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3年哥伦布带回的不只是黄金，还有水手裤裆流着黄绿脓液的脏病

1493年3月15日，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海风裹着咸腥味吹来，岸上的人远远看见三艘帆船缓缓靠岸。船帆破了几个大口子，船身伤痕累累，像是从地狱里爬回来的。

人们还来不及欢呼英雄归来，先闻到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恶臭。那气味从船员们的腹股沟、腋下、裤裆里钻出来，混着海盐、汗水和腐烂的肉味，熏得搬运工直往后退。

几个水手被人搀下船，他们走路的姿势古怪，双腿岔开，像夹着什么东西。有人撩开衣服想透透气，周围人吓得倒吸一口凉气，从腹股沟到腋下，大片脓疱正在溃烂，黄绿色的脓液浸透了粗麻布衣衫，结痂的地方裂开，露出底下鲜红的肉。

当地医生被叫来，只看了一眼，便摇头：“从未见过。”

有人低声说是“印第安疮”，有人咬定是“天谴”。

但没人知道，这三艘船带回的，究竟是什么。

更没人知道，这场看似局部的怪病，将从巴塞罗那的海风开始，短短几年间席卷整个欧洲，在此后四百五十年里，成为王室、贵族、军队、艺术家和无数普通人最难以启齿的噩梦。

时间倒回两年前。

1492年，热那亚航海家哥伦布带着约120名船员，乘三艘船向西驶向未知的地平线。船上的水手来自西班牙各地，很多人刚经历过长达七百年的收复失地运动。他们搜捕异教徒、折磨俘虏、凌辱之后绑在桩上烧死，战士文化早已渗进西班牙征服者的骨头里。

1493年9月，哥伦布第二次航行时开始生病。1494年4月初，他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伊莎贝拉村断断续续发烧。同年9月再度发烧，哥伦布的儿子费南多后来描述：“经过圣胡安时，他病得很严重，发高烧并且感觉困倦，失去视力、记忆以及其他知觉。”

精神错乱持续了数周。

他“不省人事地躺着，精神恍惚，什么都不记得，视线逐渐模糊，精力逐渐消失，直到舰队进入伊莎贝拉港”。此后又病了五个月，无法自己进食或照顾自己，有三十三天无法入睡，身体虚弱得要死。

1495年3月，哥伦布身体有所复原，便召集两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二十位骑兵与猛犬，开始大屠杀。往后十年，西班牙人就遵循这个模式。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到处可见绞刑架上挂着的尸体。

与此同时，他的船员病得很严重，都想回家。根据船医迪雅戈·昌卡的统计，三分之一的人生病。1496年6月船队返航时，又有三十到四十个人病倒。哥伦布自己也被抬上岸，躺了五个月，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他带回了玉米、烟草，也带回了那种让人从骨头痛到皮肤的怪病。西班牙医生迪亚斯后来断言1493年是“梅毒元年”，并表示“此病原生之地，来自那座现称埃斯帕诺拉的岛屿”。

哥伦布把它带了回来，连同美洲其他新奇事物的样本。

英雄凯旋的荣耀，很快被裤裆里的溃烂取代。

1494年，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为声张自己对那不勒斯王位的权利，集结约五万人的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意大利。

这场战役本身没什么像样的战斗，反而是这支军队一路烧杀淫掠。那不勒斯人坚壁清野，向城中退却。查理的大军攻进那不勒斯城。城内的妓女和妇女被赶出城，遭到法国士兵强奸。

法军士兵迅速感染并传播梅毒，那不勒斯成了梅毒流动的场所。

费尔南多在日记中称之为“法国人病”。

法王查理八世本人很可能也染上了这种病，备受折磨，二十八岁就死了。瘟疫迫使法军在1495年撤退。查理八世在1495年11月回到里昂，解散了这支来自各国的人马。

而这些士兵的血液里，带着几十亿螺旋体各自四散。或解甲归田，或加入别处的战争。

及至1495年夏，梅毒已在日耳曼地区出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在沃尔姆斯发出敕令，称它为“邪恶痘疮”，归罪于亵渎上帝。同一年，瑞士与法兰西人都抱着恐怖心情记录它的到来。最迟不过1496年，梅毒抵达了荷兰、英格兰。同年希腊也知道它了，1499年轮到了匈牙利与俄国。

及至世纪之交，从伦敦一直到莫斯科，大量欧洲人“为这个新来的法国痘疮所苦，悲惨、待援，臭不可闻，简直在地面腐烂……忍受着不可忍受的烂疮与灼痛折磨，手臂、肩膀、颈脖、腿胫，全都剧痛不堪，因为骨头与肉都分离了”。

全欧洲都在一场性病疫病的魔掌紧箍之下。

每个新被感染的国家都“恰当”地以邻国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疾病，企图把不光彩的来源甩锅给他人。

