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脱裤查痛经引争议：如何平衡防作弊与隐私？

9月17日，同济大学嘉定校区被曝有女生因痛经请假却被要求脱裤检查以证明经期真实性，舆论哗然。校医院的回应是“必要时会做相关妇科检查，判断是否处于经期以及是否存在其他妇科疾病”。

女生痛经不适扶靠墙面的资料画面

这件事的核心矛盾，不在防作弊该不该，而在于用一种明显过界的手段去解决一个不该这么解决的管理问题。从管理、医学、法律和已有实践这四个角度拆开看，会发现答案其实很清晰。

不妨先承认一个事实：确实存在学生滥用痛经理由请假的情况。去年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发生几乎一模一样的争议后，负责处理的老师坦言，此前有女生一个月开了四五次痛经假条，学校才设定了核验流程。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发布相关情况通报

同济校医院工作人员对媒体的回应也提到，需要询问既往妇科病史、是否有性生活，目的是“排除其他妇科疾病”。

防作弊的动机本身没有恶意。但问题出在手段的选择上——当“核验是否处于经期”被设为开具假条的前置条件，操作就从“诊疗”滑向了“防伪”。校医院接电人员说“必要时会做相关妇科检查，判断是否处于经期”，这不是在治病，是在验身。

管理者得明白，你手里拿的是一个出勤登记工具，不是一个动用侵入性手段的权力。

从医学角度看，这套操作几乎完全颠倒流程。占痛经群体90%以上的原发性痛经，诊断依靠的是详尽的病史采集——疼痛和月经周期的对应关系、疼痛持续时长、伴随症状——这些问诊就能获取，不需要强制开展侵入性妇科检查。

2025年更新的加拿大妇产科学会指南甚至建议，对没有性生活史、症状和病史都典型的患者，可以先不做体格检查，直接用药止痛。

真正需要妇科专科检查的，是那些出现痛经进行性加重、伴随发热或异常出血、常规止痛药效果显著下降等明显急症指征的继发性痛经患者。而一个普通大学生只是因为经期小腹坠痛想回宿舍躺两小时，离这个标准差得太远。

用一个不该用的手段处理一个不该处理的问题，方向从一开始就偏了。

痛经假本身在法律上是模糊地带。1993年的《女职工保健工作规定》只覆盖在岗女职工，高校学生不在其保护范围内。这意味着同济大学等高校的学生痛经请假，属于学校自主管理事项，校方有权设定自己的审核流程。

但有权定规矩，不代表规矩可以随便定。校医院实施的妇科检查属于法定医疗侵入性操作，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卫健委的知情同意规范——医生需向患者说明检查必要性、替代方案和风险，取得明确同意后才能实施。

可现实是，学生如果拒绝检查就拿不到假条，这样的“同意”完全不是自愿的，属于变相强制。

更要命的是，“判断是否处于经期”本身缺乏医学必要性。在没有异常体征和急症表现的前提下去查，目的不是诊疗，是管理。这就把医生的身份从“看病的人”变成了“核验真假的守门人”。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医疗卫生人员应当尊重患者人格尊严、保护患者隐私。把学生预设为不诚信者，并以此为名触碰身体私密部位，本身已经在踩法律红线。

这道题并非无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已经在请假系统新增“生理假”选项，3天以内无需任何证明材料，只需学生自主申报、辅导员线上审批即可生效，系统后台自动记录请假频次，通过数据异常来筛查滥用。浙大城市学院也采用了类似的信任制模式。

高校请假系统显示生理假可选的界面

湖南部分高校如湘潭理工学院，多数辅导员仅凭学生口头说明就会批假。

这套逻辑其实很简单：把“防作弊”从一次性的身体验证，拆成持续的数据跟踪。按月盯请假频次，如果后台发现某学生当月申请远超正常生理周期的次数，再针对性核查。信任不是不做风控，而是把风控放在后端，不拿“先验身”当成获取信任的入场券。

从这四个维度往回看，兼顾防造假和保护女生隐私的最直接动作，就是彻底把

开具假条的管理流程和侵入性妇科检查解绑

。校内推行线上自主申报痛经假加后台频次自动风控的模式，把绝大多数正常的请假需求交给信任机制消化，把异常高频假留给事后排查。

防作弊可以理解，前提是不能让身体暴露变成一张假条的“门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