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晚年，除了最喜欢所有的红色外，更加喜欢游泳过后抽支烟

1974年12月，长沙夜凉如水。湘江边的雾刚散，毛泽东撑着警卫递来的手杖站在窗前，盯着江面一阵出神。八十一岁的他忽然转身：“水温呢？”警卫答：“主席，只八度。”毛泽东摇头，却没说放弃。

第二天只好改去室内恒温池。池水不过二十五度，他仍嫌热，说完解下外套，一个“浪”字还未出口，整个人已没入水中。岸上的医务员心都提到嗓子眼，可他像突然年轻二十岁，在水里划出长长一道白痕，不紧不慢，又聊起旧事。

上岸后，湿漉漉的拖鞋咯吱作响，他向侍卫伸手：“烟。”这是惯例。烟燃起的一瞬，淡蓝与身上的大红泳裤形成强烈对比。那条泳裤是两年前特意定制，纯正胭脂红。原本谁也以为主席会照旧“旧的不坏绝不换”，没想到他爽快掏钱，理由只有一句：“红得好。”

红色对毛泽东而言不只是喜好，更像某种暗号。中南海里，新铺的地毯是红的，窗帘是淡红的，连台历封面也挑了大红。工作人员揣测，有人说是怀念火红的革命年代，也有人悄声提起杨开慧的小名“霞姑”。毛泽东并未解释，只对身边人说过一次：“看着舒心。”

然而，再浓的怀旧也改变不了他对水的执念。早年私塾放学，他就往池塘里泡；16岁那次横渡湘江差点卷进漩涡，仍咬牙游到底；1925年，写下《沁园春·长沙》后再赴湘江，“到中流击水”一句，从此跟着他闯过风浪与战火。

1949年北戴河，台风后海上白浪翻涌，海员摇头，他却脱鞋下海。浪里浪外，一首《浪淘沙·北戴河》随手写就。七年后武汉视察，他第一次横渡长江，五天三渡，记录写到第42次。每次上岸，第一件事依然是摸烟。医务员劝，他摆摆手：“抽完这支听你们的。”当然，从未真听。

晚年烟瘾更大。工作人员托驻日内瓦使馆买来过滤烟嘴，两打，94块多。钱未报销前，使馆来电催款。“私人之物私人付费。”毛泽东笑着批示，立刻掏钱。几十年的家计本里，这一笔支出被写得清清楚楚。

账本自1950年记到1977年，21册，全是毛泽东一家柴米油盐。工资404块8，他的，江青243块。表面风光，账里却不宽裕——毛远新、江青姐姐、勤务人员、来访亲友，全靠这一份工资接济。每月茶叶两斤、香烟近百包，水电、房租样样明细。“公是公，私是私”，他对管账秘书只交代过这八个字。

红色、江水、青烟，三件事在他晚年交织。一件紧迫的国事文件写到深夜，抬头是红窗帘；批阅《黄河治理规划》时，停顿片刻，思绪滑回从未完成的“黄河一泳”；捻灭烟头，又吩咐秘书修改数字。

回到1974年那次冬泳。毛泽东在水里足足泡了二十分钟。上岸裹上红毛巾，他喘着气，却精神抖擞，对紧张的医生说：“我征服过长江，大海也下过，这点小沟…不算什么。”说罢再要一支烟，医生迟疑，他挥手。火星一闪，又吞云吐雾。

水面很快归于平静。房间里散着轻淡的茶香，墙角那堆最新送来的红色文件正等批示。毛泽东掸去泳裤上的水珠，转身坐到书桌前，烟雾在灯光下缭绕，他提笔，在纸上写下当天的时间——“一九七四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