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农场，一男的嗑瓜子，女工上前讨要不成，一把伸进人家裤兜里

文/莫显国

1968年7月，我终于在新疆兵团四师团场的子女学校初中“毕业”了。此时，上面发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们这些已激情燃烧了多年的热血青年，心潮再次澎湃起来。

1969年2月14日，我和同学们打起背包，正风尘仆仆地下连队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那时十七岁多。我们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

我们虽然是在农场长大的，但对连队和贫下中农了解并不多，甚至是一无所知。

我们渴望走近他们。随着报纸和广播的不断报道，我们的心情一天天急迫起来。团场虽已批准我们参加工作，但校长谢国儒和老师们看着春节已临近，劝说大家过完春节再下去。可同学们急不可待:现在就下连，要和贫下中农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

2月14日这一天，我们一行八个同学坐着连队派来的马车，要到五连去了。

这一年，北疆各地遭遇特大雪灾，地面积雪很厚。马车在乌伊公路上行驶一段后，便拐入田间小道。穿过厚厚的雪墙，在清水河镇南面的五连已遥遥可见了。

我们的心跳开始加快了:那里一定会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贫下中农会手捧“宝书”,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

我们在报上看了很多这样的报道和宣传画，在新闻电影中看了很多这样的场面。我们也期待着...

然而，连队一片寂静。这里没有人群，没有红旗，没有锣鼓，没有标语，只有排排营房和白杨树静立在雪原上。

贫下中农们可能正缩在屋子里烤火做活吧。他们仿佛并不知道有几个热血青年已扑入他们的怀抱，他们对于执意要赶来和他们一起过“革命化”春节的学生娃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趣和积极的反应。

理想中的连队与我们想像和期望的有很大的差距。就拿住宿来说，一个女同学被轻松地安排到了女宿舍，而我们七个男同学却一下找不到地方安置。

好在春节到了，托儿所暂停，我们全都住了进去。刚过完节，孩子们要入托了，连里就把我们暂时安置到学校教室居住。没住几天，要开学了，连队又安排住新房子。

这房子是干打垒墙，上年秋季才突击完成的，墙壁还没粉刷。整个房子没有干透就上冻了，屋顶上结满了冰霜。

我们先把冰霜扫了，然后架起炉子，用玉米芯点着烘烤。融化的冰水从屋顶上冲下来，砸到火红的炉子上，“哧哧"作响，激起团团雾气;砸到地面上，钻出个个小洞。

七天七夜后，房子烘干了。但问题又来了。屋子长不过五米，宽不过四米，七个人怎么住?

这也难不倒我们。我们在干打垒的墙上一边掏出两个洞，放上两根横木，再铺上铺板，成了双层铺。

上面是通铺，睡四个;下面睡三个(一个单人床，一个双人床).中间还有一米的过道。住宿终于固定下来了。

但我们没高兴多久，春雨就来了。又随屋顶漏下来，弄得我们一晚没睡成觉。我们的热情在消减。

广阔天地也没有想像中那样美好。连队还没有通电，一到夜晚，漆黑一片。

用水也是个问题。一到冬季，引水渠结冰断流，职工用水，食堂做饭都用雪化水。那时职工起床很早，军号响起时，天还是黑的。

有天早晨，我用刷牙缸到篮球场灌上满满一缸雪，放到火炉上化烤。

在院子里刷牙时，总感觉水中有什么东西，可天黑黢黢的看不清。再拿到油灯下仔细一瞧，发现竟是一坨鸡粪。

然而，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天天吃死牛羊肉。大雪灾冻饿死牛羊无数，连队库房堆得满满的。吃肉已经成为一项任务，一直到开春后肉臭了还在吃..

条件差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只要能学到他们的优秀品质，这些困难算什么?

可谁能想到，现实生活中的贫下中农跟书本上、报刊上和银幕上的贫下中农完全是两码事。

首先贫下中农不够英俊潇洒。

指导员的背居然有些驼，连长的头顶居然有些秃，我们的副班长居然只有一只眼。

我们看过许多电影，那些解放军的连长、指导员和战士们个个腰扎皮带，多么精神抖擞、英姿勃发呀!

