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嫂生病我照顾她100天，临走前她悄悄塞给我一本账本 这是欠你的

大嫂生病我照顾她100天，临走前她悄悄塞给我一本账本：这是欠你的！

大嫂病了。

这消息是嫂子的姐姐从县医院打来的。她说话带着鼻音，我没听清前面几句，只听见”淋巴瘤”这三个字时，手里的茶碗掉在了地上。碎成了三瓣，热茶溅到了裤腿上，我也没顾得上擦。

那是去年的农历五月，热得连树上的知了都懒得叫了。

大哥和大嫂在县城开了家小超市，平常我很少过去，他们也很少回村里。一来忙着看店，二来大哥总说”农村没什么好回的，老房子都快塌了”。我也懒得去城里，大嫂每次看到我都要说”二弟，你也四十多了，该找个对象了”，听多了心烦。

超市关了门，大哥整日守在病房里，眼睛里全是血丝。大嫂刚查出来时，医生说最多半年的时间。大哥哭得像个孩子，背过身去抹眼泪，又回过头来咬牙说”借钱也要治”。

大嫂其实比大哥小五岁，才四十出头，人很干净，喜欢穿藏蓝色的衣服。我记得她总爱把衣服折成小方块码在货架后面的柜子里，整整齐齐的。现在躺在病床上，皮肤黄黄的，眼睛深陷，头发剃光了，戴着顶浅粉色的毛线帽，是她自己钩的。

病房里有股消毒水味，混着隔壁病床老人的尿骚味。窗台上摆着半块西瓜，上面盖着塑料纸，纸上有几只苍蝇在打转。

“二弟，你回去吧，店里的事我会处理。”大哥摆摆手，腿上放着一叠账单，皱得不成样子。他戴着副黑框眼镜，头发没梳，像根稻草一样立起来，额头上汗涔涔的。

我看看大嫂，她朝我笑笑，眼角有细纹，“二弟，今天你嫂子想吃点米粥，你有空吗？”

那天下午我去医院食堂端了碗白粥。刚出电梯门，就看见大哥蹲在走廊转角处抽烟，烟灰抖在鞋面上也不管，平时他可是连衣服上有根头发丝都要摘掉的人。

我端着粥从他身边走过，他没看见我，只顾一个劲地吸烟，嘴里低声念叨着什么。

“钱，都是钱的事。”

大嫂喝完粥，靠在床头休息。我起身要走，她喊住我：“二弟，今天你大哥要回超市拿点东西，你能不能陪我说会儿话？”

我点点头，坐回椅子上。病房里有台老式电视机，放着地方台的戏曲节目，声音开得很低。对面床的老太太打着呼噜，涎水从嘴角流下来，她儿子在擦。

大嫂看了会儿电视，突然问我：“二弟，你还记得我刚嫁过来那年吗？”

我记得。那年我十六岁，大哥二十四，大嫂十九。她是隔壁村里的姑娘，长得漂亮，说话轻声细语的，和我们村的姑娘不一样。

我爹身体不好，常年吃药。一年冬天，药钱没了，是大嫂把自己的金耳环拿出来当了。后来我爹干农活咳出血，大嫂抱着他往卫生院跑，那会儿她自己还怀着七个月的孩子。

大嫂看电视时突然抓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凉，骨节突出，“那孩子要是在就好了。”

孩子没保住。生下来就没气了，是个男孩。大哥哭了三天，把所有小衣服都烧了。后来又怀过两次，都是女孩，一个流产了，一个早产没活过三天。再后来，大嫂就再也怀不上了。

村里人背后嚼舌根，说大嫂命硬克子女，还克夫家。我爹死了，大哥做生意赔了，都被人添油加醋地传成了大嫂的”罪过”。

大嫂知道，她从来不说什么，只是更少回村里了。

病房窗外，对面楼顶上一群鸽子飞来飞去。有个小孩喂它们，把面包屑扔在天台上，鸽子啄食时发出咕咕的声音。

“让你二嫂过来帮忙吧。”大嫂突然说。

我愣了下才反应过来，“我哪有二嫂。”

大嫂笑了，目光柔和地看着我，“我知道芳芳一直等你，那丫头人好，就是嘴硬。”

芳芳是我同村的姑娘，小我四岁，比大嫂还小一岁。上学时经常来我家借书看，后来出去打工了，每年春节回来都会给我带点小东西，什么钱包啊，围巾啊，她自己织的。我收是收了，也没多想。

大嫂说：“那丫头眼光好着呢，我问过她，她说就喜欢你这样踏实的。”

