，就是一个很小的红点，像被蚊子咬了一样，没几天就结痂了，不痛不痒的。”

“哪个位置？左腿还是右腿？”张医生立刻追问。

“右腿，靠近膝盖窝的地方。”

“能让我看看吗？”

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我吃力地侧过身，把病号服的裤腿卷了起来。

张医生俯下身，仔细地查看我说的那个位置。因为发烧，我的皮肤有些潮红，那个已经结了深褐色痂的小伤口，在周围皮肤的映衬下，显得更加不起眼。

他戴上手套，用手指轻轻地按压了一下伤口周围的皮肤。

“疼吗？”

“不疼。”

“这里有没有感觉比其他地方更硬一点？”

我仔细感受了一下，好像确实有一点。那块皮肤下的组织，似乎有些微的肿胀和硬结。

张医生站起身，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苏晴，你这个情况，很可能不是普通的病毒感染。有一种可能，是蜱虫病。”

“蜱虫？”我心里一惊。这个词我听说过，似乎是一种很厉害的虫子。

“是的。蜱虫喜欢待在草丛和树林里，叮咬人之后会把头部钻进皮肤里吸血，同时可能传播多种病原体，引起发热、皮疹、关节痛等一系列症状。因为叮咬的时候它会分泌麻醉物质，所以人往往感觉不到疼痛。你说的那个小伤口，很可能就是蜱虫叮咬后留下的。”

我呆住了。我怎么也想不到，一场让我烧到快要虚脱的大病，起因竟然是这么一只小小的虫子。

“那……那要怎么办？严重吗？”我的声音开始发抖。

“你先别慌。现在还只是怀疑，需要确诊。而且，就算确诊了，只要及时治疗，大部分都是可以治愈的。”张医生安慰我，“关键是，我们要找到那只虫子。有时候，它吸饱血后会自行脱落，但有时候，它的口器会残留在皮肤里，持续引发炎症反应。”

他顿了顿，看着我，用一种商量的语气说：“所以，我需要给你做一个更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你全身的皮肤，特别是腋下、腹股沟、大腿内侧这些皮肤褶皱比较多的地方。因为蜱虫喜欢钻到这些隐蔽的位置。”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意味着，我需要脱掉衣服，在一个男医生面前，接受一次彻底的检查。

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

“当然，我会让护士在场。如果你同意，我们现在就做。早一点找到病因，就能早一点开始针对性治疗。”张医生补充道。

就在这时，病房的门被推开了。

赵秀兰提着一个保温桶走了进来，看到张医生在，她愣了一下，随即脸上堆起了热情的笑：“张主任，您还没下班啊？真是太辛苦了。晴晴的晚饭我买回来了，小米南瓜粥，养胃的。”

张医生站起身，对赵秀兰点了点头，然后把目光转向我，像是在等我的决定。

空气仿佛凝固了。

我的心里天人交战。一边是难以启齿的羞涩和尴尬，另一边是对疾病的恐惧和对康复的渴望。

赵秀兰显然察觉到了气氛的异样。她放下保温桶，疑惑地看着我们：“怎么了这是？张主任，是不是晴晴的病有什么问题？”

我深吸了一口气，终于做出了决定。

我看着张医生，点了点头，然后用尽全身的力气，对还蒙在鼓里的赵秀兰说：

“妈，张医生要给我做个检查。你……你先出去一下，好吗？”

第四章 真相与风暴

赵秀兰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检查？做什么检查还要我出去？我在这里还能碍着你们不成？”她的声音里充满了不解和一丝被排斥在外的受伤。

“阿姨，是这样的，”张医生适时地接过话，语气平和地解释道，“我们怀疑苏晴的发烧，可能和一种虫媒传染病有关。这种虫子喜欢叮咬人体比较隐蔽的部位，所以需要做一个详细的全身皮肤检查，来寻找可能的叮咬点。有家属在场，病人可能会有些不方便。”

他的解释合情合理，既点明了检查的必要性，又顾及了我的感受。

然而，“虫媒传染病”这几个字，像一颗炸雷，在赵秀兰的脑子里炸开了。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惊恐。

“虫？什么虫？是不是就是在山里惹上的？我就说……我就说不能去那种地方……”她又开始念叨起来，但这一次，声音里没有了之前的理直气壮，只剩下浓浓的后怕。

“妈，你先别激动。”我赶紧安抚她，“现在还只是怀疑，所以才要做检查确认。你先出去等一会儿，有护士在呢，没事的。”