可我们要学习的贫下中农几乎找不到电影特别是样板戏中那样的形象，太让人“失望”了。

尤其是跳“忠”字舞的时候，大多七扭八拐，一点也不好看，跟舞台上演员们优美的舞姿简直不能比。

贫下中农也不好激动。连队估计开春后因大量积雪融化可能引发洪水，而我们连队处于丘陵之间的狭长低洼地带，很不安全。

为此，连队决定环绕营房一周修防洪坝。

春节过后，全连队职工以班为单位，摆开阵式干了起来。这是我们下连后正式劳动的开始。

面对三四十公分厚的冻土层，我们抡起十字镐，想三下五除二式地挖开它。但冻土也欺负人，一镐下去，冰渣四溅，只留一个白印，根本不理睬我们。

老职工却不紧不慢，一下一下地，靠镐头的钻劲和震动力，把冻土一块块挖下来。我们干一天后，劳动热情会大减，第二天早晨便不想起床，推说有病请假，可老职工依然不紧不慢地干着，直到把防洪坝修起来。

春天来了，冰雪消融。雪水从果子沟出发，还伙同着芦草沟和清水河的雪水一路狂奔而来。

连长指导员在大会上号召大家积极投入抗洪战斗，还问:“同志们，‘大国’来了怎么办?"

下面喊:“打!"

又问:“那洪水来了怎么办!”

下面有喊“抗”的，也有喊“堵”的，还有喊“跑”的。

连领导特地告诉大家，洪水来后，万一防洪大坝起不了作用，就往连队两边的小山坡上跑。

这个大会使我们激动起来了，有两个同学还慷慨激昂地写了决心书:誓与连队共存亡。

但那些贫下中农好像不知道什么叫激动，没一人写决心书，他们依然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活着。

有一天，连队组织到龙口堵洪水。四月的春风并不和煦，吹得人冷飕飕的。大伙站在渠边，眼看着浑浊的洪水从脚下冲走，很不甘心。

我们一个同学终于沉不住气了，奋不顾身地跳入洪水中，像电影中的英雄一样，要用自己的身体堵挡洪水。可贫下中农没有一个往水里跳。他们只是把同学拉上来，去找来树枝木桩，通过打桩夹枝堵住了洪水。

我总期盼看到贫下中农在危急关头那种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看到银幕上所塑造的那种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但终究没能如愿。

贫下中农“阶级阵线”也不够分明。当时，团场的史无前例还在进行当中，多数派控制着局面。但在五连，是少数派占优势。

我们几个同学属于多数派。被分到五连，好象是为了“掺砂子”。

临下连前，团里的多数派头头告诉我们,连里有个女职工是骨干，贫农出身，很泼辣、靠得住，你们要多同她联系。

到连后，晚上我们便去她家，大家围坐在煤油灯前听她用浓浓的山东音讲话，觉得有点像战争年代的游击队员围坐在老房东面前那样，感到很亲切。

那时连队青年人不太多。有几个男同学已二十来岁，长得很帅气，引女青年瞩目。

有个长得甜甜的女青年，晚上常来我们宿舍。她静静地坐在那里，美丽明亮的大眼睛在昏暗的油灯前光芒四射。

听着从团部来的同学们说话，她感到很新奇。女骨干就赶紧提醒我们，说那个女青年如何如何，似乎我们同她接触多了会被腐蚀。

我们便不再理会那个女青年。若干次后，女青年觉察出了我们的冷淡，便不来我们宿舍了。再后来悄然离开了连队，不知去向。

我们同职工接触多了，慢慢就忘记了自己是哪一派了。多数派职工原先对来“掺砂子”的我们可能也提防着，可后来看我们只不过是一些乳臭未干、天真无邪的毛孩子，也没有警惕了。

