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一件事让我很难接受，六十二岁父亲跳广场舞的时候，同时跟三位女舞伴交往，这几位女士各自心里都有着不一样的打算

我蹲在小区花坛边上系鞋带，头一抬，看见我爸正搂着一个穿枣红毛衣的女人转圈。他右手搭在人家后腰上，搭得挺实在，大拇指扣着人家皮带环。旁边音箱放着《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那调子我熟，我妈手机彩铃就是这个。我鞋带没系完，站起来了。不是愤怒，是胃里什么东西翻了一下，顶到嗓子眼。

那是上周三晚上七点半。华联超市门口的小广场，二十来号人，平均年龄五十五往上。我爸六十二，白头发染得黢黑，穿我儿子淘汰的黑色运动裤，裤脚收在棉鞋里。他跳得比谁都欢实。

那个枣红毛衣的女人我有印象。住隔壁单元六楼，姓周，退休前在百货大楼卖布料，老伴走了五年。她看我爸的眼神像看自己家新买的电饭煲——踏实，好用，往后一日三餐都指着他了。

我站了二十分钟。期间我爸换了两个舞伴。第二个穿灰呢子大衣，头发盘得利索，脖子上系条小方巾。他跟她跳的时候比刚才动作幅度小，头挨得近，说了一句话，那女的笑得往他胳膊上拍了一把。第三个穿黑色皮裤，围巾绕两圈，个子瘦高，舞步不熟，我爸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教。

我心里那口翻上来的东西，又压回去了。换成一阵发虚，像蹲久了猛地起身，眼前有黑点子。

我今年三十九，在区图书馆做采编。每天早晨七点十分出门，晚上六点半到家。老婆在社区医院打针，孩子初二。我跟我妈住一个小区，隔着四栋楼。我爸三年前从公交公司办的内退，我妈去年去的上海，帮我舅舅照看新开的早点铺。家里就我爸一个人。

我妈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你爸这人，一辈子没长大。我当时没接话，以为她说的是另外的事——譬如他老买彩票，譬如他非要把阳台改成鱼池。

现在我才知道她话里有话。但也许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是直觉。

我不是没听说过广场舞圈子乱。同事小韩说过，她公爹在公园跳交谊舞，跟一个舞伴走了心，老太太天天到家门口坐着要说法。我听的时候跟着叹了两口气，觉得那是别人家的荒唐事，离我中间隔着好几条河。

直到我看见我爸的手扣在别人皮带环上。那条河没了。

我没上去叫他。我顺着超市东侧的小路绕回了家。手里还提着给我爸买的熟食——半只老鹅，他爱吃的。塑料袋勒得手指一道红印。路上我想，这半只鹅怎么办，给他送去还是扔了。后来我放在自家冰箱里，跟我老婆说买多了。

那天夜里我醒了两回。第一回是十二点四十，厕所灯没关。第二回是三点十五，楼上有人拉椅子。我翻了个身，脑子里全是那三个女的。周阿姨，灰呢子大衣，黑皮裤。我把她们起成了代号。枣红、灰呢、皮裤。

我爸跟她们分别到了哪一步。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坐起来了。不是想知道细节，是控制不住。像舌头舔一颗坏牙，明知道酸。

第二天早上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问他中午在不在家，我去坐坐。他说在，刚买完菜，中午给我做炸带鱼。他声音里带着一点轻快，那种只有跳舞的人才会有的轻快。我挂了电话，在阳台上抽了半根烟。我不怎么抽烟，抽屉里那半包还是过年时候剩的，烟丝潮了，吸着费劲，一股子霉味。

去的时候我带了两瓶二锅头。我寻思着喝点，有些话好开口。我爸看见酒挺高兴，又炒了个花生米。我爷俩坐在客厅茶几边，电视开着，声音不大，播的是《养生堂》。

我问他，最近还天天去跳舞。他说，不下雨就去，锻炼身体。我嚼着带鱼，嚼得特别慢，刺一根根往外剔。我想说，你教那个瘦高个阿姨跳快三时候，手一直没松过。话到嘴边变成，妈打电话没有。他说，打了，昨天打的，问鱼池换水没有。

我又问，跳舞就跳舞，别跟人走太近。我爸抬头看我一眼，手里筷子停了一秒，然后接着夹菜。他说，你懂什么。

这四个字把我堵死了。我懂什么。我三十九，结婚十四年，日子过得像一张旧报纸，字都认识，就是没人再看一遍。我凭什么去说他。

那天酒没喝多少。一瓶都没开。我走时候把两瓶酒留茶几上了，说你留着。我爸嗯了一声，没起身送我。我走到门口，看见鞋柜旁边多了一双女式布鞋，深蓝色，千层底，不像我妈的。我盯了一眼，没问。

