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父亲去陕西当麦客，二十来天后，他变得又黑又瘦像老了十岁

1985 年的夏天，热得邪乎，村子被日头烤得没了生气，家家户户的土坯房都像被抽干了精气神，蔫巴巴地趴在黄土地上。咱村里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紧巴，就像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穷汉，为了多挣几个子儿，能绞尽脑汁想各种门路。

我大（爸）那年刚好 30 岁，身板壮得像头牛，可家里的光景实在是愁人。囤里的粮食不多了，吃了上顿得盘算下顿，我和弟弟上学还要交学费，书本费，哪哪都要用钱。我大瞅着这情况，一咬牙，决定跟着村里的把头去陕西赶麦场。这赶麦场，虽说辛苦，可挣的是现钱，能解家里的燃眉之急。

走的那天，天还没亮透，我妈就窸窸窣窣地起身了，灶膛里的火光照亮了她满是愁绪的脸。她先是烙了几张大饼，那白面不多，掺了些玉米面，可也烙得金黄香软。又把家里那床补了好些补丁的被子，仔仔细细地捆得紧实，往我大肩上一挂，嘴里还念叨着：“他大，这一路山高水长的，你可把自个儿照顾好。”

我大站在院子里，手里攥着那把磨得锃亮的镰刀，刀刃在晨光里闪着寒芒，那可是他割麦的好家伙，每年麦收都靠它。他瞅了瞅我妈，又摸摸我和弟弟的头，粗声粗气地说：“哭啥，我走咧，屋里头你多操点心，看好娃们，等我回来，指定能挣些钱，咱日子就好过咧。”说完，扭头大步就走，那背影看着硬气，可我晓得，他心里也犯嘀咕，毕竟这一去，人生地不熟的，啥难处都得自己扛。

到了火车站，那场面乱哄哄的，就像捅了马蜂窝。人多得像蚂蚁搬家，大包小包堆得满地都是，有破旧的蛇皮袋，鼓鼓囊囊塞着被褥衣物；还有用麻绳捆着的篮子，里面放着干粮咸菜。吆喝声、呼喊声、孩子的哭闹声，混在一起，吵得人脑仁疼。我大他们几个寻了个空当，眼睛死死盯着进站的火车，像盯着猎物的猎人。瞅着火车减速进站，瞅准时机，跟着一群人就往上扒。火车“哐当哐当”响，风刮在脸上生疼，像刀子割一样，我大紧紧抓着车帮子，手指都泛白了，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找了个角落蹲下，心里头念叨着：“这一路，可得顺顺当当，挣了钱，家里就不愁咧。”

一路颠簸，到了陕西地界。刚下火车，人生地不熟的，两眼一抹黑。只能一路打听着往麦场走，脚下的土路被太阳晒得滚烫，烫得直冒烟，走一步，尘土就扬起来，迷得人睁不开眼。好不容易瞧见麦场，那一眼望不到边的金黄麦子，在风里沙沙响，像是等着人去征服。麦浪翻滚，层层叠叠，看着喜人，可我大他们心里清楚，这得流多少汗，费多少力才能收割完。

麦场主是个大胡子，扯着嗓子喊：“割麦的，手脚麻利些，咱这按亩算钱，割得快挣得多！别偷懒耍滑，不然可没钱拿！”声音像打雷一样，在麦场上空回荡。我大他们赶忙应和：“知道咧，场主放心，咱都是实在人，指定把活干好。”说完，操起镰刀就扎进麦浪里。

我大弯着腰，镰刀挥舞得像风车，“唰唰”几下，一大片麦子就倒下了。这活儿看着简单，实则累人，腰弯久了，直起来都费劲，感觉腰杆子要断了似的。汗珠子顺着脊梁骨直往下淌，把衣衫都湿透了，贴在背上，难受得很。眼睛被汗水蜇得生疼，可不敢抬手擦，怕耽误功夫，只能使劲眨巴眨巴，让泪水把汗水冲开些。

到了饭点，地头有个简易的灶棚，一口大铁锅架在土灶上，锅里煮着面。我大饿得前心贴后背，端起一碗面，呼呼啦啦就往嘴里送，一口气能扒拉五碗面。那面没什么臊子，就飘着几点油星，可在饿极了的人嘴里，那就是山珍海味。吃完一抹嘴，又下田接着干。

晚上没地儿睡，就寻着人家房檐底下，把被子一铺，和衣躺下。蚊子嗡嗡叫，像轰炸机一样在耳边盘旋，咬得浑身是包，伸手一抓，就是一道道红印子。可累了一天，实在是太困了，头一沾地，就睡得死沉。夜里偶尔会被冷醒，风一吹，凉飕飕的，只能把被子裹紧，翻个身接着迷糊。

一个多月下来，麦收完了，我大挣了些辛苦钱。可再看他，人瘦了一圈，脸上黑得像锅底，皱纹像刀刻似的深，头发乱蓬蓬，沾满了麦秸碎屑，看着像老了十岁。回到家，我妈瞧见，眼泪簌簌直落，“你咋成这模样咧？”我大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还算整齐的白牙：“没事儿，钱挣下咧，这一趟，值！”

那以后，家里日子慢慢缓过来些，我大这赶麦场的经历，也成了村里人的谈资。老人们围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抽着旱烟，说起我大，都竖起大拇指，“那后生，是条硬汉，为了家，啥苦都能吃。”咱这一辈人听着，也懂了生活不易，老一辈的辛苦，都在那些汗珠子里，渗进土里，长了咱的根，让咱知道，好日子都是用汗水泡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