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教授退休捐8208万，自己穿补丁棉裤挤公交，到底图的是啥呢？

河南农业大学有一位教授，在家穿着补丁棉裤，出门骑电动车、挤公交车。

2020年，他一下子捐给学校8208万元。旁人惊得说不出话，他却摆摆手，一脸平静地说：“我每月9000多块钱的退休费，根本花不完。”

这位教授叫王泽霖。一个普通教授，怎么能攒下这么多钱？他又为什么要把钱全捐出去？这个故事，值得从头说起。

王泽霖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时候的苏州还没有解放，物资匮乏，社会动荡，上学读书对普通人家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

他的父亲早早就失业了，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他父亲在极其艰难的岁月里，始终坚守着责任和担当，反复叮嘱孩子们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对王泽霖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姐夫赵福仁。

赵福仁14岁就参加红军，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是一位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军人。

姐夫身上那种不怕吃苦、甘于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年幼的王泽霖。从那时候起，他就下定决心，长大后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967年，王泽霖从北京农业大学兽医专业毕业。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他考取了南京农业大学传染病专业硕士研究生。拿到学位后，他先后在山西农大任教，1984年调入河南农业大学，从此扎根中原大地，一干就是一辈子。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来，规模化养殖业迅速兴起。养鸡的人多了，鸡瘟也跟着来了。新城疫、禽流感、法氏囊病，这些病一旦暴发，一夜之间能让一个村子的鸡全死光。养殖户急得直跺脚，却束手无策。

那时候，国内没有自己的疫苗，只能高价从国外进口，价格贵，供应还不稳定。王泽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他到河南农大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骑着自行车跑遍了郑州和周边县市几乎所有的养殖场，一家一家了解情况，推广科学防治方法。

但光靠诊疗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得有自己的疫苗。

可搞科研需要钱，学校经费紧张，仪器设备落后，怎么办？王泽霖不等不靠，走出了一条别人没走过的路——和企业合作。

他把科研成果的技术转让给企业，拿到转让费再投回科研，用科研成果促进生产，再用生产收益支持科研。

1985年到1995年这十年间，他几乎过着“24小时连轴转”的日子。

白天上课，下课就赶到门诊给乡亲们诊治病鸡。周末骑一个多小时自行车去养殖户家里，还得抽空培训技术员、带研究生。尽管每次诊疗只收几块甚至几毛钱，但就是这样一分一分地攒，他硬是积累了400多万元。

有了钱，他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给学校盖了两座实验楼，购买了当时省内高校最先进的高速离心机、超速离心机、冻干机等科研设备。他一手创办的禽病研究所，也直接捐给了所在的学院。

35年来，王泽霖没有向国家申请过一分钱科研经费，却先后拿下了3项发明专利和12个新兽药证书，创立了浓缩灭活联苗研发平台，彻底打破了国外在禽病防疫上的技术垄断，被人称为“给中国鸡宝宝撑起了国产保护伞”。

2005年，他带领团队研发的5种新兽药一次性获得技术转让经费500万元，在校内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而这500万，他拿出230万给禽病研究所建实验室，又凑了100万捐给中国畜牧兽医学会设立创新基金，鼓励青年科学家投身禽病防疫事业。

他的科研成果先后在全国20多家大型生物制品厂规模化生产，成果转化率达到了100%，近十年来，平均每年为养殖业增加100多亿元产值。

按说挣了这么多钱，日子该过得很滋润吧？恰恰相反。王泽霖的生活，简朴得让人不敢相信。

他至今住在几十年前建成的旧家属楼里，没有电梯。上下楼就靠两条腿。有人劝他换个房子，他说爬楼梯可以锻炼身体，没什么不方便的。

出门能步行就不骑车，能骑车就不坐公交，能坐公交车就绝不打出租车。

80岁的时候，他往返新老校区15公里，不坐班车，骑着小电瓶车来回跑。他还乐呵呵地说，这样不仅可以省下钱，还能看看路上的风景。

衣服来来回回就那几件，棉裤甚至打着补丁，一穿就是很多年。妻子回忆，当年结婚没几天，就发现王泽霖穿的棉裤上居然“打着十几个补丁”。

有一次他应邀到全国禽病大会上作报告，穿的是两个袖子磨破边的秋衣，领子也松松垮垮的。

同事和学生看不过去，想给他买身新衣服，他摆摆手，笑眯眯地说：“有的，有的，会换的。”下次来，还是那件旧秋衣。

在外出差住宿吃饭，几十块钱他都要跟人较真。学校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去探望他时，发现他因为患有糖尿病等疾病消瘦了不少，但精神很好，非常乐观。

王泽霖说自己的生活很好，每个月有9000多元退休金，爱人也有5000多元，几个孩子都已自立，这笔钱对老两口来说花不完。

2020年年初，王泽霖找到学校领导，说要把毕生科研转化结余的8208万元全部捐给学校。这笔钱在2019年就已经转到了学校账上，他从来没对外宣扬过。

消息传开后，媒体蜂拥而至。面对记者，王泽霖说得很朴实：“我的成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的。我已经老了，但是科研事业一定得后继有人。这些钱只有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才有价值。”

有网友问他为什么不留给孩子，他笑道：“我老了，花不了多少钱。孩子们有自己的事业，也都支持我们的选择。”

这笔钱用来建设高水平的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也就是P3实验室。此前河南农大只有生物安全防护二级实验室，没有资格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不能再从事畜禽病毒与疫苗的研究，这成了王泽霖的一块心病。

他的捐款，直接推动了P3实验室的获批建设。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张改平评价他：“对国家‘慷慨’，对自己‘抠门’。”

捐款对王泽霖来说，不是一时冲动。

2008年汶川地震，他出差回来径直赶到学校，把身上仅有的2000元现金全部捐了出来，回到家又和妻子筹措了20万元，这是当年河南高校个人最大的一笔捐款。

2022年，80岁的王泽霖又一次把个人获得的河南省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3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了学校，用于支持青年人才科研创业。学校用这笔钱设立了“王泽霖奖励基金”，2025年首次颁奖，6名师生共获得21万元奖金。

颁奖典礼上，王泽霖对青年教师和学生说：“希望有更多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继续沿着为生产服务与生产相结合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为国家和学校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有人问他，操劳一生却不留分毫，到底值不值得？他只是会心一笑。

其实王泽霖自己早就说过答案。他在赚到人生第一个400万元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捐给了学校。

他家里的书柜中，几个普普通通的旧布袋里装满了他多年来获得的证书奖章，旁人称赞他科研成就大，他总说做得不够，只道“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公益是我最大的满足”。

他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每当看到国家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总感到无比喜悦和欢畅。”

这就是王泽霖。一个穿补丁棉裤的教授，一个骑电动车往返15公里的老人，一个把近亿元全部捐给学校的平凡人。

他用一辈子的行动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