我脸上一热，“大嫂，你好好休息，别想这些了。”

第二天我去医院的路上买了个煎饼，路过一个小花店，想着买束花去看大嫂。花店里有个女孩正在包花，戴着顶草帽，脸被帽檐挡着，看不清楚。我站在门口犹豫。女孩抬头，是芳芳。

“你怎么在这？”我吃了一惊。

芳芳手里拿着一捆满天星，脸有点红，“我…我在这里帮忙。你要买花？”

我点点头，不知怎么的，把刚想好的话全忘了。

芳芳包了一小束满天星给我，“给大嫂吧，她喜欢这个。”

我没问她怎么知道大嫂喜欢满天星，接过花就走了。走出去几步又返回来，“下班了我来接你。”

那天晚上我们去了医院旁边的小公园，路灯昏黄，有对老夫妻在跳广场舞，音乐声不大。芳芳说她一直在县城打工，前段时间回村探亲才知道大嫂病了，就留下来了。

“我听说…你在照顾大嫂？”芳芳问。

我嗯了一声。自从大嫂住院，大哥就变得焦躁不安，整天为钱的事发愁。超市没人看，我就主动提出帮忙照顾大嫂。其实我不太会照顾人，常常手忙脚乱的。

芳芳站起来，“我跟老板请几天假，去帮你吧。”

我没推辞。

第二天芳芳就来了医院，带了些自己做的小点心。她很有耐心，给大嫂擦身、喂饭、整理床铺，动作轻柔又利落。大嫂看着她，眼里有光。

“二弟有福气。”大嫂小声对我说。

治疗很痛苦。化疗让大嫂吐得厉害，她瘦得只剩皮包骨，脸上却还挂着笑。每次打完针，她总说”不疼，一点都不疼”，可我看见她的手指抓着床单，指节发白。

芳芳来的第三天，大哥突然说要把大嫂转去市里的大医院。“那边有特效药，好使。”大哥搓着手，眼睛里有希望的光，“就是贵点。”

大嫂摇摇头，“别折腾了，在这就挺好。”

大哥不听，执意要转院。当天晚上，他去找人借钱，到处借，亲戚朋友都借遍了，还是差一大截。

他回来时已经是深夜，我正在病房外的长椅上打盹。他坐在我旁边，点了根烟，半天没说话。

“超市能卖多少钱？”他突然问。

我一愣，“你要卖超市？”

大哥深深吸了口烟，“卖了也不够，房子也得卖。”

“大哥…”

“我就这一个老婆。”大哥打断我，声音沙哑，“当年她嫁给我，受了多少苦你不是不知道。我爹那病，她起早贪黑地伺候，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我做生意赔了钱，她也没怨过我…二弟，我得救她。”

我没再说什么。大哥把烟头按灭在长椅下面，走进病房去了。

第二天，芳芳来得很早，见我趴在椅子上睡着了，把自己的外套披在我身上。我醒来时，她正蹲在地上洗拖把，袖子挽到胳膊肘，手上有块红疹，可能是消毒水过敏了。

我去帮她，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她没躲。

“大嫂说让你好好照顾自己。”芳芳说。

我点点头，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转院的事没成。大嫂的病情恶化得很快，转院证明还没办下来，她就已经不能下床了。大哥整日守在病床前，寸步不离。

有天中午，护士来换药，要我们都出去。大哥不肯，被护士长强行拉出来了。走廊里，他一言不发地抽烟，手抖得厉害。我站在窗边，看见对面楼上的小孩又在喂鸽子了。

“我对不起她。”大哥突然说。

我回过头，不解地看着他。

“前几年我…我外面有人。”大哥的声音很低，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嫌她不能生，觉得她克我。外面那个能生，都怀上了，后来我清醒了，把事情处理了。可我…我对不起你嫂子。”

我没想到会听到这个。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站着。

“她知道吗？”过了好久，我才问。

“知道。”大哥叹了口气，“她什么都知道，可从来不说。”

护士出来了，叫我们进去。大嫂躺在床上，脸色比刚才还苍白。她看了大哥一眼，嘴角扯出个微笑，然后闭上眼睛。

芳芳每天都来，她似乎很懂怎么照顾病人。看她熟练地换药、按摩，我忍不住问：“你以前干过护工？”

芳芳摇摇头，“我妈生病的时候，我照顾了两年。”

我这才想起来，她母亲几年前去世了，好像也是癌症。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有些愧疚。