回去路上我在小区门口的快递柜前站了一会儿，风从北边刮过来，耳朵生疼。我想起十岁那年，我爸骑二八大杠带我去北湖看灯会，回来的时候下雪，他把我裹在军大衣里，自己只穿件毛衣。到家手脚冻得通红。我妈骂他，他嘿嘿笑。

那个男人跟那个扣别人皮带环的男人，是同一个人吗。

过了几天，我接孩子放学，碰见周阿姨。她冲我点头，说，你是老王的儿子吧。我说是。她说，你爸人真好，上次我家里水龙头坏了，一个电话他就过来了。我笑了笑，嘴角的肌肉没跟上，可能笑得挺僵硬。她没在意，转身进了单元门。

看着她枣红色的后背，我心里忽然生出一个念头：她知道那两位的存在吗。

还是说，她以为自己才是唯一。

这个念头让我后半夜又睡不着了。不是为我爸，是为那三位女士。她们各自心里有什么打算？周阿姨孤身一人，想找个伴，图个照应。灰呢大衣那位，听口音是南方人，老伴在不在不清楚，但看着条件不差，皮鞋锃亮。黑皮裤那位，我后来打听到，是附近银行退休的，离异，干部身份，说话有股子拿捏的腔调。

三个人，三种心思。有人要陪伴，有人要踏实，有人可能只想跳舞时有人带。但我爸呢，他在想什么。

我老婆说我，你们男的到老都一样，就图个新鲜。我说你讲的是我。她低头看手机，没接话。我脑子里那根弦又不合时宜地拨了一下——我跟我爸，到底有多像。

我不知道。

我妈去上海前，收拾了两个大箱子。有一个箱子里装着她跳舞时穿的鞋，也是千层底，红色。她在我爸不知道的地方也跳舞，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到十一点，街道活动中心。她说那叫民族舞，比广场舞高级。我说屁，都一个样。她拿眼睛白我。

现在那两双红布鞋还在上海。我妈在那边是凌晨三四点起来和面，忙得脚不沾地。晚上十一点收工，给我舅舅家小二检查作业。她没工夫惦记家里这个老汉。

如果她知道我爸在家带着三个舞伴轮流转，她会在上海打个电话回来吵，还是把电话挂了继续擀包子皮？

我想不通。但我不希望她知道。不是包庇我爸，是舍不得她那个忙到没时间伤心的状态。人一旦停下来，人就会想很多。她现在过得像陀螺，抽一鞭子转一阵，转得再晕也顾不上疼。

我见过她去年夏天坐阳台上发呆的样子。一坐就是一下午，面前晾衣杆上挂着五件T恤，干了也没收。我问她想什么呢。她说，想跳民族舞那些姐妹。我说你想跳就回来。她摇摇头，说，你舅这摊子缺人手。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人老了，不是没追求。是追求被生活挤到一个很小的角落，连自己都找不到。

我爸大概不想再等那个角落了。

可这不能成为他同时跟三个人交往的理由。

我试着把这话说给他听。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在他家里堵到他。他刚洗完澡，头发湿漉漉的，露出白色发根，后脑勺那块基本全白。我坐在沙发上，把手机往茶几上一扔。

我说，我都看见了。

我爸用毛巾擦着头发，没停。他说，看见什么。

我说，小广场上，三个。

他沉默。毛巾盖在脸上，我看不见他表情。过了好一会儿，他把毛巾拿下来，叠了两下，搭在椅背上。坐我对面，拿起茶杯喝一口，没放茶叶，白开水。

他说，你想说什么。

我说，你这样容易出事。

他问，出什么事。

我一时答不上来。出什么事。婚外情？我妈会回来闹？周阿姨会去单位找我？还是黑皮裤的儿子找上门？都出不了。都是退休老人，没有单位管，没有领导找，连邻居都懒得嚼舌根，关起门来各家过各家。

可就是哪儿不对。像一碗白米饭里埋着一小粒沙子，看不见，吃得到。牙碜。

我说，你在玩火。

我爸笑了一下，笑容很短。他说，你爹六十多了，还能玩几年。

这句话像一记耳光，虚虚地扇过来。我不是愤怒，我是被他说中了什么。他六十多了，还能玩几年。我妈五十九，还能擀几年包子皮。我呢，三十九，还能熬几年。好像人这一辈子，都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抢时间。