法国人叫它“那不勒斯病”。

那不勒斯人称之为“威尼斯病”，但更流行的叫法是“高卢病”，因为高卢是法兰西的古称。

意大利人回敬以“法国疮”。

德国人和波兰人叫它“高卢病”或“法国病”。

英国人称它为“法国痘”或“法国病”。

荷兰人命名为“西班牙病”。

俄国人说这是“波兰病”。

波兰人又说是“德国人的病”。

印度人叫它“葡萄牙病”。

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叫它“基督徒病”。

大溪地人则称为“英国人病”。

日本人叫它“唐疮”。

中国人比较客观，根据发病后全身出现杨梅似的疮疡，称之为“梅毒”。

直到1530年，意大利医学家兼诗人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写了一首题为《Syphilis sive morbus gallicus》的诗作，这种病才被统一称为“Syphilis”。诗中讲述了一个名叫Syphilus的牧羊人因冒犯阿波罗神而被降下这种疾病的惩罚。从此，一个牧羊人的名字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疾病代号。

讽刺的是，在那个没有国际共识的年代，“都是别的国家起源的”成了欧洲各国心照不宣的默契。每个国家都急于证明自己是受害者，而邻国才是罪魁祸首。

疾病传播得越快，甩锅的声浪就越高。

16世纪的欧洲，梅毒在宫廷中蔓延的速度让人咋舌。贵族们的社交生活充满了公开的性放纵与隐秘的情感纠葛，成为梅毒传播的温床。

法国瓦罗亚王朝和英国的都铎王朝都因梅毒而绝嗣。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常被传言患有梅毒，他的腿部长年溃疡。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确实接受了梅毒治疗。西班牙国王查尔斯二世也是著名的疑似患者。

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为了掩盖自己光秃的头顶，长年佩戴假发。据记载他十七岁时就得了梅毒，导致头顶斑片状脱发和全身开放性溃疡，不得不戴假发来掩盖发际线。

这个习惯在其继承人路易十四身上发扬光大。

据记载路易十四十六岁时患上梅毒，很早就开始脱发。“太阳王”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尤其注重仪式和威仪，他从不以真发示人，永远戴着曲卷的长假发，认为这样能让他拥有如同狮子一般的英气。

1643年到1715年路易十四统治期间，假发一直备受热衷。大臣们为了迎合路易十四的喜好，纷纷佩戴假发。于是，假发从一种可耻的必需品变成了上流社会的象征。

为了挽救形象，路易十四雇佣了四十八名制作人员给自己做假发。在短短几年间，朝臣和贵族们都开始戴假发。男人们努力将尽可能多的头发堆在头上，一些最精致的假发甚至包括十个不同的人的头发。

正常的假发在伦敦要花费大约二十五先令，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周的工资。

到了18世纪下半叶，假发不仅适合男性，也很受女性欢迎。女士们还喜欢发粉，滑石粉、淀粉、米粉甚至石膏制成，带着各种香味撒在头发上。

这些粉末假发流行了两个世纪，部分原因正是梅毒的爆发，因为它的症状包括秃头和头疮出血，粉末不仅在视觉上掩盖了疾病，还有助于掩盖疮产生的难闻气味。

粉底也源于同样的逻辑。欧洲贵族们开始在脸上涂抹厚厚的白粉，最初也是为了遮盖梅毒导致的皮肤溃烂和疤痕。

现代人熟知的欧洲贵族妆容，白色面孔、红色腮红、夸张假发，其源头竟是一场肆虐了几个世纪的性病。

梅毒不仅是平民的噩梦，也是天才的诅咒。在特效药出现之前，欧洲一大批艺术家、作家、哲学家的病历中，都留下了梅毒的痕迹。

作曲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的耳聋长期以来被怀疑与梅毒有关。先天性梅毒患者约有20%到30%会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发生单侧性听力缺损，贝多芬正好在这个年龄段发生了左侧听力减弱，最后发展到双侧。贝多芬也确实经常嫖妓，医生曾给他开过的药方中也查到了相关记录。

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精神崩溃同样被归因于梅毒。1865年他在科隆一家妓院感染了梅毒。1889年1月3日，在意大利都灵的广场上，尼采神志不清地抱住一匹被马夫鞭打的马的脖子，从此开始发疯。房东大卫·费诺发现这位哲学家躺在广场上。到了1895年梅毒四期，尼采开始瘫痪。他的朋友奥弗贝克回忆最后一次探望时，见到尼采从兴奋变得低迷，半蹲在角落，只希望不受打扰。

画家文森特·梵高在1882年于海牙被诊断患有淋病，1885年在安特卫普被诊断出梅毒。1888年，梵高在法国南部小城阿尔与画家高更共用一个名叫拉舍尔的妓女。随后发生了著名的割耳事件，梵高割下自己的耳朵送给了拉舍尔。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怀疑梵高在生命后期表现出的精神分裂、躁狂症等是受到了梅毒三期的影响，病毒已侵入他的神经中枢。