在我和张医生的合力劝说下，赵秀兰才一步三回头地走出了病房。她没有走远，就贴着病房门的玻璃，焦虑地朝里面张望着，像一只守护着幼崽的母兽。

很快，一位年长的女护士走了进来，她动作麻利地拉上了病床周围的帘子，隔绝出一个私密的检查空间。

“小苏，别紧张，放轻松。”护士长温和地对我说。

我点了点头，心里却像揣了一只兔子，怦怦直跳。尽管我知道这是治病所必需的，但那种暴露自己身体的羞耻感，还是让我浑身不自在。

检查开始了。

张医生和护士长的配合非常专业。护士长负责帮我调整姿势，遮挡不必要的部位，而张医生则戴着头戴式放大镜，用手电筒一寸一寸地检查我的皮肤。

他从我的脖颈、腋下开始，然后是前胸、后背，再到四肢。他的动作很轻，也很专注，除了必要的交流，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这让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些。

“右腿膝盖窝的那个伤口，我需要处理一下，可能会有点疼，你忍一下。”张医生说。

他用碘伏给那个小伤口消了毒，然后用无菌探针小心翼翼地拨开已经结痂的表皮。在放大镜下，他仔细地观察着里面的情况。

“口器没有残留，处理得还算干净。”他松了口气的样子。

但这并不意味着警报解除了。因为一只蜱虫，可能意味着还有第二只。

检查继续向下进行。当检查到大腿时，我下意识地绷紧了身体。

“放松，马上就好了。”护士长安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张医生的手电光，缓缓地移动到了我的右大腿内侧。

突然，他停住了。

“这里有个红点。”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护士长也凑过去看。那是一块大约指甲盖大小的红肿区域，中心有一个针尖大小的黑点。因为位置非常隐蔽，加上我自己发烧得迷迷糊糊，根本没有注意到。

“是它。”张医生的语气很肯定。

他换了一把尖头镊子，在护士长的协助下，小心翼翼地夹住了那个黑点。然后，他以一个非常巧妙的角度，垂直向上，缓缓地、坚定地将那个东西提了出来。

整个过程，我几乎没有感觉到疼痛。

当那个东西被完整地取出来，放在白色纱布上时，我才看清了它的真面目。

那是一只灰黑色的虫子，比黄豆粒稍微小一点，身体因为吸满了血而鼓胀得像个气球，几只细小的脚还在微微地动着。

这就是罪魁祸首。

看到它的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有恐惧，有恶心，但更多的是一种尘埃落定的解脱。这场持续了四十多个小时的迷雾，终于散开了。

“好了，找到了。”张医生如释重负地说道，“接下来就好办了。我们会马上给你用上针对性的抗生素。放心吧，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我穿好衣服，护士长拉开了帘子。

一直守在门口的赵秀兰，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进来。当她看到纱布上那只还在蠕动的蜱虫时，整个人都呆住了。

然后，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她哭了。

不是那种嚎啕大哭，而是一种压抑的、痛苦的呜咽。她没有看我，也没有看那只虫子，只是捂着自己的脸，肩膀剧烈地颤抖着。

“妈……”我轻声叫她。

她猛地抬起头，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我。那眼神里，有愤怒，有后怕，有委屈，还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绝望的悲伤。

“啪！”

一声清脆的响声，回荡在病房里。

但这一巴掌，没有打在我的脸上。

她狠狠地打在了自己的大腿上，和蜱虫叮咬我的位置，几乎一模一样。

“你这是要我的命啊！”她终于失控地喊了出来，声音嘶哑，“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不要去！不要去！你为什么就是不听话！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你知不知道，妈有多害怕！”

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下。

这不是一场“我早就告诉过你”的胜利宣言，而是一场迟来的、充满了恐惧的爆发。

在这场爆发里，我终于看懂了她。看懂了她那些没完没了的唠叨，看懂了她那些看似不近人情的控制，看懂了她那张写满焦虑的脸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深沉的爱和恐惧。

她不是想证明她是对的。

她只是害怕，害怕我出事，害怕再一次失去。

张医生和护士长默默地退出了病房，把空间留给了我们母女。

我没有哭，也没有说话。我只是走过去，从背后，轻轻地抱住了她颤抖的身体。

就像小时候，她抱着发烧的我一样。

我把脸埋在她的后背，感受着她身体的温度，轻声说：“妈，对不起。”

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对不起，现在才真正读懂你。

第五章 沉默的苹果

那场风暴过后，病房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赵秀兰不再哭了，也不再对我说话。她只是默默地做着她认为该做的一切。

