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库老支书患癌不告诉家人，默默养鱼三年，儿子出国那天才明白

水库老支书的秘密

我在镇医院的放射科工作，每天都能遇到形形色色的病人。那天老支书来复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他还穿着那件褪了色的蓝布中山装，口袋里插着根钢笔，笔帽上的金属夹都磨得发亮了。裤腿上沾着些许泥点，大概是从水库那边直接过来的。

“李支书，您自己来的啊？”我冲他打招呼。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着点点头：“是啊，骑电动车来的。”说着还拍了拍裤腿上的泥，“刚从鱼塘那边过来。”

我注意到他的病历本已经破旧得不成样子，封面都卷了边。上面贴着个老式的红色标签，写着”肝癌”两个字。这字我再熟悉不过，每天都要看到无数次，但写在老支书的病历本上，总觉得特别刺眼。

“儿子没跟着来？”我随口问道。

“他啊，”老支书咧嘴笑了，露出两颗金属假牙，“忙着呢，这不马上要出国了嘛。”

我听说过他儿子的事。前些年考上了国外的什么项目，一直在准备，这两年终于要成了。

检查室里放着台老旧的收音机，正断断续续地播着天气预报。老支书躺在检查床上，我调整机器的时候，看见他的目光落在窗外。窗台上堆着几个旧花盆，里面种着些不知名的野花，开得正旺。

“您这病，家里人知道吗？”我一边操作一边问。

“没跟他们说，”他摆摆手，“何必让他们担心。再说了，我这不是挺好的嘛。”

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被突然插进来的广告打断了，是什么养生保健品的声音。老支书轻轻笑了笑：“现在这广告，都赶着趟儿来。”

检查完，他坐起来，动作很利索，完全看不出是个癌症病人。我递给他放在一旁的褪色布包，摸上去还是温热的，大概是在太阳下晒了很久。

“您这养鱼……”我欲言又止。

“哦，这不是儿子要出国嘛，”他系上布包的带子，“总得给他准备点路费。这些年光顾着他念书，家里也没剩下什么。”

我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诊室外面传来护士叫下一个病人的声音，夹杂着走廊上的脚步声。

“行了，我走了，”他站起来，把病历本塞进布包，“鱼还等着喂呢。”

那天之后，我经常能在镇上遇到老支书。有时是在农资店买鱼饲料，有时是在药店拿药。每次见到他，他都是那身褪色的中山装，仿佛这些年从未换过。

渐渐地，我知道了他养鱼的地方。是水库边上一片废弃的小水潭，原本是修水库时留下的取土坑。那儿很偏僻，一般人想不到会有人在那养鱼。

有一次下班路过那儿，我远远地看见他在喂鱼。夕阳的余晖洒在水面上，泛着金光。他弯着腰，一把一把地撒着饲料，动作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水潭边上搭着个简陋的凉棚，顶上盖着块老旧的油布。棚子一角放着把破藤椅，椅子旁边是个翻转的泡沫箱，上面摆着个肥皂盒大小的老式收音机。

那天刚下过雨，泥地上全是脚印。有他那双老式胶鞋的印子，歪歪扭扭的；还有些不知名的鸟雀留下的爪印，零零散散的。我站在远处看了会儿，没打扰他，悄悄走了。

后来去医院复查，我们又见过几次。有一回他说起儿子要出国的事，说手续基本办完了，就等着签证下来。他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摆弄着那本破旧的病历本，笑容满面。

“这鱼啊，再养两个月就能出了，”他像是自言自语，“到时候卖个好价钱。”

我知道他的病情在恶化。新的检查片子上，那些阴影比之前大了许多。但他从来不问，每次来都是笑呵呵的，说自己感觉好得很。

又过了段时间，他儿子签证下来了。那天我在医院值班，看见他骑着电动车进来，车后座绑着个塑料桶。

“这是送您的，”他把桶递给我，里面装着活蹦乱跳的鲫鱼，“自己养的，比外面卖的新鲜。”

我想推辞，他却已经转身走了，脚步匆匆。我追出去，只看见他骑着车消失在医院门口的转角。那天下午特别热，柏油马路被晒得冒烟，路边的榕树叶子都蔫了。

第二天是他儿子出国的日子。早上我去菜市场，远远看见他在街角的照相馆门口。他换了身深色的西装，大概是年轻时候的老衣服，袖口和裤脚都短了一截。

那天傍晚，我接到医院急诊科的电话。说是水库边发现一个晕倒的老人，被人送过来了。我赶过去的时候，他已经醒了，正靠在病床上喝水。

“都说了不要住院，”他还是笑着，“这多浪费钱啊。”

床头柜上放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他那件湿漉漉的中山装。旁边是他的布包，敞开着，能看见里面的病历本和一个旧钱包。

“今天儿子走了吧？”我一边给他调点滴一边问。

“嗯，”他点点头，“我没过去，怕他看出来。”说着，他从布包里摸出钱包，抽出一张照片。照片已经泛黄了，边角都卷起来了，是他儿子小时候的样子。

“那会儿他才这么高，”他比划了一下，“现在都要出国了。”

我给他掖了掖被角，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沉默。窗外响起蝉鸣，断断续续的，像是在叹息。

病房里很安静，只有点滴落下的声音。他又开始说起养鱼的事，说鱼已经长得很大了，再过几天就能卖个好价钱。说着说着，声音渐渐低了下去，我见他睡着了，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去查房，发现他不见了。床头柜上放着张纸条，字迹有些潦草：家里还有鱼要喂，改天再来复查。

我拿着纸条站在窗前，看见远处的天边浮着几朵白云。一架飞机正缓缓爬升，留下一道白色的尾迹，慢慢消散在晨光里。

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老支书。听说他把鱼塘转让了，据说卖了不少钱。有人在他家门口见过他儿子，拎着个行李箱，进进出出好几趟。

再后来，我偶尔路过那片水潭，发现凉棚还在，只是油布已经破了好几个洞。藤椅东倒西歪地躺在泥地上，上面落满了树叶。那个老式收音机还在泡沫箱上，积了厚厚的灰。

有天下班，我特意绕到那边去看看。水潭边长满了芦苇，随风摇曳。夕阳的余晖洒在水面上，映出一片金色。我蹲下身，往水里看，似乎能看见几尾鱼影，在深处缓缓游动。

风吹过芦苇，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说着什么。我在岸边站了很久，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往回走。路过老支书家的时候，看见门口贴着张纸条：出租。

夜色渐深，街上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来。我站在路灯下，看着那张纸条，想起老支书说过的话：这鱼啊，得养个好价钱。那时候我们谁都没说破，但其实都明白，他是在给儿子准备最后一份礼物。

后来，我辞了医院的工作，开了家诊所。有时候会遇到从外地来的病人，我就会想起老支书。不知道他儿子在国外过得好不好，有没有收到那笔鱼塘的钱。也不知道老支书现在在哪里，他的病怎么样了。

诊所的窗台上，我种了几盆野花，和当年医院检查室里的那些一样。每次看见它们开花，我就会想起那个总是笑呵呵的老人，想起水潭边的夕阳，想起那些在深水中缓缓游动的鱼影。

有时候，我觉得他一直都在那片水潭边。在破旧的凉棚下，坐在歪歪扭扭的藤椅上，听着老式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声音，看着夕阳把水面染成金色。风吹过芦苇，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父爱的故事，那些永远说不出口的话，都化作了水中的涟漪，一圈圈漾开，却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