哥伦布、尼采、贝多芬、舒伯特、舒曼、波德莱尔、福楼拜、莫泊桑、王尔德、乔伊斯、林肯、希特勒……这份名单长得令人震惊。

梅毒带给贝多芬的是耳聋，带给尼采的是疯狂，带给梵高的是自杀。

天才与疯狂之间那条模糊的界线，在梅毒的催化下变得愈发模糊。那些创造了人类文明巅峰作品的大脑，有多少是在螺旋体的侵蚀下，在痛苦与幻觉中燃烧出最后的光芒？

恐怖疗法：水银熏蒸、火炉烤汗，病人宁愿自杀。

在青霉素出现之前的四百多年里，欧洲人用各种疯狂的方法对抗梅毒——其荒谬程度不亚于疾病本身。

16世纪最受欢迎的梅毒“特效药”有两个：水银和愈疮木。

理发师和江湖郎中以两种方式使用汞。他们将汞与肥猪肉、黄油、醋、没药、松脂、硫磺混合后涂抹在患者露出骨头的伤处。另外一些江湖郎中则宣称有祖传秘方：将活的青蛙、小鸡血、蛇的毒液甚至人肉的混合物涂抹在感染处。

1496年，意大利医生开始用水银治疗梅毒。1497年，Jean di Vigo等人推荐使用汞，从此汞疗法成为梅毒治疗永恒的主题。

实践证明只有汞的效果最好，汞的毒性使人分泌大量汗液。将软膏涂在患处后，理发师或江湖郎中用毛巾包住患者的伤处，然后让他们待在一个极热的桶或烤炉边大量出汗，相信只有大量分泌汗液才能治病。

但即使病人真的摆脱了梅毒，也肯定会死于汞中毒。一些专家要求病人每天分泌四品脱的汗液，其他专家则将汞治疗延长到四周。大多数病人不到一个月便死于心脏衰竭、脱水、窒息或汞中毒。其他病人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在火炉旁被烤上一个月，还一直闻着汞蒸汽。

那些经过完整治疗而活下来的人也都掉光了头发和牙齿，失去了全部红细胞，处于贫血状态，不能进食，常常很快死亡。

法国文学家、天主教神父弗朗索瓦·拉伯雷曾在16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描述那些通过汞治疗梅毒的病人外貌：“他们的脸亮得就像停尸间的钥匙板，他们的牙齿就像风琴的键盘……”

水银成了治疗梅毒的“标准方案”长达四个半世纪。汞剂可能口服，用注射器注入尿道，或制成油膏揉搓到皮肤上。这个治疗方法像疾病本身一样令人生畏。

直到17世纪，汞已成为欧洲治疗这种新瘟疫的标准治剂。

1905年，德国微生物学家谢文定和霍夫曼发现了梅毒的病原体——苍白螺旋体。这种病原体以人类为宿主，阳光、干燥、沸水、肥皂和普通消毒剂都能杀死它。它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播，也可通过血液或母婴传播。

病因终于被找到了，但治疗手段依然遥遥无期。

1928年9月初，苏格兰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外出度假时，把实验室里正在培养细菌的培养皿给忘了。

三周后他回到伦敦圣玛丽医院地下室的实验室时，发现培养皿中长出了一团霉菌，而霉菌周围的葡萄球菌全被杀死了。

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

但青霉素从发现到大规模应用又走过了漫长的十五年。直到1943年，青霉素才成为治疗梅毒的首选药物。过去被认为是致命的一些疾病。肺炎、梅毒、腹膜炎、破伤风，在青霉素面前终于迎刃而解。

弗莱明获得了194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从1493年哥伦布返航到1943年青霉素应用，人类与梅毒的战斗持续了整整四百五十年。

四百五十年间，数千万人感染，数百万人死亡，无数家庭破碎，无数天才在痛苦中燃烧殆尽。

1493年3月15日，巴塞罗那港的海风依然在吹。

那些从三艘帆船上走下来的水手，带着他们身上溃烂的脓疱和发臭的伤口，走进了西班牙的街道、酒馆和妓院。他们不知道自己带回了什么，就像四百年后弗莱明不知道自己在培养皿中发现了什么。

瘟疫从一个港口蔓延到另一个港口，从一座宫廷蔓延到另一座宫廷，从一场战争蔓延到另一场战争，从一个身体蔓延到另一个身体。

假发戴上了，粉末撒上了，但溃烂还在继续。

水银熏蒸了，汗液流干了，但螺旋体还在血液中游走。

天才们创作了不朽的作品，但他们的骨头里，螺旋体也在无声地繁殖。

直到1943年，那个在伦敦地下室里偶然长出的霉菌，才终于让这场持续了四百五十年的生存游戏看到了尽头。

但那些糜烂生活留下的痕迹，绝嗣的王室、崩溃的天才、腐烂的平民、被汞毒死的患者，已经永远刻在了欧洲历史的皮肤上，像杨梅似的疮疡，消不掉，也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