她会准时把医院食堂打来的饭菜摆在我面前，仔细地把鱼刺挑干净，把虾壳剥好。

她会每天用热水帮我擦拭身体，动作轻柔得像是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

她会在护士来换药的时候，比我还紧张地盯着我的伤口，直到护士说“恢复得很好”，她紧锁的眉头才会稍微舒展一丝。

她把所有的关心，都倾注在了这些无声的行动里。但我们之间，却像隔了一层透明的玻璃。我能看到她，她也能看到我，但我们谁也无法触碰到对方的内心。

这种沉默，比任何激烈的争吵都更让我难受。

针对性的抗生素很快起了作用。当天晚上，我的体温就降到了三十八度以下。第二天，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折磨了我两天多的高烧退去，身体虽然还很虚弱，但脑子却前所未有地清醒。

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被楼宇切割成块状的蓝天，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我妈那天崩溃的样子。

我一直以为，我和她之间的问题，是代沟，是两代人价值观的冲突。我追求独立和自由，她信奉安全和稳定。我们就像两颗在不同轨道上运行的星球，偶尔的碰撞，总会引发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

但现在我才明白，我们之间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价值观的冲突，而是爱的表达方式的错位。

我的爱，是“妈，你放心，我可以”，是报喜不报忧，是努力让她看到我光鲜亮丽的一面。

而她的爱，是“你不能这样，你必须那样”，是无数个“我都是为你好”，是试图用她的人生经验，为我铺就一条她认为最安全平坦的道路。

我嫌她的爱太沉重，太啰嗦，却忘了这份沉重背后，是她独自一人扛起整个天空的恐惧。她嫌我的爱太疏离，太轻飘，却不知道这份疏离背后，是我也想成为她的依靠的笨拙努力。

我们都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对方，却又都用自己的方式，深深地伤害了对方。

隔壁床的老奶奶出院了，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显得更加安静。

下午，赵秀兰坐在床边，又开始给我削苹果。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她的手指因为常年做家务而有些粗糙，但削苹果的动作却异常娴熟。长长的苹果皮，像一条红色的丝带，一圈一圈，连绵不断。

这是她的绝活。我从小就喜欢看她削苹果，总觉得那是一种神奇的魔法。

“妈。”我终于鼓起勇气，打破了沉默。

她削苹果的手顿了一下，但没有抬头，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

“这次……谢谢你。”我说。

我知道，如果没有她不依不饶地坚持，如果没有她逼着我来大医院，如果没有她在张医生面前反复提及我去山里的事，或许，那只致命的蜱虫，还不知道要在我身上潜伏多久。

是她那份看似偏执的爱，救了我的命。

赵秀兰的手又停住了。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你是我女儿，我不谢你，谁谢你。”她的声音有些沙哑。

她把削好的苹果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用牙签插好，放进盘子里，推到我面前。

“吃吧。”

我拿起一块苹果，放进嘴里，很甜，很脆。

“妈，”我看着她，认真地说道，“以后，我做什么事，去什么地方，都提前跟你说，好不好？我拍照片给你看，跟你视频，让你知道我很安全。”

这是我能想到的，我们之间最好的妥协。我不能放弃我的工作和生活，但我可以让她参与进来，让她安心。

赵秀兰愣愣地看着我，眼圈又红了。

“你……你这孩子，工作那么忙，哪里有时间天天跟我汇报。”她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有时间的。”我笑着说，“给你打电话的时间，总会有的。就是怕你嫌我烦。”

“我嫌你烦？”她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下子被我逗笑了，眼泪还挂在睫毛上，“我这辈子，就没嫌你烦过。”

那个下午，我们聊了很多。

我第一次主动跟她讲我工作上的事，讲那个山地度假村的设计理念，讲我为了找到最好的角度，在山里爬了多久。她也第一次没有打断我，没有指责我，只是安静地听着，时不时地问上一句：“那辛不辛苦？吃饭了没有？”

我还跟她讲了我的感情生活，那个我一直没敢告诉她的、刚刚开始交往的男朋友。我告诉她，他是个摄影师，我们就是因为工作认识的。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什么时候，带回来让妈看看。”

没有盘问，没有挑剔，只有一句最朴素的接纳。

我忽然意识到，那只小小的蜱虫，它咬开的不仅仅是我的皮肤，也咬开了我们母女之间那层厚厚的、由误解和隔阂筑成的硬壳。

它让我们都看到了对方最脆弱的一面，也让我们，看到了爱最真实的样子。

爱，不是控制，也不是说教。

爱，是把你的后背，放心地交给对方。

第六章 新的旅程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

张文博医生每天都会来查房，看到我们母女俩气氛的变化，他总是会心地笑笑。出院那天，他特意嘱咐我：“以后去野外，记得穿长袖长裤，扎好裤脚，喷上驱蚊液。妈会帮你记得的。”

我回头看了一眼赵秀兰，她正用力地点着头，像个认真听讲的小学生，脸上是前所未有的郑重。

我笑了。我知道，以后我的每一次出行，我的背包里，一定会多出一份来自赵秀兰女士的“安全装备清单”。但我不会再觉得那是负担，那是她用自己的方式，在参与我的人生。

出院手续是赵秀兰办的。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初秋的阳光洒在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辆上，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一场高烧，像一次短暂的濒死体验，让我重新审视了生命中那些被我忽略的、最重要的东西。