我说，那也不能这么干。

他放下茶杯，说，我跟你妈的事，你别掺和。我心里冷笑，谁想掺和。可我又没走。我坐在那儿，像个来谈心的儿子，其实不过是想从他嘴里要一句保证。保证不会出事。

可他要真给了，我信吗。

第二个星期，我在单位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个男人，自报家门，姓刘，黑皮裤的前夫。他上来就问我是不是王师傅的儿子。我说是。他说，麻烦你转告你父亲，离我前妻远一点。我还没说话，电话挂了。

我盯着办公桌看了很久。桌角放着一盆绿萝，叶子黄了两片，我一直没空修整。我意识到，事情已经从我看见的场面，变成了别人找到我的局面。我成了我爸的风流账里一个被通知的人。

下了班我没回家，直接去了广场。我爸没在。周阿姨在，跳着一支慢三，舞伴是个矮胖老头，动作像推磨。我站在路灯下，等。灰呢大衣来了，也跳着，跟另一个老头。黑皮裤没来。

我忽然觉得，这个广场像个巨大的蜂巢，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那一格。谁离得近，谁就互相暖一暖。散场了，各自飞。

我在回家路上给我爸发了条信息：刘先生打电话给我了。他回：知道了。

再没说别的。

我老婆终于察觉我情绪不对。晚上十一点，孩子在屋里写作业，她把我叫到厨房，问我这两天拉着脸，给谁看。我没说话，从冰箱里拿出那半只老鹅，撕了一块。她拿手挡住我，说，凉，热热再吃。

我叫了一声她的名字。她很轻地应了一声。

我说，爸跟三个人好着。

她听了，没吃惊，只是把煤气灶打开，锅里倒油。等油热了，她把鹅块倒进去，噼啪响。她背对着我，说，你才知道？

我脑子嗡一下。

她接着说，小区里早就传开了。我怕你上火，没告诉你。

原来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的肩膀随着炒菜动作轻轻耸动。油溅到她手腕上，她吸了一口气，继续翻。

那晚鹅肉热得发硬，我嚼着，舌头上一股腥气。

事情往后，我渐渐不再刻意去广场了。有时候下班绕路，能看见他们跳舞的身影在霓虹灯下一遍遍转。我爸还是那样，换舞伴，换动作，脸上的笑跟着乐曲明暗一闪一闪。我经过，步子不快不慢，像每一个路过的陌生人。只是喉咙里总堵着一口痰，吐不出来，咽不下去。

我试图理解他。不是原谅，是理解。年轻时他当兵，后来开公交，一天八个小时，手把方向盘，眼睛看路。退休了，我妈去了外地，家里安静得能听见冰箱嗡鸣。他去跳舞，不为别的，就为着人群里那点热闹。热闹里有女人的手，有汗味，有旋转时耳边擦过的风。

这些，我老婆也给不了我妈。我忽然觉得他可怜。不是被三个女人盯上的那种可怜。是更深的那种，是明知道自己手里抓着三把空稻草，还不敢松手。

一旦松手，就是一张空床，一部手机，和厨房里堆着三天没洗的碗。

这个念头冒出来，我才发现眼角发烫。操。我在心里骂了一句，不知道骂谁。

我妈月底发来视频。她在上海的小出租屋里，刚洗完澡，头发包着格子毛巾。她说，等这边上了正轨，她就回来。还问我爸身体怎么样，鱼池的水按时换没有。我说，都挺好，鱼活着。

关掉视频，我站在阳台上，看对面楼一盏盏灯次第灭掉。我不知道“都挺好”这三个字还能替我撑多久。

我给我妈买了一张回程的票。还没告诉她。票日期是下个月十七号，到时候我给她打电话，就说家里有事，回不来也得回来。我知道这个谎撒得勉强，可有些事，只能当面才能说明白。不是非要撕破脸，是我妈应该站在这个阳台上，亲眼看一眼她丈夫在夜色里转圈的样子。

至于我。我今年三十九，有一个不愿道破秘密的父亲，和一个还蒙在鼓里的母亲。我夹在中间，像半只凉透了的老鹅，热一遍不对，冷着吃也下不去。

那张车票的电子凭证，攥在我手机里。我按灭屏幕，没再点亮。

夜风穿过小区，刮来极淡的音响声。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曲调一起，我脑海里又浮现那个画面——我爸的右手搭在枣红毛衣的后腰上，大拇指扣着皮带环，旁边路灯把他的脸切成明暗两半。

我站在阳台上，没有开灯。楼下，又一个拎着半只烤鸭的男人匆匆走过，朝我住的这栋楼拐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