当然，我们时刻不忘自己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于那些家庭出身不好、被“专政”过的人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有个地主出身的大学生，满头银发，跟我一个班。我一边提醒自己，可不要被他腐蚀了，一边又很想看看“地主"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

结果发现，他不像黄世仁，也不像南霸天，模样不狰狞，说话也和气，而且跟大伙一样，说的话大多离不开油盐酱醋柴之类。

他成天跟职工们一起劳动，也会挖砍土曼、抡十字镐。小憩时，也卷莫合烟抽，还和大家一样撇甜苞谷杆啃。

哎呀，原来“地主”跟贫下中农没什么两样啊!这着实让我吃惊。

同时，我还发现，连队的贫下中农好像也忘记了自己的苦大仇深，他们同那些“地富反坏右”、“残渣余孽”以及“臭老九”之类也打得火热，根本不划什么界限。

而且后来也不管什么多数派少数派，成天混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

解放军老战士、国民党军队起义官兵、支边壮年、城市知青、“盲流”人员......不管家庭出身如何，不管来自哪里，不管参加工作早晚，一样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虽然吃着令人心烦的粗粮，穿着补了又补的衣裤，但大家成天乐哈哈的，好像不知道什么是累、什么是愁、什么是苦。连队开大会前要唱歌，人们会嚷嚷:“x班叫邱xx指挥”、“x班叫王xx指挥”、“x班叫张xx指挥”!

原来，这几个被刻意点名亮相的都是一只眼睛有残疾的班干部。不过，被点名的不觉羞辱自卑，点名者不是歧视伤害。全场一片笑声。

他们还喜欢给人起外号，连队职工几乎人人都有外号。这个中“瓢”，那个叫“汤”;这个叫“桥头”，那个叫“朝天”。每个外号的背后都有个有趣的故事，他们讲起来往往绘声绘色，常惹得我们捧腹。

比如，他们对汪保管就不叫老汪而称“老沉”。我最初以为是叫老陈，就觉得很奇怪:人家明明姓汪你们为什么偏喊老陈呢。

他们就笑。原来，职工们去领生产工具时往往有些急，汪保管总是操着湖北口音慢慢地轻声说，“别急别急，沉住气!沉住气!"

汪保管自己也确实沉得住气，不管人再多再急，他总是不紧不慢地、有条不紊地发着东西。人们就学着他的语气说“沉住气、沉住气!"

后来就喊他“沉住气”再后来干脆就喊他“老沉”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工作，你往往不由自主地融入其中。我吃完晚饭没事干，几次拿着吸满水的注射器朝正蹶着屁股烧火做饭的老职工脖子里射水，看到他们被凉水惊起的狼狈相(他们居然没生我的气)，觉得很开心。

发糕和臭牛肉吃腻了，到老王家要点面条，到老杜家要点饼子吃，觉得是改善生活。惟一的一套衣裤总破，到老景家用缝纫机补一补，或向卫生员要点胶布从里面粘一粘，觉得挺像列宁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当然，最让我惊奇的还是贫下中农的言行不雅。

团里考虑春天可能发洪水，就安排连队在冬天把库房的棉花全部拉运到团部加工厂去。

开春前那段时间，我们的任务就是天天在库房里装棉花，两人撑口袋，几人往袋子里填塞。

没想到男女职工一边装花一边说着在我们听来是不堪入耳的“脏话”，而且说着说着就动起手来，最后还滚到棉花堆里了......

我们刚出校门，哪见过这个阵式，也没想到贫下中农竟然如此“流氓”。

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是来学习“流氓"的!

有的就把问题反映到连领导那里了。连领导对知青的意见可重视了，马上把我们班长王同兴叫去“骂”了一番，班长回来又把职工们“骂”了一通。

第二天装棉花时，“流氓”语言和行为果然没有了，但却没有一个人说话了。

整个库房一片寂静，没有一点声息，也没有一点生气，只有棉絮和粉尘在飞舞、汗水在流淌。憋闷得很!