芳芳没说什么，继续给大嫂擦身子。床头柜上的满天星已经干了，花瓣一碰就掉。我想着该买束新的。

大嫂的情况越来越差。医生说准备后事吧，大哥听了，冲出病房，在走廊上砸了个垃圾桶。我和芳芳一左一右扶住他，他像头困兽一样在哭，却发不出声音。

那天晚上，我和芳芳在医院外面的小摊上吃面。夏末的风已经有些凉了，她穿了件灰色的卫衣，袖子很长，把手都遮住了。她吃了两口就放下筷子，说不饿。

“你知道吗，我其实挺怕的。”她突然说。

“怕什么？”

“怕死。”她看着碗里的面，眼睛里有水光，“我妈走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她喊渴，我去倒水，回来她就…我总觉得，如果我不去倒那杯水，她也许就不会走。”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小，有点凉。

我说：“不是你的错。”

她点点头，鼻尖红红的。

九月初的一天，大嫂突然精神好了些，能坐起来吃点东西了。大哥脸上有了笑容，说这是好转的征兆。医生欲言又止，最后什么也没说。

那天晚上，大嫂让大哥回超市去拿她的针线包，说想给我织顶帽子。大哥很高兴，连忙去了。

屋里只剩我和大嫂。她从枕头底下掏出个小本子，递给我。

“二弟，这个给你。”

我接过来，是本旧账本，皮面的，已经发黄了。

“这是欠你的。”大嫂说，声音轻得像片羽毛。

我疑惑地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着：二弟高中学费，2000元。下面还有：二弟大学第一年学费，4300元；二弟买电脑，3000元；二弟住院，5600元…

我愣住了。这些都是我上学、生病时用的钱，我一直以为是大哥给的。

“大哥的钱都投在生意上了。”大嫂轻声说，“这些都是我做小工挣的，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我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二弟的婚礼，20000元，待付。

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怎么也止不住。

“大嫂…”

“傻孩子，别哭。”大嫂伸手擦我的眼泪，她的手指粗糙干瘪，“我这辈子没能给大哥生个孩子，就把你当儿子看了。你上大学那年，我去学校看你，远远地站在食堂外面，看你和同学一起吃饭，高高兴兴的，我特别满足。”

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答应我，照顾好大哥，也照顾好自己。芳芳是个好姑娘，别辜负人家。”大嫂说完，靠回床头，闭上眼睛，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像是卸下了什么重担。

大嫂走得很安详，就在那天晚上。大哥回来时，她已经睡着了，再也没醒过来。

葬礼那天下了雨，不大，淅淅沥沥的。我和大哥撑着伞站在墓前，他比我记忆中老了二十岁，背都驼了。芳芳站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

回村的路上，大哥一直没说话。快到家了，他突然停下脚步。

“她最疼你。”大哥说，声音里没有怨恨，只有疲惫，“小时候你发烧，她抱着你走十里路去卫生院；你高考那年，她每天四点起来给你做早饭；你上大学，她一个人去火车站送你，回来哭了一晚上…”

我低着头，泪水模糊了视线。

“她没走那天，医生就告诉我了。她知道自己要走，不想你难过，才支开我，自己和你告别。”大哥的声音哑了，“她临走前告诉护士，说她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你结婚。”

雨越下越大，打在伞上啪啪作响。我站在原地，想起账本上最后那行字：二弟的婚礼，20000元，待付。

一年后，我和芳芳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在村里的祠堂办的。大哥从县城赶回来，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穿着件深蓝色的衬衫。

“这是你嫂子的颜色。”他说。

婚礼上，我用大嫂给我留的钱，请全村人吃了顿饭。饭桌上摆了张大嫂的照片，她穿着藏蓝色的衣服，笑得很温柔。

那本账本我一直留着，夹在一本农业技术书里。有时候翻出来看看，总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药草香，是大嫂手上的味道。

芳芳有天整理书架，发现了那本账本。她翻开看了看，又轻轻合上，什么也没问，只是抱了抱我。

我知道，她懂。

后来村里人传，说半夜经过大嫂的坟头，能看见一个蓝衣女人在那里织毛线。我不信这些，但每次去扫墓，总会带上一束满天星。那是大嫂最喜欢的花。

五月的风吹过麦田，金浪滚滚。我站在地头，想起大嫂说过的话：“人这辈子啊，欠的，借的，都得还。可有些情啊，欠下了，就是一辈子也还不完的。”

那些日子像一场长梦，大嫂住院的100天，我照顾她，其实是她在照顾我们所有人。她用自己的方式，教会我们如何爱人，如何生活，如何坦然面对生死。

我抚摸着口袋里那本已经发旧的账本，知道这笔账，我这辈子都还不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