赵秀兰办完手续出来，手里提着我的住院行李，另一只手却空着。

“妈，我来拿吧。”我迎上去。

“不用，没多重。”她躲开我的手，然后像是变戏法一样，从口袋里掏出两个东西，递给我一个。“给你，路上口渴了喝。”

我低头一看，是一个小小的保温杯，粉色的，上面还印着卡通兔子。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是蓝色的，被她攥在自己手里。

“你……你什么时候买的？”我有些惊讶。

“昨天下午，我出去买菜的时候路过超市，看见搞活动，就顺手买了。母女款。”她有些不好意思地别过脸，假装看着远处的风景，“以后出门，记得自己带水喝，外面的饮料不健康。”

我握着那个还有些温热的保温杯，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又酸又软。

我知道，她还是那个赵秀兰，那个永远把“多喝热水”挂在嘴边的赵秀兰。但我也知道，她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赵秀兰了。

她开始学着，用一种更柔软的方式，来表达她的爱。

回家的路上，我接到了男朋友周然的电话。

“晴晴，出院了吗？我来接你。”

“已经出来了，我妈在呢。我们自己打车回去就行。”

“那好，我直接去你家，给你们做了点好吃的，庆祝你康复。”

挂了电话，我有些忐忑地看着身边的赵秀兰。

“是……那个摄影师？”她看似不经意地问。

“嗯，他叫周然。”我小声说，“他说做了饭，要去家里看我。”

赵秀兰沉默了。我心里开始打鼓，不知道她会作何反应。按照以往的剧本，她一定会说：“刚出院身体还虚着，见什么朋友，在家里好好休息最重要！”

但这一次，她只是平静地说：“那感情好，正好让妈也见见，帮你把把关。”

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那天晚上，我的小公寓里，第一次同时出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周然是个阳光开朗的大男孩，厨艺很好，也很会说话。他一边在厨房里忙活，一边跟赵秀兰聊着天，从摄影技术聊到养生心得，竟然把我妈逗得哈哈大笑。

赵秀兰嘴上说着“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花架子”，但眼神里的满意，却是藏不住的。

吃饭的时候，周然给我夹了一筷子青菜，说：“多吃点蔬菜，补充维生素。”

几乎是同时，赵秀兰也给我夹了一块鱼，说：“多吃点鱼，补充蛋白质。”

两双筷子在我的碗上空相遇，周然和赵秀兰对视了一眼，都笑了。

我看着他们，再看看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忽然觉得，这大概就是幸福最具体的样子。它不是什么宏大的叙事，就是这样一餐饭，两个人，三份关心。

送走周然后，赵秀兰一边帮我收拾碗筷，一边状似无意地评价道：“小伙子看起来还行，挺精神，也勤快。就是有点太瘦了，得多吃点。”

我笑着说：“妈，你觉得好就行。”

“我好不好不重要，关键是你自己觉得好。”她把洗好的碗放进橱柜，转过身，很认真地看着我，“晴晴，妈以前……管你管得太严了。妈是怕你吃亏，怕你走弯路。但现在妈想明白了，路是你自己的，得你自己走。妈不能陪你一辈子，只能在旁边看着你，提醒你，天冷了加件衣，下雨了带把伞。”

“妈……”我的眼眶又热了。

“行了，别哭哭啼啼的，刚出院呢。”她拍了拍我的手，“以后啊，有什么事，开心的，不开心的，都跟妈说说。别一个人扛着。妈虽然老了，帮不上你什么大忙，但听你说说话，还是可以的。”

“嗯。”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个晚上，赵秀兰没有回自己家，她坚持要再照顾我一晚。我们母女俩，像小时候一样，挤在一张床上。

我跟她讲我那个度假村的设计方案最终通过了甲方审核，获得了高度赞扬。她听着，脸上露出骄傲的神情。

她跟我讲她最近在老年大学报了个国画班，画的山水画还被老师表扬了。我看着她手机里那些略显笨拙但充满生气的画作，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

我们聊了很久很久，直到两个人都沉沉睡去。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没有发烧，没有蜱虫，也没有争吵。

我梦见我和赵秀兰，还有周然，一起走在我设计图纸上的那条山间小路上。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赵秀兰不再念叨着危险，而是饶有兴致地指着远处的风景，让我帮她和周然拍合影。

我举起相机，取景框里，他们笑得灿烂又真实。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个梦。

这是我们新的旅程，刚刚开始。而这一次，我们学会了如何并肩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