终于，没过多久，“流氓”语言和行为又渐渐开始了。

这可能就是“脱敏”吧，我们的反应不如第一次看见那样强烈了。久了，我们居然习惯了，也不烦感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扛着铁锨和坎土曼去地里干活。有个男职工边走边嗑瓜籽，一女职工向他索要。男的不给，还跑;女的便追，追上就伸手到裤兜里去掏。

两人恰巧已到防洪坝上。此时，男的突然紧紧抓住裤兜里女方的手，故意弯腰大喊起来:“哎呀，我的蛋呀!我的蛋呀......”那阵，女人不恼，男人不羞，众人不烦，只有笑声在田野上荡漾。

再后来，我们看到过四个女人扯住男人的手脚“打夯”的、几个女人摁住一个男人灌乳汁的事。

这一切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男人的女人和女人的男人对此都没有异议，也没闹出什么“绯闻”和离婚之类的事来。我们逐渐意识到，这或许就是当时职工娱乐和游戏的一种方

式。

在五连，我只工作了九个月，就调到值班连去了。

就这九个月，贫下中农在我心目中不再神圣化，“地富反坏右”“残渣余孽”和“臭老九”在我心目中也不再妖魔化。他们都是兵团最基层的普普通通的职工。他们从五湖四海汇集到兵团这座大熔炉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用自己的肩膀担负起屯垦成边的历史使命。他们沉稳中有激情，缓慢中有坚韧，粗鲁中有情趣，嬉笑中有智慧。

而这正是他们的可爱、可敬、可亲之处!

这些年来，不少反映知青生活的文艺作品，大都把知青写得很悲惨。我不反对他们这样写。但我固执地从不愿对知青生活说半个“不"字。因为，有限的知青生活让我终生受益!

【编者后记】

一个满怀理想主义下乡的青年，发现贫下中农不够高大、不够激情、不够先进，指导员驼背，连长秃顶，副班长独眼，跳忠字舞七扭八拐。他期待的英雄没有出现，期待的热烈欢迎没有出现，期待中的“阶级分明”也没有出现。

可在这些落空之中，他也目睹了一些更真切的东西：农民不会往洪水里跳，但他们会打桩、夹枝、慢慢堵住水流；他们不写决心书，但会日复一日地挖开冻土，把防洪坝修起来；他们给汪保管起外号叫“老沉”，只是因为他在众人焦急时总会说一句“沉住气”。

那些他以为需要被纠正的粗俗言行，后来被他自己接纳为一种不受拘束的生命力。那些曾让他皱眉的场景，最终并未瓦解他对这段时光的珍视。

这种转变比任何“教育”都更深。它不是来自书本或标语，而是来自被冻土磨掉热情后依然干下去的坚持，来自亲眼看到“地主”也会卷莫合烟、啃甜苞谷杆，来自七个人在漏雨的房子里睡通铺、用雪水刷牙时发现一坨鸡粪，却依旧能把那晚的窘迫当作日后笑谈。

笑声是连队中最常见的货币，人们用它来交换油盐以外的必需品。那些笑声从来不曾被写进任何先进事迹报告里，却是那个少年在多年后仍然能够清晰记得的声音。

他不再试图寻找可供临摹的英雄模型，而是开始辨认那些粗糙外壳下依旧存在的人情与韧性。

那些属于他最初踏入社会时的记忆，也在日后不断提醒他：真实的生活不在宣传画里，而在那些七扭八拐的舞姿、冻土上的镐印、被雪水浸湿的床铺中。

而他后来所珍视的，正是那种能够从琐碎中看见完整、从混乱中辨认秩序的能力。

那种能力不是被教会的，而是在九个月里，经由那些不完美的人、不完美的日子，慢慢长进他身体里的。

正是这种能力，使他后来不愿对那段生活说半个“不”字。那不是出于美化或遗忘，而是因为他已经无法否定那些塑造了他的人与事。

而他感到幸运的，不是那段经历本身有多好，而是它曾使他置身于一个尚能容纳多种活法的世界里，那个世界里的人不必符合任何模板，却依然值得与之共度一整个春天。